第一講 概說《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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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bull孔子世家》：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漢書&bull藝文志》： 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
《藝文志》下文還是受《史記》影響，還是經孔子的整理而成了三百零五篇，但孔子自己沒有提到，所以孔穎達[50]說：不然，不然，孔子不曾删詩。
孔穎達雲：“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
司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
”（《毛詩正義&bull詩譜序》）荀子、墨子亦嘗言“詩三百”，不獨孔夫子說“詩三百”，可知非孔子删後才稱《詩》是“三百篇”。
《史記》靠不住。
《詩序》[51]：大序、小序。
舊傳是子夏所作，韓愈[52]疑是漢儒所僞托。
（有人說漢朝尊崇儒術，其損害書籍甚于秦始皇之焚書。
經有今、古文之分，古文多是漢人僞造，以僞亂真，為害甚大。
） 《後漢書&bull衛宏（敬仲）[53]傳》： 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
宏從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
試看《詩序》之穿鑿附會，死于句下，絕非孔門高弟子夏所為。
孔門詩法重在興，由“貧而無谄，富而無驕”說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兼士[54]先生說不要騰空，騰空是“即此物、非此物”。
适之先生說，中國從周秦諸國到有禅宗以前，沒有一個有思想的。
圖為明朝丁雲鵬《六祖圖》。
苦水為之解，即禅宗所謂“即此物，離此物”。
孔子從“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說到“繪事後素”，豈非“即此物，離此物”？适之先生說，中國從周秦諸子以後到有禅宗以前，沒有一個有思想的。
[55]這話也還有道理，其中漢朝一個王充[56]算是有思想的，也不過如是而已，不過他還老實，還不太臆說。
漢儒的訓诂尚有其價值，不過也未免沾滞，未免死于句下。
及其釋經，則十九穿鑿附會。
何謂“大序”、“小序”？ 宋程大昌[57]《考古編》曰： 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後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
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
又曰： 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應時有訓釋。
今唯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宏序必出毛後也。
程氏此說甚明其所謂“大序”之為何（宋人主張大半如是）。
雖說“小序”非子夏所作，卻也未說定。
總之，在漢以前就有，也未必一定非子夏所作。
說是衛宏作也未說全是衛宏所作，不敢完全推翻《詩序》。
毛詩鄭箋，毛詩當西漢末王莽初年有之，衛宏說是子夏作，鄭箋便也以為是子夏作，漢儒注詩者甚多，但傳者隻毛詩鄭箋。
然程氏終以為“小序”（即所謂古序）雖不出于子夏，要是漢以前之作，其意蓋以“小雅”中《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之詩雖亡，而“小序”仍存，必古序也。
以宏生詩亡之後，既未見詩，亦無由僞托其序耳。
其實愈是沒有詩，愈好作僞序，死無對證，說皆由我。
餘絕對不承認。
《詩序》必是低能的漢人所作。
詩傳：傳，去聲。
《春秋經》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傳。
傳（zhuàn）者，傳（chuán）也（傳于後世）。
傳（zhuàn）者，說明也，經簡而傳繁，固然之理耳。
《春秋三傳》是說明其事。
如《春秋經》“鄭伯克段于鄢”，《傳》一一釋之，孰為“鄭伯”，孰為“段”，為何“克”，如何于“鄢”。
《詩序》則不然。
《詩》非史，不能說事實，而是傳其義理。
至漢而後，《詩》有傳。
西漢作傳者，有三家，《史記&bull儒林列傳》謂： 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嬰）。
《漢書&bull藝文志》雲： 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
或取《春秋》，采雜說，鹹非其本義。
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
