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講 劉勰論“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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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惆怅兮而私自憐;十一、燕翩翩辭歸;十二、蟬寂寞無聲;十三、雁和鳴南遊;十四、鹍雞悲鳴;十五、獨達旦不寐;十六、哀蟋蟀宵征。
用十六件事物來寫悲哉秋氣。
這就是觸類而長,接觸到很多類似事物,所以物貌難盡,要重沓舒狀了。
劉勰講《楚辭》的描寫景物,還見于《辨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
”在這裡又指出《詩經》的描寫景物和《楚辭》不同,這正像《文賦》說的,“詩緣情”,“賦體物”,《詩經》重在“詩人感物”,以緣情為主;《楚辭》寫景物重在得貌見時,即重在體物。
當然,體物裡也含有感情,那是情含蓄在物中。
像“袅袅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是寫景的名句,使人得貌見時,它描繪出一種意境來,情寓境中。
這比“‘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就更進一步了。
這裡劉勰在講到《楚辭》寫景的重沓舒狀後面,又提到:“及長卿之徒,詭勢瑰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
”詩人麗則當然指《詩經》裡的寫景,辭人麗淫當然指司馬相如的賦裡的寫景。
這裡産生一個問題,《楚辭》裡的寫景,屬于詩人的呢,還是屬于辭人的呢?說是屬于詩人,那怎麼說“約言”?說是屬于辭人,那怎麼說“麗淫”而有貶義呢?劉勰在《辨騷》裡說:“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
”他把詩、騷、辭分開,指《詩經》、《楚辭》和賦;本篇裡也說:“且詩騷所标,并據要害。
”把《詩經》、《楚辭》并提,稱為占據要害,可見他是把《楚辭》歸入詩人的“麗則而約言的”。
那怎麼說它“約言”呢?所謂“約言”和繁句是相對而言的,把《楚辭》和司馬相如的賦比較一下就可明白了。
像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寫波浪的騰湧,用了“沸乎暴怒,洶湧澎湃”等七句來形容;寫波浪由沖激回旋到平靜,用“穹隆雲桡,宛潬膠戾”等十七句來形容。
這些形容詞,像“洶湧澎湃”、“宛潬膠戾”等像魚貫那樣銜接着,所以是“麗淫繁句”。
《楚辭》的寫景,像“袅袅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隻用了一個袅袅的形容詞。
就是《九辯》裡寫悲哉秋氣,用的形容詞也并不是魚貫的,如“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栗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将歸”,三句裡隻用了“蕭瑟”、“憭栗”兩個形容詞,也不多。
因此《楚辭》還是屬于“麗則而約言”,不屬于“麗淫而繁句”。
三 劉勰又談到南朝劉宋以來的描繪景物,說:“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
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
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
故能瞻言而見貌,即字而知時也。
”劉宋時的描繪景物,既不同于《詩經》裡寫簡單的桃花楊柳,也不同于《楚辭》的寫出一種意境,更不同于司馬相如像魚貫那樣聯用形容詞。
它的特點是“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這個情不是作者的,是風景的,從風景裡看出它的性情來,像寫山水,認為山水本身具有特征,把這個特征寫出來,草木本身具有面貌,把這個面貌寫出來,這是謝靈運山水詩的特點。
如《登江中孤嶼》:“亂流趨孤嶼,孤嶼媚中川。
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
”孤嶼向中川獻媚,這就把孤嶼拟人化了,寫它的情,這個情不是作者的,不是作者要向中川獻媚,是窺情風景之上。
又像“空水共澄鮮”,天光雲影倒映在水裡,水裡和空中都顯得澄鮮,這是寫出空水的特點。
又《石壁精舍還湖中作》:“芰荷疊映蔚,蒲稗相因依。
”“映蔚”指芰荷光色相映照,“因依”指蒲稗互相依靠。
這裡就寫出芰荷蒲稗的特點,所謂“鑽貌草木之中”。
謝詩還言志,是受玄言詩的影響,如上舉《石壁精舍》詩,有“慮淡物自輕,意惬理無違”。
又《登江中孤嶼》稱“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
前者要求慮淡意惬,與世無違;後者感歎靈異仙境而世人莫賞無傳,這就是志惟深遠。
這同《詩經》的随物與心不一樣,《詩經》的“依依”既是随物,又是與心,兩者是結合在一起的。
這裡的體物是一回事,述志又是一回事,述志是外加的,不是從體物中來的,所以它還保留玄言詩的影響。
它的體物的特點是“巧言切狀”,“曲寫毫芥”。
如謝朓《晚登三山還望京邑》:“餘霞散成绮,澄江靜如練。
”用绮和練來比,就是巧妙切合。
又《遊東田》:“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
”從新荷動看到魚戲蓮葉間,從餘花落看到鳥在樹林中的飛散,說明觀察得非常仔細,所謂“曲寫毫芥”。
這又是一種描繪景物。
它的體物同《楚辭》不同,《楚辭》描繪出一種意境,情含境中,它隻是細緻地體物,不構成一種意境。
