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第三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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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年來，關于文藝上的論争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揮刀的保護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馬克斯主義裡發見了文藝自由論，列甯主義裡找到了殺盡共匪說的論客〔２〕的“理論”之外，幾乎沒有人能夠開口，然而，倘是“為文藝而文藝”的文藝，卻還是“自由”的，因為他決沒有收了盧布的嫌疑。
但在“第三種人”，就是“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人”〔３〕，又不免有一種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壇要說他是“資産階級的走狗”〔４〕。
代表了這一種“第三種人”來鳴不平的，是《現代》雜志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蘇汶先生的文章〔５〕（我在這裡先應該聲明：我為便利起見，暫且用了“代表”，“第三種人”這些字眼，雖然明知道蘇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絕“或者”，“多少”，“影響”這一類不十分決定的字眼一樣，不要固定的名稱的，因為名稱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
他以為左翼的批評家，動不動就說作家是“資産階級的走狗”，甚至于将中立者認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認為“資産階級的走狗”的可能，号稱“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６〕，“第三種人”又要作而不敢，于是文壇上便沒有東西了。
然而文藝據說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階級鬥争之外的，為将來的，就是“第三種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藝。
——但可惜，被左翼理論家弄得不敢作了，因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罵的豫感。
我相信這種豫感是會有的，而以“第三種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
我也相信作者所說，現在很有懂得理論，而感情難變的作家。
然而感情不變，則懂得理論的度數，就不免和感情已變或略變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兩樣。
蘇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來，是并不正确的。
自然，自從有了左翼文壇以來，理論家曾經犯過錯誤，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蘇汶先生所說，有“左而不作”的，并且還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為民族主義文學的小卒，書坊的老闆，敵黨的探子的，然而這些讨厭左翼文壇了的文學家所遺下的左翼文壇，卻依然存在，不但存在，還在發展，克服自己的壞處，向文藝這神聖之地進軍。
蘇汶先生問過：克服了三年，還沒有克服好幺？〔７〕回答是：是的，還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說不定。
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進軍着，不會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後行進那樣的傻事的。
但是，蘇汶先生說過“笑話”〔８〕：左翼作家在從資本家取得稿費；現在我來說一句真話，是左翼作家還在受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的法律的壓迫，禁锢，殺戮。
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殘，現在非常寥寥，即偶有發表，批評作品的也絕少，而偶有批評作品的，也并未動不動便指作家為“資産階級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
左翼作家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神兵，或國外殺進來的仇敵，他不但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緻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進。
但現在要問：左翼文壇現在因為受着壓迫，不能發表很多的批評，倘一旦有了發表的可能，不至于動不動就指“第三種人”為“資産階級的走狗”幺？我想，倘若左翼批評家沒有宣誓不說，又隻從壞處着想，那是有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這還要壞。
不過我以為這種豫測，實在和想到地球也許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殺一樣，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蘇汶先生的“第三種人”，卻據說是為了這未來的恐怖而“擱筆”了。
未曾身曆，僅僅因為心造的幻影而擱筆，“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作者的擁抱力，又何其弱呢？兩個愛人，有因為豫防将來的社會上的斥責而不敢擁抱的幺？ 其實，這“第三種人”的“擱筆”，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評的嚴酷。
真實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這樣的“第三種人”，做不成這樣的人，也就沒有了第三種筆，擱與不擱，還談不到。
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裡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
但在“第三種人”，就是“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人”〔３〕，又不免有一種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壇要說他是“資産階級的走狗”〔４〕。
代表了這一種“第三種人”來鳴不平的，是《現代》雜志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蘇汶先生的文章〔５〕（我在這裡先應該聲明：我為便利起見，暫且用了“代表”，“第三種人”這些字眼，雖然明知道蘇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絕“或者”，“多少”，“影響”這一類不十分決定的字眼一樣，不要固定的名稱的，因為名稱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
他以為左翼的批評家，動不動就說作家是“資産階級的走狗”，甚至于将中立者認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認為“資産階級的走狗”的可能，号稱“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６〕，“第三種人”又要作而不敢，于是文壇上便沒有東西了。
然而文藝據說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階級鬥争之外的，為将來的，就是“第三種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藝。
——但可惜，被左翼理論家弄得不敢作了，因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罵的豫感。
我相信這種豫感是會有的，而以“第三種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
我也相信作者所說，現在很有懂得理論，而感情難變的作家。
然而感情不變，則懂得理論的度數，就不免和感情已變或略變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兩樣。
蘇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來，是并不正确的。
自然，自從有了左翼文壇以來，理論家曾經犯過錯誤，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蘇汶先生所說，有“左而不作”的，并且還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為民族主義文學的小卒，書坊的老闆，敵黨的探子的，然而這些讨厭左翼文壇了的文學家所遺下的左翼文壇，卻依然存在，不但存在，還在發展，克服自己的壞處，向文藝這神聖之地進軍。
蘇汶先生問過：克服了三年，還沒有克服好幺？〔７〕回答是：是的，還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說不定。
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進軍着，不會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後行進那樣的傻事的。
但是，蘇汶先生說過“笑話”〔８〕：左翼作家在從資本家取得稿費；現在我來說一句真話，是左翼作家還在受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的法律的壓迫，禁锢，殺戮。
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殘，現在非常寥寥，即偶有發表，批評作品的也絕少，而偶有批評作品的，也并未動不動便指作家為“資産階級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
左翼作家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神兵，或國外殺進來的仇敵，他不但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緻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進。
但現在要問：左翼文壇現在因為受着壓迫，不能發表很多的批評，倘一旦有了發表的可能，不至于動不動就指“第三種人”為“資産階級的走狗”幺？我想，倘若左翼批評家沒有宣誓不說，又隻從壞處着想，那是有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這還要壞。
不過我以為這種豫測，實在和想到地球也許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殺一樣，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蘇汶先生的“第三種人”，卻據說是為了這未來的恐怖而“擱筆”了。
未曾身曆，僅僅因為心造的幻影而擱筆，“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作者的擁抱力，又何其弱呢？兩個愛人，有因為豫防将來的社會上的斥責而不敢擁抱的幺？ 其實，這“第三種人”的“擱筆”，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評的嚴酷。
真實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這樣的“第三種人”，做不成這樣的人，也就沒有了第三種筆，擱與不擱，還談不到。
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裡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