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3 《内經》中的唯物辯證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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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決主要矛盾。
第三是辨逆從。
逆治與從治，其中也存有一種辯證關系，其關鍵是要辨識病情的真、假。
無論是寒證、熱證、虛證、實證，都應該是表裡如一的，體征明确而無任何模糊不清或模棱兩可的情況時，病情真确，則為“真證”，便當逆其病勢而治之，這是逆治法。
如《素問·至真要大論》所說：“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潤之，急者緩之，堅者軟之，脆者堅之，衰者補之，強者瀉之，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客者除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留者攻之，損者溫之。
”即“散”與“收”相逆，“散”與“抑”相逆，“潤”與“燥”相逆，通過種種與病勢相逆的治療方法，矯正其由病因作用所發生的病理變化，而達到恢複機體正常生理的目的。
但也有些比較複雜的病變，内在的病理變化與反映出來的症狀頗不一緻。
如“陰盛格陽”的真寒假熱證，“陽盛格陰”的真熱假寒證，脾虛不運而腹脹的真虛假實證，飲食積聚而腹瀉的真實假虛證等，均為表裡極不一緻，似虛而實實，似實而實虛。
這時便應透過現象認清本質，從其“本”而治療。
正如《素問·至真要大論》所說：“熱因熱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
”即症有熱象而用熱藥，症有寒象而用寒藥，症有實象而用補藥，症有虛象而用瀉藥，這就叫做“從治”法，言其方藥的功用與症狀的表現是相同的，便名之曰“從”。
《素問·至真要大論》又說：“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可使氣和，可使必已。
”說明無論用逆治法或從治法，要想達到“伏其所主”的目的，必須具有辨識“先其所因”的本領才行。
因此說，無論用逆治法或從治法，都是針對着病因來治療的。
第四是識同異。
同中有異、異中有同，這一辯證法思想在《内經》的治法中亦有較突出的體現。
《素問·五常政大論》中雲：“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所謂同病異治也。
”同一疾病，由于病因、病理以及其發展階段的不同，就要采用不同的治法。
例如同為“感冒”，由于有“風寒證”與“風熱證”的不同，治療就有“辛溫解表”與“辛涼解表”方法之各異。
甚至同一“風寒證”，由于季節、地域、體質種種的不同，還需要具體分析以區别對待，情況不同，處理的方法也就不同。
《素問·異法方宜論》中雲：“雜合以治，各得其宜，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
”有些雖為不同的疾病，但中醫學認為其病因、病機相同，便可以采用相同的治療方法。
如慢性痢疾、慢性腹瀉、肛門脫出、内髒下垂等，往往都是由“氣虛下陷”所緻的，便都可以用“益氣升提”的方法來取得療效。
又如失眠、心悸、婦女月經不調等不同的疾病，若病變過程都處在“心脾兩虛”的病程階段，同用“補益心脾”的方法，均取得較滿意的療效。
無論是“同病異治”，還是“異病同治”，都是符合透過現象看本質、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辯證法精神。
同學們，從以上幾個方面看來，《内經》中所存在的樸素的唯物辯證法思想是十分明顯的，在長時期的封建社會發展中，能運用這一思想作為指導，經過長期的醫療實踐，蔚成我國醫藥學這個偉大的寶庫，時至今日仍具有發掘、提高的巨大價值。
但無可諱言，在曆史發展的長河中，《内經》亦受到一些唯心主義天命論、先驗論的影響。
如《靈樞·邪客》有“人之肢節，以應天地”等說；又《靈樞·通天》把人分做五等；《靈樞·陰陽二十五人》又在五等分人的基礎上，發展為“五五二十五人”。
其中有些内容是與醫學不相幹的，這些内容對中醫學的發展是不利的，曆代大多數醫學家都認為是糟粕而應予摒棄。
我們要繼承祖國醫學，必須區分其中的精華與糟粕、主流和非主流。
其具有樸素唯物辯證法思想的部分是中醫學的精華，是中醫學得以不斷發展的主流，而其中受封建唯心論影響的一小部分内容是糟粕，是需要批判認識的，但這些畢竟不是主流。
某些民族虛無主義者，對中醫學一概否定，這是違背了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實際上是否定了中國人幾千年的醫療實踐。
毛主席說：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遴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的兼收并蓄。
所以對待《内經》必須要持有一分為二的觀點，既要肯定其偉大的成就，也要指出其曆史的局限。
我們評價中醫學的理論，究竟是唯物的還是唯心的，通過實踐的檢驗是唯一的方法。
我們之所以認為，《内經》的學術思想是符合樸素的唯物辯證法的，就是在生理、病理、治療等各方面，通過醫療實踐的檢驗而得出的結論。
今後，我們還要不斷地通過醫療實踐來促進中醫學的發展，努力本着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精神，使祖國醫學為當前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人類的健康事業做出更多的貢獻，并與現代醫學、現代科技結合起來，逐步發展成為我國獨特的新醫藥學。