以上劉勰列舉了《詩經》、《楚辭》、漢賦、山水詩的描寫景物,他推重的是《詩經》、《楚辭》,所以說“詩騷所标,并據要害”。
又提出“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物色盡而情有餘”,認為描繪景物,
用十六件事物來寫悲哉秋氣。
這就是觸類而長,接觸到很多類似事物,所以物貌難盡,要重沓舒狀了。
劉勰講《楚辭》的描寫景物,還見于《辨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
”在這裡又指出《詩經》的描寫景物和《楚辭》不同,這正像《文賦》說的,“詩緣情”,“賦體物”,《詩經》重在“詩人感物”,以緣情為主;《楚辭》寫景物重在得貌見時,即重在體物。
當然,體物裡也含有感情,那是情含蓄在物中。
像“袅袅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是寫景的名句,使人得貌見時,它描繪出一種意境來,情寓境中。
這比“‘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就更進一步了。
這裡劉勰在講到《楚辭》寫景的重沓舒狀後面,又提到:“及長卿之徒,詭勢瑰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
”詩人麗則當然指《詩經》裡的寫景,辭人麗淫當然指司馬相如的賦裡的寫景。
這裡産生一個問題,《楚辭》裡的寫景,屬于詩人的呢,還是屬于辭人的呢?說是屬于詩人,那怎麼說“約言”?說是屬于辭人,那怎麼說“麗淫”而有貶義呢?劉勰在《辨騷》裡說:“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
”他把詩、騷、辭分開,指《詩經》、《楚辭》和賦;本篇裡也說:“且詩騷所标,并據要害。
”把《詩經》、《楚辭》并提,稱為占據要害,可見他是把《楚辭》歸入詩人的“麗則而約言的”。
那怎麼說它“約言”呢?所謂“約言”和繁句是相對而言的,把《楚辭》和司馬相如的賦比較一下就可明白了。
像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寫波浪的騰湧,用了“沸乎暴怒,洶湧澎湃”等七句來形容;寫波浪由沖激回旋到平靜,用“穹隆雲桡,宛潬膠戾”等十七句來形容。
這些形容詞,像“洶湧澎湃”、“宛潬膠戾”等像魚貫那樣銜接着,所以是“麗淫繁句”。
《楚辭》的寫景,像“袅袅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隻用了一個袅袅的形容詞。
就是《九辯》裡寫悲哉秋氣,用的形容詞也并不是魚貫的,如“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栗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将歸”,三句裡隻用了“蕭瑟”、“憭栗”兩個形容詞,也不多。
因此《楚辭》還是屬于“麗則而約言”,不屬于“麗淫而繁句”。
三 劉勰又談到南朝劉宋以來的描繪景物,說:“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
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
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
故能瞻言而見貌,即字而知時也。
”劉宋時的描繪景物,既不同于《詩經》裡寫簡單的桃花楊柳,也不同于《楚辭》的寫出一種意境,更不同于司馬相如像魚貫那樣聯用形容詞。
它的特點是“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這個情不是作者的,是風景的,從風景裡看出它的性情來,像寫山水,認為山水本身具有特征,把這個特征寫出來,草木本身具有面貌,把這個面貌寫出來,這是謝靈運山水詩的特點。
如《登江中孤嶼》:“亂流趨孤嶼,孤嶼媚中川。
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
”孤嶼向中川獻媚,這就把孤嶼拟人化了,寫它的情,這個情不是作者的,不是作者要向中川獻媚,是窺情風景之上。
又像“空水共澄鮮”,天光雲影倒映在水裡,水裡和空中都顯得澄鮮,這是寫出空水的特點。
又《石壁精舍還湖中作》:“芰荷疊映蔚,蒲稗相因依。
”“映蔚”指芰荷光色相映照,“因依”指蒲稗互相依靠。
這裡就寫出芰荷蒲稗的特點,所謂“鑽貌草木之中”。
謝詩還言志,是受玄言詩的影響,如上舉《石壁精舍》詩,有“慮淡物自輕,意惬理無違”。
又《登江中孤嶼》稱“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
前者要求慮淡意惬,與世無違;後者感歎靈異仙境而世人莫賞無傳,這就是志惟深遠。
這同《詩經》的随物與心不一樣,《詩經》的“依依”既是随物,又是與心,兩者是結合在一起的。
這裡的體物是一回事,述志又是一回事,述志是外加的,不是從體物中來的,所以它還保留玄言詩的影響。
它的體物的特點是“巧言切狀”,“曲寫毫芥”。
如謝朓《晚登三山還望京邑》:“餘霞散成绮,澄江靜如練。
”用绮和練來比,就是巧妙切合。
又《遊東田》:“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
”從新荷動看到魚戲蓮葉間,從餘花落看到鳥在樹林中的飛散,說明觀察得非常仔細,所謂“曲寫毫芥”。
這又是一種描繪景物。
它的體物同《楚辭》不同,《楚辭》描繪出一種意境,情含境中,它隻是細緻地體物,不構成一種意境。
以上劉勰列舉了《詩經》、《楚辭》、漢賦、山水詩的描寫景物,他推重的是《詩經》、《楚辭》,所以說“詩騷所标,并據要害”。
又提出“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物色盡而情有餘”,認為描繪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