三家皆列于學官。
班固[58]對于《詩》定下過大功夫，漢儒說《詩》，班固較明白。
要着眼在“不得已”幾字，詩人作詩皆要知其有不得已者也。
班固所謂“本義”與“不得已”，即孟子所言“志”，餘常說之“詩心”。
有關毛傳，《漢書&bull藝文志》雲： 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可見班固并不承認毛公之學傳于子夏。
由“自謂”二字，可知班固下字頗有分寸，不似太史公之主觀、之以文為史，雖然不是完全不顧事實，卻每為行文之便歪曲了事實，固則比較慎重。
毛詩列于學官，在西漢之季。
陳奂[59]《詩毛氏傳疏》雲： 平帝末，得立學官，遂遭新禍。
毛詩大盛于東漢之季。
《後漢書》：“馬融[60]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毛傳、鄭箋） 齊、魯、韓三家之衰亡：齊亡于漢，魯亡于（曹）魏，韓亡于隋唐（韓詩尚傳《韓詩外傳》，既曰“外傳”，當有“内傳”，“外傳”以事為主，不以詩為主）。
自是而後，說詩者乃唯知毛詩之學。
至宋，歐陽修作《詩本義》，始攻毛、鄭。
朱子作《詩集傳》，既不信小序，亦不以毛、鄭為指歸也。
朱子之前，無敢不遵小序者，皆累于聖門之說。
中國兩千年被毛、鄭弄得烏煙瘴氣，到朱子才微放光明。
但人每拘于“詩經”二字，便不敢越一步，講成了死的。
《詩經》本是詩的不祧之祖，既治詩不可不講究。
餘讀《詩》與曆來經師看法不同，看是看的“詩”，不是“經”。
因為以《詩》為經，所以歐、朱雖不信小序，但到《周南》打不破王化，說《關雎》打不破後妃之德，仍然不成。
我們今日要完全抛開了“經”，專就“詩”來看，就是孟子說的“以意逆志”。
孔子說《詩》有不同兩處說“興”，又說“告諸往而知來者”。
漢儒之說《詩》真是孟子所謂“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孟子&bull告子下》），“固”是與“興”正對的。
孔子之所謂“興”，漢儒直未夢見哉！孔夫子又非孟子之客觀，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而是“即此物，離此物”，“即此詩，非此詩”。
孔夫子既非主觀，又非客觀，而是鳥瞰（bird'sview）。
因為跳出其外，才能看到此物之氣象（精神）——誠于中形于外，此之謂氣象。
（靜安先生在《人間詞話》上說到。
[61]） 某書說相随心轉[62]，的确如此。
英國王爾德（Wilde）[63]ThePictureofDorianGray講，一美男子杜蓮&bull格萊（DorianGray）努力要保自己不老，果得駐顔術。
二十餘歲時，有人為其畫一像，極逼似，藏于密室。
後曾殺人放火，偶至密室，見像，陡覺面貌變老，極兇惡，怒而刃像之胸，而此princelycharming之美男子亦死。
第二日，人見一老人刃胸而死，見其遺像始知即杜蓮&bull格萊。
凡作精美之詩者必是小器人（narrowminded），如孟襄陽[64]、柳子厚[65]，詩雖精美，但是小器。
要了解氣象，整個的，隻有鳥瞰才可。
孔夫子看法真高，詩心，氣象。
漢儒訓诂，名物愈細，氣象愈遠。
“三百篇”之好，因其作詩并非欲博得詩人之招牌，其作詩之用意如班氏所雲之有“其本義”及“不得已”，此孔子所謂“思無邪”。
後之詩人都被“風流”害盡。
“風流”本當與“蘊藉”（蘊藉，又作醞藉）連在一起，然後人抹殺“蘊藉”，一味“風流”。
程子[66]解釋“思無邪”最好。
程子雲： 思無邪者，誠也。
《中庸》：“不誠無物。
”“三百篇”最是實，後來之詩人皆不實，不實則僞。
既有僞人，必有僞詩。
僞者也，貌似而實非，雖調平仄、用韻而無真感情。
劉彥和《文心雕龍&bull情采》篇曰，古來人作文是“為情而造文”，後人作文是“為文而造情”。
為文而造情，豈得稱之曰真實？無班氏所雲之詩人之“本義”與“不得已”。
所以班、劉之言不一，而其意相通。
後來詩人多酬酢之作，而“三百篇”絕無此種情形，“三百篇”中除四五篇有作者可考外，皆不悉作者姓名。
古代之詩，非是寫于紙上，而是唱在口裡。
《漢書&bull藝文志》曰：“諷誦不獨在竹帛。
”既是衆口流傳，所以不能一成而不變（或有改動）。
上一代流傳至下一代，遇有天才之詩人必多更動，愈流傳至後世，其作品愈美、愈完善，此就時間而言也。
并且，就地方而言，由甲地流傳至乙地，亦有天才詩人之修正及更改。
“詩三百篇”即是由此而成。
俗語雲“一人不及二人智”，後之天才詩人雖有好詩，而不足與《詩經》比者，即以此故也。
（尤其是《詩經》中之“國風”，各地之風情。
民謠正好是“風”。
風者，流動，由此至彼，民間之風俗也。
）以上乃是“詩三百篇”可貴之一也。
每人之詩皆具其獨有之風格（個性），不相混淆。
“三百篇”則不然，無個性，因其時間、空間之流傳，由多人修正而成。
故曰：“三百篇”中若謂一篇代表一人，不若謂其代表一時代、一區域、一民族，因其中每一篇可代表集團。
集團者，通力合作也。
“詩三百篇”雖好，但有文字障。
若要得其意，賞其美，須先打破文字障。
*** [1] 杜文瀾《古諺謠》卷五十：“有麝自然香，何必當風立。
” [2]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任甫，人稱任公，号飲冰子，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學者。
