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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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中。
至明張介賓為萬曆時人，專主溫補，則又為嘉靖四十三年第七十二甲子，寒濕用事時矣。
後此吳又可論瘟疫，周禹載論溫熱暑疫，多用寒涼，均值天啟四年第七十三甲子風火用事時。
故在國朝康熙二十三年，第七十四甲子火燥運中遵之多效。
至乾隆九年，第七十五甲子，運值濕寒，其氣已轉，而醫循故轍施治多乖。
樸莊先生《傷寒論注》成於乾隆甲寅，以寒涼之治謂不合濕土寒水之運，公之所治無不以溫散溫補見長，蓋公固明於大司天之六氣，而自知其所值為濕寒也。
若與公同時人，則但樂於用溫適與時合，而實不自知其所以然矣。
其後嘉慶九年，甲子為第七十有六，屬於少陽相火、厥陰風木，則為火風之歲。
及餘生於嘉慶戊寅，中年以後，肆力於醫。
逮今同治三年，第七十七甲子又為陽明燥金、少陰君火用事，時上元之氣未至而至，故於二年癸亥，上海一隅霍亂盛行，盡為熱證。
時醫以其手足厥逆，競用丁、附、桂、姜，入口即斃。
餘於甲子年獨以石膏、芩、連，清而愈之，或以涼水調膽礬吐而愈之。
證以我躬親歷，而病之各隨司天以變者，彌益顯然。
自此至今，所遇時邪莫非溫熱，大都以涼散、以寒瀉者愈之為多。
以餘所值燥火之運而宜寒涼，則風燥二火之亦宜於涼。
寒濕、濕寒之必宜於溫，概可推矣。
由是而知仲景之用青龍、白虎湯也，以其所值為風火也。
守真闢朱肱用溫之誤，申明仲景用寒之治為三已效方，三一承氣也。
以其所值為燥火也。
東垣以脾胃立論，專事升陽者，以其所值為寒濕也。
丹溪以知、柏治腎，專事補陰者，以其所值又為火燥也。
明乎此，而知古聖昔賢著書立說都是補偏救敝之人。
仲景為醫中之聖，師表萬世，黃芩、白虎即守真所本也；建中、理中即東垣所本也；炙甘草湯、黃連阿膠湯即丹溪所本也。
補瀉溫涼，各隨其運。
設以守真而遇濕寒決不偏於寒涼，東垣而遇風燥決不偏於溫補，丹溪而遇寒濕決不偏於清滋。
乃讀其書不論其世，因而不知其人。
輒謂如某者偏於涼，如某者偏於溫。
孰能知法固非偏，而不善用其法者之自涉於偏哉。
此無他，皆坐不講司天故也。
六氣大司天下篇 《內經》有曰：必先歲氣，毋伐天和。
此但就逐年之歲氣言之，而六十年之歲氣亦不可不講也。
審矣！餘既明前人治法各從歲氣，更以古今治痘家按時索之，有益覺其顯然者。
兒病自錢仲陽減金匱八味丸之桂、附，而其於小兒之痘亦用清法，則以其與守真同為六十五甲子燥火用事時也。
陳文中十一味木香散、十二味異功散，專主溫補，則以其與東垣同為六十六甲子寒濕用事時也。
至丹溪以解毒和中立法，復舍陳取錢，則以其時又為六十八甲子火燥用事，同於守真而異於東垣也。
迨前明汪機作《痘證理辨》，自序：於嘉靖九年庚寅，以是年痘災盛行，其治皆主於涼。
是為宏治十七年第七十一甲子燥火運中有宜然者。
洎乎嘉靖末年，下逮隆萬，苦寒之弊，層見疊出，故萬密齋、聶久吾輩首重保元，莫不以溫補為事。
而崇正甲戌，費建中《救偏瑣言》出，專主寒涼，下奪其書，中記一茸、附治驗，似乎不類。
而考其時尚為庚申年，萬曆庚申正是七十二甲子，張介賓著書時。
若天啟以後，所值七十三甲子，運轉風火。
