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鎮肝熄風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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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疏肝）。
以通聖散（方中防風亦不宜用）、涼膈散雙解之，所以治表裡之邪火也。
以六味湯滋之，所以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
以八味丸引之，所謂從治之法，引火歸源也（雖曰引火歸源，而桂、附終不宜用）。
細審河間所用之方，雖不能絲絲入扣，然勝于但知治中風不知分内外者遠矣。
且其謂有實熱者，宜治以白虎湯，尤為精确之論。
愚治此證多次，其昏仆之後，能自蘇醒者多，不能蘇醒者少。
其于蘇醒之後，三四日間，現白虎湯證者，恒十居六七。
因知此證，多先有中風基礎，伏藏于内，後因外感而激發，是以從前醫家，統名為中風。
不知内風之動，雖由于外感之激發，然非激發于外感之風，實激發于外感之因風生熱，内外兩熱相并，遂緻内風暴動。
此時但宜治外感之熱，不可再散外感之風，此所以河間獨借用白虎湯，以瀉外感之實熱，而于麻桂諸藥概無所用。
蓋發表之藥，皆能助血上行，是以不用，此誠河間之特識也。
吾友張山雷（江蘇嘉定人），着有《中風诠》一書，發明内中風之證，甚為精詳。
書中亦獨有取于河間，可與拙論參觀矣。
後至元李東垣、朱丹溪出，對于内中風一證，于河間之外，又創為主氣、主濕之說。
東垣謂人之元氣不足，則邪湊之，令人猝倒僵仆，如風狀。
夫人身之血，原随氣流行，氣之上升者過多，可使腦部充血，排擠腦髓神經。
至于昏厥，前所引《内經》三節文中已言之詳矣。
若氣之上升者過少，又可使腦部貧血，無以養其腦髓神經，亦可至于昏厥。
是以《内經》又謂：“上氣不足，腦為之不滿，耳為之苦鳴，頭為之傾，目為之眩。
”觀《内經》如此雲雲，其劇者，亦可至于昏厥，且其謂腦為之不滿，實即指腦中貧血而言也。
由斯而論，東垣之論内中風，由于氣虛邪湊，原于腦充血者之中風無關，而實為腦貧血者之中風，開其治法也。
是則河間之主火，為腦充血，東垣之主氣，為腦貧血，一實一虛，迥不同也。
至于丹溪則謂東南氣溫多濕，有病風者，非風也，由濕生痰，痰生熱，熱生風，此方書論中風者所謂丹溪主濕之說也。
然其證原是痰厥，與腦充血、腦貧血皆無涉。
即使二證當昏厥之時，間有挾痰者，乃二證之兼證，非二證之本病也。
按：其所謂因熱生風之見解，似與河間主火之意相同，而實則迥異。
蓋河間所論之火生于燥，故所用之藥，注重潤燥滋陰。
丹溪所論之熱生于濕，其所用之藥，注重去濕利痰。
夫濕非不可以生熱，然因濕生熱，而動肝風者甚少矣（肝風之動多因有燥熱）。
是則二子之說，仍以河間為長也。
至清中葉王勳臣出，對于此證，專以氣虛立論。
謂人之元氣，全體原十分，有時損去五分，所餘五分，雖不能充體，猶可支持全身。
而氣虛者經絡必虛，有時氣從經絡虛處通過，并于一邊，彼無氣之邊，即成偏枯。
爰立補陽還五湯，方中重用黃四兩，以峻補氣分，此即東垣主氣之說也。
然王氏書中，未言脈象何如。
若遇脈之虛而無力者，用其方原可見效。
若其脈象實而有力，其人腦中多患充血，而複用黃之溫而升補者，以助其血愈上行，必至兇危立見，此固不可不慎也。
前者邑中某人，右手廢不能動，足仍能行。
其孫出門，遇一在津業醫者甫歸，言此證甚屬易治，遂延之診視。
所立病案言脈象洪實，已成瘓證無疑。
其方仿王氏補陽還五湯，有黃八錢。
服藥之後，須臾昏厥不醒矣。
夫病本無性命之憂，而誤服黃八錢，竟至如此，可不慎哉！ 劉××丁卯來津後，其腦中常覺發熱，時或眩暈，心中煩躁不甯，脈象弦長有力，左右皆然，知系腦充血證。
蓋其憤激填胸，焦思積慮者已久，是以有斯證也。
為其腦中覺熱，俾用綠豆實于囊中作枕，為外治之法。
又治以鎮肝熄風湯，于方中加地黃一兩，連服數劑，腦中已不覺熱。
遂去川楝子，又将生地黃改用六錢，服過旬日，脈象和平，心中亦不煩躁，遂将藥停服。
又：天津于氏所娶新婦，過門旬餘，忽然頭疼。
醫者疑其受風，投以發表之劑，其疼陡劇，号呼不止。
延愚為之診視。
其脈弦硬而長，左部尤甚。
知其肝膽之火上沖過甚也。