一生著述頗豐，刊為《飲冰室合集》。
[3] 孔子稱贊南宮适：“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論語&bull憲問》)孔子稱贊宓子賤：“君子哉若人！”(《論語&bull公冶長》)此二位皆為孔子的學生。
此外，孔子又以“君子”稱贊子産與蘧伯玉。
孔子稱贊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論語&bull公冶長》)孔子稱贊蘧伯玉：“君子哉蘧伯玉。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論語&bull衛靈公》)此二位為在位的官員。
[4] 亞曆山大(前356—前323)：古代馬其頓國王。
即位後率軍征讨四方，建立起地跨歐、非、亞三大洲的亞曆山大帝國。
[5] 曹氏父子：曹操及其兒子曹丕、曹植。
[6] 鮑照（414—466）：南朝劉宋詩人，字明遠，東海（今江蘇漣水北）人，與謝靈運、顔延之合稱“元嘉三大家”。
[7] 蘇，蘇東坡；黃，黃庭堅。
黃庭堅（1045—1105）：宋朝文學家，字魯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稱豫章黃先生，洪州分甯（今江西修水）人。
詩與蘇轼并稱“蘇黃”，江西詩派領袖。
[8] 白居易（772—８46）：唐朝文學家，字樂天，号香山居士，原籍太原，生于新鄭（今屬河南），與元稹合稱“元白” [9] 此二句蓋見于元朝冁然子《拊掌錄》，字句略有出入：“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
一雲：‘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
’一雲：‘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
’” [10] 高爾基(1868—1936)：蘇聯文學奠基人，代表作有《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等。
[11] 朱熹《朱子語類》卷二三：“思無邪，卻凡事無所不包也。
” [12] 劉昭禹：五代十國時期詩人，字休明，桂陽(今湖南郴州)人，一說婺州(今浙江金華)人。
長于五言，有詩集一卷。
[13] 王國維(1877—1927)：近代學者、詩人，字伯隅，一字靜安，浙江海甯人。
《人間詞話》為其論詞名著。
[14] 《阿彌陀經》：“佛言：‘若起
《史記&bull孔子世家》：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漢書&bull藝文志》： 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
《藝文志》下文還是受《史記》影響，還是經孔子的整理而成了三百零五篇，但孔子自己沒有提到，所以孔穎達[50]說：不然，不然，孔子不曾删詩。
孔穎達雲：“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
司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
”（《毛詩正義&bull詩譜序》）荀子、墨子亦嘗言“詩三百”，不獨孔夫子說“詩三百”，可知非孔子删後才稱《詩》是“三百篇”。
《史記》靠不住。
《詩序》[51]：大序、小序。
舊傳是子夏所作，韓愈[52]疑是漢儒所僞托。
（有人說漢朝尊崇儒術，其損害書籍甚于秦始皇之焚書。
經有今、古文之分，古文多是漢人僞造，以僞亂真，為害甚大。
） 《後漢書&bull衛宏（敬仲）[53]傳》： 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
宏從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
試看《詩序》之穿鑿附會，死于句下，絕非孔門高弟子夏所為。
孔門詩法重在興，由“貧而無谄，富而無驕”說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兼士[54]先生說不要騰空，騰空是“即此物、非此物”。
适之先生說，中國從周秦諸國到有禅宗以前，沒有一個有思想的。
圖為明朝丁雲鵬《六祖圖》。
苦水為之解，即禅宗所謂“即此物，離此物”。
孔子從“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說到“繪事後素”，豈非“即此物，離此物”？适之先生說，中國從周秦諸子以後到有禅宗以前，沒有一個有思想的。
[55]這話也還有道理，其中漢朝一個王充[56]算是有思想的，也不過如是而已，不過他還老實，還不太臆說。
漢儒的訓诂尚有其價值，不過也未免沾滞，未免死于句下。
及其釋經，則十九穿鑿附會。