第三是辨逆從。
逆治與從治，其中也存有一種辯證關系，其關鍵是要辨識病情的真、假。
無論是寒證、熱證、虛證、實證，都應該是表裡如一的，體征明确而無任何模糊不清或模棱兩可的情況時，病情真确，則為“真證”，便當逆其病勢而治之，這是逆治法。
如《素問·至真要大論》所說：“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潤之，急者緩之，堅者軟之，脆者堅之，衰者補之，強者瀉之，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客者除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留者攻之，損者溫之。
”即“散”與“收”相逆，“散”與“抑”相逆，“潤”與“燥”相逆，通過種種與病勢相逆的治療方法，矯正其由病因作用所發生的病理變化，而達到恢複機體正常生理的目的。
但也有些比較複雜的病變，内在的病理變化與反映出來的症狀頗不一緻。
如“陰盛格陽”的真寒假熱證，“陽盛格陰”的真熱假寒證，脾虛不運而腹脹的真虛假實證，飲食積聚而腹瀉的真實假虛證等，均為表裡極不一緻，似虛而實實，似實而實虛。
這時便應透過現象認清本質，從其“本”而治療。
正如《素問·至真要大論》所說：“熱因熱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
”即症有熱象而用熱藥，症有寒象而用寒藥，症有實象而用補藥，症有虛象而用瀉藥，這就叫做“從治”法，言其方藥的功用與症狀的表現是相同的，便名之曰“從”。
《素問·至真要大論》又說：“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可使氣和，可使必已。
”說明無論用逆治法或從治法，要想達到“伏其所主”的目的，必須具有辨識“先其所因”的本領才行。
因此說，無論用逆治法或從治法，都是針對着病因來治療的。
第四是識同異。
同中有異、異中有同，這一辯證法思想在《内經》的治法中亦有較突出的體現。
《素問·五常政大論》中雲：“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所謂同病異治也。
”同一疾病，由于病因、病理以及其發展階段的不同，就要采用不同的治法。
例如同為“感冒”，由于有“風寒證”與“風熱證”的不同，治療就有“辛溫解表”與“辛涼解表”方法之各異。
甚至同一“風寒證”，由于季節、地域、體質種種的不同，還需要具體分析以區别對待，情況不同，處理的方法也就不同。
《素問·異法方宜論》中雲：“雜合以治，各得其宜，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
”有些雖為不同的疾病，但中醫學認為其病因、病機相同，便可以采用相同的治療方法。
如慢性痢疾、慢性腹瀉、肛門脫出、内髒下垂等，往往都是由“氣虛下陷”所緻的，便都可以用“益氣升提”的方法來取得療效。
又如失眠、心悸、婦女月經不調等不同的疾病，若病變過程都處在“心脾兩虛”的病程階段，同用“補益心脾”的方法，均取得較滿意的療效。
無論是“同病異治”，還是“異病同治”，都是符合透過現象看本質、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辯證法精神。
同學們，從以上幾個方面看來，《内經》中所存在的樸素的唯物辯證法思想是十分明顯的，在長時期的封建社會發展中，能運用這一思想作為指導，經過長期的醫療實踐，蔚成我國醫藥學這個偉大的寶庫，時至今日仍具有發掘、提高的巨大價值。
但無可諱言，在曆史發展的長河中，《内經》亦受到一些唯心主義天命論、先驗論的影響。
如《靈樞·邪客》有“人之肢節，以應天地”等說；又《靈樞·通天》把人分做五等；《靈樞·陰陽二十五人》又在五等分人的基礎上，發展為“五五二十五人”。
其中有些内容是與醫學不相幹的，這些内容對中醫學的發展是不利的，曆代大多數醫學家都認為是糟粕而應予摒棄。
我們要繼承祖國醫學，必須區分其中的精華與糟粕、主流和非主流。
其具有樸素唯物辯證法思想的部分是中醫學的精華，是中醫學得以不斷發展的主流，而其中受封建唯心論影響的一小部分内容是糟粕，是需要批判認識的，但這些畢竟不是主流。
某些民族虛無主義者，對中醫學一概否定，這是違背了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實際上是否定了中國人幾千年的醫療實踐。
毛主席說：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遴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的兼收并蓄。
所以對待《内經》必須要持有一分為二的觀點，既要肯定其偉大的成就，也要指出其曆史的局限。
我們評價中醫學的理論，究竟是唯物的還是唯心的，通過實踐的檢驗是唯一的方法。
我們之所以認為，《内經》的學術思想是符合樸素的唯物辯證法的，就是在生理、病理、治療等各方面，通過醫療實踐的檢驗而得出的結論。
今後，我們還要不斷地通過醫療實踐來促進中醫學的發展，努力本着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精神，使祖國醫學為當前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人類的健康事業做出更多的貢獻，并與現代醫學、現代科技結合起來，逐步發展成為我國獨特的新醫藥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