遂投以鎮肝熄風湯，加龍膽草三錢，以瀉其肝膽之火。
一劑病愈強半，又服兩劑，頭已不疼，而脈象仍然有力。
遂去龍膽草，加生地黃六錢，又服數劑，脈象如常，遂将藥停服。
以通聖散（方中防風亦不宜用）、涼膈散雙解之，所以治表裡之邪火也。
以六味湯滋之，所以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
以八味丸引之，所謂從治之法，引火歸源也（雖曰引火歸源，而桂、附終不宜用）。
細審河間所用之方，雖不能絲絲入扣，然勝于但知治中風不知分内外者遠矣。
且其謂有實熱者，宜治以白虎湯，尤為精确之論。
愚治此證多次，其昏仆之後，能自蘇醒者多，不能蘇醒者少。
其于蘇醒之後，三四日間，現白虎湯證者，恒十居六七。
因知此證，多先有中風基礎，伏藏于内，後因外感而激發，是以從前醫家，統名為中風。
不知内風之動，雖由于外感之激發，然非激發于外感之風，實激發于外感之因風生熱，内外兩熱相并，遂緻内風暴動。
此時但宜治外感之熱，不可再散外感之風，此所以河間獨借用白虎湯，以瀉外感之實熱，而于麻桂諸藥概無所用。
蓋發表之藥，皆能助血上行，是以不用，此誠河間之特識也。
吾友張山雷（江蘇嘉定人），着有《中風诠》一書，發明内中風之證，甚為精詳。
書中亦獨有取于河間，可與拙論參觀矣。
後至元李東垣、朱丹溪出，對于内中風一證，于河間之外，又創為主氣、主濕之說。
東垣謂人之元氣不足，則邪湊之，令人猝倒僵仆，如風狀。
夫人身之血，原随氣流行，氣之上升者過多，可使腦部充血，排擠腦髓神經。
至于昏厥，前所引《内經》三節文中已言之詳矣。
若氣之上升者過少，又可使腦部貧血，無以養其腦髓神經，亦可至于昏厥。
是以《内經》又謂：“上氣不足，腦為之不滿，耳為之苦鳴，頭為之傾，目為之眩。
”觀《内經》如此雲雲，其劇者，亦可至于昏厥，且其謂腦為之不滿，實即指腦中貧血而言也。
由斯而論，東垣之論内中風，由于氣虛邪湊，原于腦充血者之中風無關，而實為腦貧血者之中風，開其治法也。
是則河間之主火，為腦充血，東垣之主氣，為腦貧血，一實一虛，迥不同也。
至于丹溪則謂東南氣溫多濕，有病風者，非風也，由濕生痰，痰生熱，熱生風，此方書論中風者所謂丹溪主濕之說也。
然其證原是痰厥，與腦充血、腦貧血皆無涉。
即使二證當昏厥之時，間有挾痰者，乃二證之兼證，非二證之本病也。
按：其所謂因熱生風之見解，似與河間主火之意相同，而實則迥異。
蓋河間所論之火生于燥，故所用之藥，注重潤燥滋陰。
丹溪所論之熱生于濕，其所用之藥，注重去濕利痰。
夫濕非不可以生熱，然因濕生熱，而動肝風者甚少矣（肝風之動多因有燥熱）。
是則二子之說，仍以河間為長也。
至清中葉王勳臣出，對于此證，專以氣虛立論。
謂人之元氣，全體原十分，有時損去五分，所餘五分，雖不能充體，猶可支持全身。
而氣虛者經絡必虛，有時氣從經絡虛處通過，并于一邊，彼無氣之邊，即成偏枯。
爰立補陽還五湯，方中重用黃四兩，以峻補氣分，此即東垣主氣之說也。
然王氏書中，未言脈象何如。
若遇脈之虛而無力者，用其方原可見效。
若其脈象實而有力，其人腦中多患充血，而複用黃之溫而升補者，以助其血愈上行，必至兇危立見，此固不可不慎也。
前者邑中某人，右手廢不能動，足仍能行。
其孫出門，遇一在津業醫者甫歸，言此證甚屬易治，遂延之診視。
所立病案言脈象洪實，已成瘓證無疑。
其方仿王氏補陽還五湯，有黃八錢。
服藥之後，須臾昏厥不醒矣。
夫病本無性命之憂，而誤服黃八錢，竟至如此，可不慎哉！ 劉××丁卯來津後，其腦中常覺發熱，時或眩暈，心中煩躁不甯，脈象弦長有力，左右皆然，知系腦充血證。
蓋其憤激填胸，焦思積慮者已久，是以有斯證也。
為其腦中覺熱，俾用綠豆實于囊中作枕，為外治之法。
又治以鎮肝熄風湯，于方中加地黃一兩，連服數劑，腦中已不覺熱。
遂去川楝子，又将生地黃改用六錢，服過旬日，脈象和平，心中亦不煩躁，遂将藥停服。
又：天津于氏所娶新婦，過門旬餘，忽然頭疼。
醫者疑其受風，投以發表之劑，其疼陡劇，号呼不止。
延愚為之診視。
其脈弦硬而長，左部尤甚。
知其肝膽之火上沖過甚也。
遂投以鎮肝熄風湯，加龍膽草三錢，以瀉其肝膽之火。
一劑病愈強半，又服兩劑，頭已不疼，而脈象仍然有力。
遂去龍膽草，加生地黃六錢，又服數劑，脈象如常，遂将藥停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