何謂“大序”、“小序”？ 宋程大昌[57]《考古編》曰： 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後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
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
又曰： 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應時有訓釋。
今唯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宏序必出毛後也。
程氏此說甚明其所謂“大序”之為何（宋人主張大半如是）。
雖說“小序”非子夏所作，卻也未說定。
總之，在漢以前就有，也未必一定非子夏所作。
說是衛宏作也未說全是衛宏所作，不敢完全推翻《詩序》。
毛詩鄭箋，毛詩當西漢末王莽初年有之，衛宏說是子夏作，鄭箋便也以為是子夏作，漢儒注詩者甚多，但傳者隻毛詩鄭箋。
然程氏終以為“小序”（即所謂古序）雖不出于子夏，要是漢以前之作，其意蓋以“小雅”中《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之詩雖亡，而“小序”仍存，必古序也。
以宏生詩亡之後，既未見詩，亦無由僞托其序耳。
其實愈是沒有詩，愈好作僞序，死無對證，說皆由我。
餘絕對不承認。
《詩序》必是低能的漢人所作。
詩傳：傳，去聲。
《春秋經》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傳。
傳（zhuàn）者，傳（chuán）也（傳于後世）。
傳（zhuàn）者，說明也，經簡而傳繁，固然之理耳。
《春秋三傳》是說明其事。
如《春秋經》“鄭伯克段于鄢”，《傳》一一釋之，孰為“鄭伯”，孰為“段”，為何“克”，如何于“鄢”。
《詩序》則不然。
《詩》非史，不能說事實，而是傳其義理。
至漢而後，《詩》有傳。
西漢作傳者，有三家，《史記&bull儒林列傳》謂： 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嬰）。
《漢書&bull藝文志》雲： 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
或取《春秋》，采雜說，鹹非其本義。
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
三家皆列于學官。
班固[58]對于《詩》定下過大功夫，漢儒說《詩》，班固較明白。
要着眼在“不得已”幾字，詩人作詩皆要知其有不得已者也。
班固所謂“本義”與“不得已”，即孟子所言“志”，餘常說之“詩心”。
有關毛傳，《漢書&bull藝文志》雲： 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可見班固并不承認毛公之學傳于子夏。
由“自謂”二字，可知班固下字頗有分寸，不似太史公之主觀、之以文為史，雖然不是完全不顧事實，卻每為行文之便歪曲了事實，固則比較慎重。
毛詩列于學官，在西漢之季。
陳奂[59]《詩毛氏傳疏》雲： 平帝末，得立學官，遂遭新禍。
毛詩大盛于東漢之季。
《後漢書》：“馬融[60]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毛傳、鄭箋） 齊、魯、韓三家之衰亡：齊亡于漢，魯亡于（曹）魏，韓亡于隋唐（韓詩尚傳《韓詩外傳》，既曰“外傳”，當有“内傳”，“外傳”以事為主，不以詩為主）。
自是而後，說詩者乃唯知毛詩之學。
至宋，歐陽修作《詩本義》，始攻毛、鄭。
朱子作《詩集傳》，既不信小序，亦不以毛、鄭為指歸也。
朱子之前，無敢不遵小序者，皆累于聖門之說。
中國兩千年被毛、鄭弄得烏煙瘴氣，到朱子才微放光明。
但人每拘于“詩經”二字，便不敢越一步，講成了死的。
《詩經》本是詩的不祧之祖，既治詩不可不講究。
餘讀《詩》與曆來經師看法不同，看是看的“詩”，不是“經”。
因為以《詩》為經，所以歐、朱雖不信小序，但到《周南》打不破王化，說《關雎》打不破後妃之德，仍然不成。
我們今日要完全抛開了“經”，專就“詩”來看，就是孟子說的“以意逆志”。
孔子說《詩》有不同兩處說“興”，又說“告諸往而知來者”。
漢儒之說《詩》真是孟子所謂“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孟子&bull告子下》），“固”是與“興”正對的。
孔子之所謂“興”，漢儒直未夢見哉！孔夫子又非孟子之客觀，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而是“即此物，離此物”，“即此詩，非此詩”。
孔夫子既非主觀，又非客觀，而是鳥瞰（bird'sview）。
因為跳出其外，才能看到此物之氣象（精神）——誠于中形于外，此之謂氣象。
（靜安先生在《人間詞話》上說到。
[61]） 某書說相随心轉[62]，的确如此。
英國王爾德（Wilde）[63]ThePictureofDorianGray講，一美男子杜蓮&bull格萊（DorianGray）努力要保自己不老，果得駐顔術。
二十餘歲時，有人為其畫一像，極逼似，藏于密室。
後曾殺人放火，偶至密室，見像，陡覺面貌變老，極兇惡，怒而刃像之胸，而此princelycharming之美男子亦死。
