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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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士上
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極矣。
故毅宗嘗患之也，為拔貢、保舉、準貢、特授、積分、換授，思以得度外之士。
乃拔貢之試，猶然經義也，考官不遣詞臣，屬之提學，既已輕于解試矣。
保舉之法，雖曰以名取人，不知今之所謂名者何憑也，勢不得不雜以賄賂請讬。
及其捧檄而至，吏部以一義一論試之，視解試為尤輕矣。
準貢者用解試之副榜，特授者用會試之副榜。
夫副榜，黜落之餘也。
其黜落者如此之重，将何以待中式者乎？積分不去赀郎，其源不能清也；換授以優宗室，其教可不豫乎！凡此六者，皆不離經義，欲得勝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詳，所以徒為紛亂而無益于時也。
唐進士試詩賦，明經試墨義。
所謂墨義者，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
宋初試士，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其九經、五經、三禮、三傳、學究等，設科雖異，其墨義同也。
王安石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中書撰大義式頒行，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然非創自安石也，唐柳冕即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為上等，其精于傳注與下等”之議。
權德輿駁曰：“注疏猶可以質驗，不者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
” 其後宋祁、王珪累有“止問大義，不責記誦”之奏，而不果行，至安石始決之。
故時文者帖書、墨義之流也。
今日之弊，在當時權德輿已盡之。
向若因循不改，則轉相模勒，日趨浮薄，人才終無振起之時。
若罷經義，遂恐有棄經不學之士，而先王之道益視為迂闊無用之具。
餘謂當複墨義古法，使為經義者全寫注疏、大全、漢宋諸儒之說，一一條具于前，而後申之以己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
由前則空疏者绌，由後則愚蔽者绌，亦變浮薄之一術也。
或曰：“以誦數精粗為中否，唐之所以賤明經也，甯複貴其所賤乎？”曰：“今日之時文，有非誦數時文所得者乎？同一誦數也，先儒之義學，其愈于饾饤之剿說亦可知矣。
非謂守此足以得天下之士也，趨天下之士于平實，而通經學古之人出焉。
昔之詩賦亦何足以得士！然必費考索，推聲病，未有若時文，空疏不學之人皆可為之也。
” 取士下 古之取士也寬，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寬。
古者鄉舉裡選，士之有賢能者，不患于不知。
降而唐宋，其為科目不一，士不得與于此，尚可轉而從事于彼，是其取之之寬也。
“王制”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先凡經四轉，已入仕之後凡經三轉，總七轉，始與之以祿。
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複試之。
韓退之三試于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也。
宋雖登第入仕，然亦止是簿尉令錄，榜首才得丞判，是其用之之嚴也。
寬于恥則無枉才，嚴于用則少幸進。
今也不然。
其所以程士者，止有科舉之一途，雖使古豪傑之士若屈原、司馬遷、相如、董仲舒、楊雄之徒，舍是亦無由而進取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從，下亦置之郡縣、即其黜落而為鄉貢者，終身不複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寬也！嚴于取，則豪傑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寬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
流俗之人，徒見夫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二出于其中，遂以為科法已善，不必他求。
不知科目之内，既聚此百千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目，非科目之能得功名氣節之士也。
假使士子探籌，第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籌之中者，甯可謂探籌為
故毅宗嘗患之也，為拔貢、保舉、準貢、特授、積分、換授，思以得度外之士。
乃拔貢之試，猶然經義也，考官不遣詞臣，屬之提學，既已輕于解試矣。
保舉之法，雖曰以名取人，不知今之所謂名者何憑也，勢不得不雜以賄賂請讬。
及其捧檄而至，吏部以一義一論試之，視解試為尤輕矣。
準貢者用解試之副榜，特授者用會試之副榜。
夫副榜，黜落之餘也。
其黜落者如此之重，将何以待中式者乎？積分不去赀郎，其源不能清也；換授以優宗室，其教可不豫乎！凡此六者，皆不離經義，欲得勝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詳，所以徒為紛亂而無益于時也。
唐進士試詩賦，明經試墨義。
所謂墨義者，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
宋初試士，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其九經、五經、三禮、三傳、學究等，設科雖異，其墨義同也。
王安石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中書撰大義式頒行，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然非創自安石也，唐柳冕即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為上等，其精于傳注與下等”之議。
權德輿駁曰：“注疏猶可以質驗，不者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
” 其後宋祁、王珪累有“止問大義，不責記誦”之奏，而不果行，至安石始決之。
故時文者帖書、墨義之流也。
今日之弊，在當時權德輿已盡之。
向若因循不改，則轉相模勒，日趨浮薄，人才終無振起之時。
若罷經義，遂恐有棄經不學之士，而先王之道益視為迂闊無用之具。
餘謂當複墨義古法，使為經義者全寫注疏、大全、漢宋諸儒之說，一一條具于前，而後申之以己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
由前則空疏者绌，由後則愚蔽者绌，亦變浮薄之一術也。
或曰：“以誦數精粗為中否，唐之所以賤明經也，甯複貴其所賤乎？”曰：“今日之時文，有非誦數時文所得者乎？同一誦數也，先儒之義學，其愈于饾饤之剿說亦可知矣。
非謂守此足以得天下之士也，趨天下之士于平實，而通經學古之人出焉。
昔之詩賦亦何足以得士！然必費考索，推聲病，未有若時文，空疏不學之人皆可為之也。
” 取士下 古之取士也寬，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寬。
古者鄉舉裡選，士之有賢能者，不患于不知。
降而唐宋，其為科目不一，士不得與于此，尚可轉而從事于彼，是其取之之寬也。
“王制”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先凡經四轉，已入仕之後凡經三轉，總七轉，始與之以祿。
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複試之。
韓退之三試于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也。
宋雖登第入仕，然亦止是簿尉令錄，榜首才得丞判，是其用之之嚴也。
寬于恥則無枉才，嚴于用則少幸進。
今也不然。
其所以程士者，止有科舉之一途，雖使古豪傑之士若屈原、司馬遷、相如、董仲舒、楊雄之徒，舍是亦無由而進取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從，下亦置之郡縣、即其黜落而為鄉貢者，終身不複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寬也！嚴于取，則豪傑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寬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
流俗之人，徒見夫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二出于其中，遂以為科法已善，不必他求。
不知科目之内，既聚此百千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目，非科目之能得功名氣節之士也。
假使士子探籌，第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籌之中者，甯可謂探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