七十四甲子，接連火燥。
此二運風與燥異，而其為火則同。
故費書猶盛行於康雍之間。
而乾隆九年，既交七十五甲子，濕寒之運則相沿成習者又相反矣。
時毗陵莊在田著「遂生編」以治痘，「福幼編」以治痙，切戒寒涼，全活無算。
然揆諸嘉道間，則又有不然者。
以嘉慶九年第七十六甲子，又值火風用事，故醒未子於嘉慶癸酉重刻在田書已雲：時師之失，固在寒涼；莊公之得，固在溫補。
然苟有偏執則亦不能無弊，豈不因莊所值為濕寒，而醒未子所值為火風，度必已有投此而不驗者，故為是言。
而特不能識寒濕、濕寒治法不可施諸風燥二火之運耳？若餘既值同治三年七十七甲子燥火之運，每於痘主清熱解毒，痙主瀉火墜痰，而遇虛寒之體、敗壞之證，則步趨莊法亦足以應無窮之變。
蓋病者而果屬虛寒，病甚而已極敗壞，凡在四損之列者，本不得常法是拘。
即使溫熱之末傳，或亦須辛熱之反佐。
而況地形之南北有高下，人身之稟賦有強弱，且於抱恙之新久尤有分別，凡所以隨機而應變者，本非一言可竟，而治病之法不出《內經》，《內經》之治不外六氣，自「天元正紀」以下七篇，百病之治皆在其間。
豈可因其所論皆運氣，而忘其為治法所從出哉。
附：大司天三元甲子考 明薛方山先生作《甲子會紀》，第一甲子起黃帝八年，至嘉靖四十三年為第七十二甲子。
國朝陳榕門先生作《甲子紀元》因之。
餘推貞下起元之本，準以厥、少、太、少、陽、太之六氣，凡前賢治病用藥鹹相符合。
爰為考，而次之如下： 黃帝八年起第一甲子下元 厥陰風木少陽相火 黃帝六十八年第二甲子上元 少陰君火陽明燥金 少昊十八年第三甲子中元 太陰濕土太陽寒水 少昊七十八年第四甲子下元 少陽相火厥陰風木 顓頊五十四年第五甲子上元 陽明燥金少陰君火 帝嚳二十九年第六甲子中元 太陽寒水太陰濕土 帝堯二十一載第七甲子下元 厥陰風木少陽相火
至明張介賓為萬曆時人，專主溫補，則又為嘉靖四十三年第七十二甲子，寒濕用事時矣。
後此吳又可論瘟疫，周禹載論溫熱暑疫，多用寒涼，均值天啟四年第七十三甲子風火用事時。
故在國朝康熙二十三年，第七十四甲子火燥運中遵之多效。
至乾隆九年，第七十五甲子，運值濕寒，其氣已轉，而醫循故轍施治多乖。
樸莊先生《傷寒論注》成於乾隆甲寅，以寒涼之治謂不合濕土寒水之運，公之所治無不以溫散溫補見長，蓋公固明於大司天之六氣，而自知其所值為濕寒也。
若與公同時人，則但樂於用溫適與時合，而實不自知其所以然矣。
其後嘉慶九年，甲子為第七十有六，屬於少陽相火、厥陰風木，則為火風之歲。
及餘生於嘉慶戊寅，中年以後，肆力於醫。
逮今同治三年，第七十七甲子又為陽明燥金、少陰君火用事，時上元之氣未至而至，故於二年癸亥，上海一隅霍亂盛行，盡為熱證。
時醫以其手足厥逆，競用丁、附、桂、姜，入口即斃。
餘於甲子年獨以石膏、芩、連，清而愈之，或以涼水調膽礬吐而愈之。
證以我躬親歷，而病之各隨司天以變者，彌益顯然。
自此至今，所遇時邪莫非溫熱，大都以涼散、以寒瀉者愈之為多。
以餘所值燥火之運而宜寒涼，則風燥二火之亦宜於涼。
寒濕、濕寒之必宜於溫，概可推矣。
由是而知仲景之用青龍、白虎湯也，以其所值為風火也。
守真闢朱肱用溫之誤，申明仲景用寒之治為三已效方，三一承氣也。
以其所值為燥火也。
東垣以脾胃立論，專事升陽者，以其所值為寒濕也。
丹溪以知、柏治腎，專事補陰者，以其所值又為火燥也。
明乎此，而知古聖昔賢著書立說都是補偏救敝之人。