第二日，人見一老人刃胸而死，見其遺像始知即杜蓮&bull格萊。
凡作精美之詩者必是小器人（narrowminded），如孟襄陽[64]、柳子厚[65]，詩雖精美，但是小器。
要了解氣象，整個的，隻有鳥瞰才可。
孔夫子看法真高，詩心，氣象。
漢儒訓诂，名物愈細，氣象愈遠。
“三百篇”之好，因其作詩并非欲博得詩人之招牌，其作詩之用意如班氏所雲之有“其本義”及“不得已”，此孔子所謂“思無邪”。
後之詩人都被“風流”害盡。
“風流”本當與“蘊藉”（蘊藉，又作醞藉）連在一起，然後人抹殺“蘊藉”，一味“風流”。
程子[66]解釋“思無邪”最好。
程子雲： 思無邪者，誠也。
《中庸》：“不誠無物。
”“三百篇”最是實，後來之詩人皆不實，不實則僞。
既有僞人，必有僞詩。
僞者也，貌似而實非，雖調平仄、用韻而無真感情。
劉彥和《文心雕龍&bull情采》篇曰，古來人作文是“為情而造文”，後人作文是“為文而造情”。
為文而造情，豈得稱之曰真實？無班氏所雲之詩人之“本義”與“不得已”。
所以班、劉之言不一，而其意相通。
後來詩人多酬酢之作，而“三百篇”絕無此種情形，“三百篇”中除四五篇有作者可考外，皆不悉作者姓名。
古代之詩，非是寫于紙上，而是唱在口裡。
《漢書&bull藝文志》曰：“諷誦不獨在竹帛。
”既是衆口流傳，所以不能一成而不變（或有改動）。
上一代流傳至下一代，遇有天才之詩人必多更動，愈流傳至後世，其作品愈美、愈完善，此就時間而言也。
并且，就地方而言，由甲地流傳至乙地，亦有天才詩人之修正及更改。
“詩三百篇”即是由此而成。
俗語雲“一人不及二人智”，後之天才詩人雖有好詩，而不足與《詩經》比者，即以此故也。
（尤其是《詩經》中之“國風”，各地之風情。
民謠正好是“風”。
風者，流動，由此至彼，民間之風俗也。
）以上乃是“詩三百篇”可貴之一也。
每人之詩皆具其獨有之風格（個性），不相混淆。
“三百篇”則不然，無個性，因其時間、空間之流傳，由多人修正而成。
故曰：“三百篇”中若謂一篇代表一人，不若謂其代表一時代、一區域、一民族，因其中每一篇可代表集團。
集團者，通力合作也。
“詩三百篇”雖好，但有文字障。
若要得其意，賞其美，須先打破文字障。
*** [1] 杜文瀾《古諺謠》卷五十：“有麝自然香，何必當風立。
” [2]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任甫，人稱任公，号飲冰子，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學者。
一生著述頗豐，刊為《飲冰室合集》。
[3] 孔子稱贊南宮适：“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論語&bull憲問》)孔子稱贊宓子賤：“君子哉若人！”(《論語&bull公冶長》)此二位皆為孔子的學生。
此外，孔子又以“君子”稱贊子産與蘧伯玉。
孔子稱贊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論語&bull公冶長》)孔子稱贊蘧伯玉：“君子哉蘧伯玉。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論語&bull衛靈公》)此二位為在位的官員。
[4] 亞曆山大(前356—前323)：古代馬其頓國王。
即位後率軍征讨四方，建立起地跨歐、非、亞三大洲的亞曆山大帝國。
[5] 曹氏父子：曹操及其兒子曹丕、曹植。
[6] 鮑照（414—466）：南朝劉宋詩人，字明遠，東海（今江蘇漣水北）人，與謝靈運、顔延之合稱“元嘉三大家”。
[7] 蘇，蘇東坡；黃，黃庭堅。
黃庭堅（1045—1105）：宋朝文學家，字魯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稱豫章黃先生，洪州分甯（今江西修水）人。
詩與蘇轼并稱“蘇黃”，江西詩派領袖。
[8] 白居易（772—８46）：唐朝文學家，字樂天，号香山居士，原籍太原，生于新鄭（今屬河南），與元稹合稱“元白” [9] 此二句蓋見于元朝冁然子《拊掌錄》，字句略有出入：“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
一雲：‘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
’一雲：‘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
’” [10] 高爾基(1868—1936)：蘇聯文學奠基人，代表作有《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等。
[11] 朱熹《朱子語類》卷二三：“思無邪，卻凡事無所不包也。
” [12] 劉昭禹：五代十國時期詩人，字休明，桂陽(今湖南郴州)人，一說婺州(今浙江金華)人。
長于五言，有詩集一卷。
[13] 王國維(1877—1927)：近代學者、詩人，字伯隅，一字靜安，浙江海甯人。
《人間詞話》為其論詞名著。
[14] 《阿彌陀經》：“佛言：‘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