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講 《劉子》與《文心雕龍》思想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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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心雕龍·論說》裡說：“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
劉勰認為論的辨正然否，即分别是非。
分别是非是靠理論分析，合理的是，違理的非，這不同于劉子是非本于情的說法。
劉勰的看法是正确的。
《文心雕龍·祝盟》：“若夫臧洪歃辭，氣截雲蜺；劉琨鐵誓，精貫霏霜。
”後漢末年，董卓弑帝專權，臧洪會集各州刺史，主持盟約，起兵讨卓，稱“齊心一力，以緻臣節，隕首喪元（頭），必無二志”。
東晉初年，劉琨與段匹結盟，共讨劉聰、石勒。
盟辭說：“有渝此盟，亡其宗族。
”這兩次結盟，與強敵作戰，害多利少。
可見對利害的判斷，應該以道義為主：合于道義的，雖害也不能避；不合于道義的，雖利也不能取。
那麼判斷利害，也不本于情。
劉勰的認識勝過《劉子》。
《文心雕龍·情采》裡稱：“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
……故有志深軒冕，而泛詠臯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
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劉勰論文，極推重情，贊美詩人的“為情而造文”，指斥缺乏真情的假話。
這跟《劉子》的“去情”是不同的。
《劉子·随時》：“昔秦攻梁，惠王謂孟轲曰：‘先生不遠千裡，辱幸敝邑。
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轲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
今王何不去梁乎？’惠王不悅。
夫梁所寶者國也，今使去梁，非不能去也，非今日之所宜行也。
”《文心雕龍·事類》雲：“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為瑕。
”劉勰是反對引事乖謬的，《劉子》正是引事乖謬。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裡而來，亦将有以利吾國乎？’”根本沒有“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的問。
《梁惠王下》：“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将去之。
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
從之者如歸市。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君請擇于斯二者。
’”孟子對滕文公所問，提出兩個辦法，不是隻勸他退避。
《劉子》把滕文公誤為梁惠王，又把兩個辦法誤作一個，從而批評孟子。
這正是劉勰所指斥的“引事乖謬”了。
《劉子·文武》說：“今代之人，為武者則非文，為文者則嗤武，各執其所長，而相是非，猶以宮笑角，以白非黑，非适才之情，得實之論也。
”《文心雕龍·程器》稱：“文武之術，左右惟宜，郤縠敦書，故舉為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因此主張“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
劉勰是主張文武兼擅的，與《劉子》所言文武各相非嗤者不同。
《劉子·知人》：“故明哲之相士，聽之于未聞，察之于未形，而鑒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矣。
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為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怎樣聽于未聞，察于未形，沒有說明。
《文心雕龍·知音》稱：“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
閱喬嶽以形培，酌滄波以喻畎浍。
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
”劉勰不光要聽聲，還要操千曲；不光要辨形，還要觀千劍，還要以喬嶽與培比，以滄波與畎浍比。
這同《劉子》的聽于未聞，察于未形不同。
這樣看來，劉勰識照圓通，所以兼采各家而無抵牾，使《文心雕龍》成為體大思精之作。
《劉子》亦兼采各家，然多自相矛盾，識昧圓通。
《文心雕龍》的思想多與《劉子》不同，顯出《文心雕龍》的理圓事密與《劉子》的識解偏蔽來，這不是劉勰的思想不同于《劉子》嗎？
劉勰認為論的辨正然否，即分别是非。
分别是非是靠理論分析，合理的是，違理的非，這不同于劉子是非本于情的說法。
劉勰的看法是正确的。
《文心雕龍·祝盟》：“若夫臧洪歃辭，氣截雲蜺；劉琨鐵誓，精貫霏霜。
”後漢末年，董卓弑帝專權，臧洪會集各州刺史，主持盟約，起兵讨卓，稱“齊心一力，以緻臣節，隕首喪元（頭），必無二志”。
東晉初年，劉琨與段匹結盟，共讨劉聰、石勒。
盟辭說：“有渝此盟，亡其宗族。
”這兩次結盟，與強敵作戰，害多利少。
可見對利害的判斷，應該以道義為主：合于道義的，雖害也不能避；不合于道義的，雖利也不能取。
那麼判斷利害，也不本于情。
劉勰的認識勝過《劉子》。
《文心雕龍·情采》裡稱：“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
……故有志深軒冕，而泛詠臯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
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劉勰論文，極推重情，贊美詩人的“為情而造文”，指斥缺乏真情的假話。
這跟《劉子》的“去情”是不同的。
《劉子·随時》：“昔秦攻梁，惠王謂孟轲曰：‘先生不遠千裡，辱幸敝邑。
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轲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
今王何不去梁乎？’惠王不悅。
夫梁所寶者國也，今使去梁，非不能去也，非今日之所宜行也。
”《文心雕龍·事類》雲：“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為瑕。
”劉勰是反對引事乖謬的，《劉子》正是引事乖謬。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裡而來，亦将有以利吾國乎？’”根本沒有“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的問。
《梁惠王下》：“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将去之。
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
從之者如歸市。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君請擇于斯二者。
’”孟子對滕文公所問，提出兩個辦法，不是隻勸他退避。
《劉子》把滕文公誤為梁惠王，又把兩個辦法誤作一個，從而批評孟子。
這正是劉勰所指斥的“引事乖謬”了。
《劉子·文武》說：“今代之人，為武者則非文，為文者則嗤武，各執其所長，而相是非，猶以宮笑角，以白非黑，非适才之情，得實之論也。
”《文心雕龍·程器》稱：“文武之術，左右惟宜，郤縠敦書，故舉為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因此主張“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
劉勰是主張文武兼擅的，與《劉子》所言文武各相非嗤者不同。
《劉子·知人》：“故明哲之相士，聽之于未聞，察之于未形，而鑒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矣。
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為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怎樣聽于未聞，察于未形，沒有說明。
《文心雕龍·知音》稱：“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
閱喬嶽以形培，酌滄波以喻畎浍。
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
”劉勰不光要聽聲，還要操千曲；不光要辨形，還要觀千劍，還要以喬嶽與培比，以滄波與畎浍比。
這同《劉子》的聽于未聞，察于未形不同。
這樣看來，劉勰識照圓通，所以兼采各家而無抵牾，使《文心雕龍》成為體大思精之作。
《劉子》亦兼采各家，然多自相矛盾，識昧圓通。
《文心雕龍》的思想多與《劉子》不同，顯出《文心雕龍》的理圓事密與《劉子》的識解偏蔽來，這不是劉勰的思想不同于《劉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