仲景為醫中之聖，師表萬世，黃芩、白虎即守真所本也；建中、理中即東垣所本也；炙甘草湯、黃連阿膠湯即丹溪所本也。
補瀉溫涼，各隨其運。
設以守真而遇濕寒決不偏於寒涼，東垣而遇風燥決不偏於溫補，丹溪而遇寒濕決不偏於清滋。
乃讀其書不論其世，因而不知其人。
輒謂如某者偏於涼，如某者偏於溫。
孰能知法固非偏，而不善用其法者之自涉於偏哉。
此無他，皆坐不講司天故也。
六氣大司天下篇 《內經》有曰：必先歲氣，毋伐天和。
此但就逐年之歲氣言之，而六十年之歲氣亦不可不講也。
審矣！餘既明前人治法各從歲氣，更以古今治痘家按時索之，有益覺其顯然者。
兒病自錢仲陽減金匱八味丸之桂、附，而其於小兒之痘亦用清法，則以其與守真同為六十五甲子燥火用事時也。
陳文中十一味木香散、十二味異功散，專主溫補，則以其與東垣同為六十六甲子寒濕用事時也。
至丹溪以解毒和中立法，復舍陳取錢，則以其時又為六十八甲子火燥用事，同於守真而異於東垣也。
迨前明汪機作《痘證理辨》，自序：於嘉靖九年庚寅，以是年痘災盛行，其治皆主於涼。
是為宏治十七年第七十一甲子燥火運中有宜然者。
洎乎嘉靖末年，下逮隆萬，苦寒之弊，層見疊出，故萬密齋、聶久吾輩首重保元，莫不以溫補為事。
而崇正甲戌，費建中《救偏瑣言》出，專主寒涼，下奪其書，中記一茸、附治驗，似乎不類。
而考其時尚為庚申年，萬曆庚申正是七十二甲子，張介賓著書時。
若天啟以後，所值七十三甲子，運轉風火。
七十四甲子，接連火燥。
此二運風與燥異，而其為火則同。
故費書猶盛行於康雍之間。
而乾隆九年，既交七十五甲子，濕寒之運則相沿成習者又相反矣。
時毗陵莊在田著「遂生編」以治痘，「福幼編」以治痙，切戒寒涼，全活無算。
然揆諸嘉道間，則又有不然者。
以嘉慶九年第七十六甲子，又值火風用事，故醒未子於嘉慶癸酉重刻在田書已雲：時師之失，固在寒涼；莊公之得，固在溫補。
然苟有偏執則亦不能無弊，豈不因莊所值為濕寒，而醒未子所值為火風，度必已有投此而不驗者，故為是言。
而特不能識寒濕、濕寒治法不可施諸風燥二火之運耳？若餘既值同治三年七十七甲子燥火之運，每於痘主清熱解毒，痙主瀉火墜痰，而遇虛寒之體、敗壞之證，則步趨莊法亦足以應無窮之變。
蓋病者而果屬虛寒，病甚而已極敗壞，凡在四損之列者，本不得常法是拘。
即使溫熱之末傳，或亦須辛熱之反佐。
而況地形之南北有高下，人身之稟賦有強弱，且於抱恙之新久尤有分別，凡所以隨機而應變者，本非一言可竟，而治病之法不出《內經》，《內經》之治不外六氣，自「天元正紀」以下七篇，百病之治皆在其間。
豈可因其所論皆運氣，而忘其為治法所從出哉。
附：大司天三元甲子考 明薛方山先生作《甲子會紀》，第一甲子起黃帝八年，至嘉靖四十三年為第七十二甲子。
國朝陳榕門先生作《甲子紀元》因之。
餘推貞下起元之本，準以厥、少、太、少、陽、太之六氣，凡前賢治病用藥鹹相符合。
爰為考，而次之如下： 黃帝八年起第一甲子下元 厥陰風木少陽相火 黃帝六十八年第二甲子上元 少陰君火陽明燥金 少昊十八年第三甲子中元 太陰濕土太陽寒水 少昊七十八年第四甲子下元 少陽相火厥陰風木 顓頊五十四年第五甲子上元 陽明燥金少陰君火 帝嚳二十九年第六甲子中元 太陽寒水太陰濕土 帝堯二十一載第七甲子下元 厥陰風木少陽相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