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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譯經的簡單的标本，有金陵刻經處彙印的三種譯本《大乘起信論》，〔１８〕也是趙老爺的一個死對頭。
但我想，我們的譯書，還不能這樣簡單，首先要決定譯給大衆中的怎樣的讀者。
将這些大衆，粗粗的分起來：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識字的；丙，有識字無幾的。
而其中的丙，則在“讀者”的範圍之外，啟發他們是圖畫，演講，戲劇，電影的任務，在這裡可以不論。
但就是甲乙兩種，也不能用同樣的書籍，應該各有供給閱讀的相當的書。
供給乙的，還不能用翻譯，至少是改作，最好還是創作，而這創作又必須并不隻在配合讀者的胃口，讨好了，讀的多就夠。
至于供給甲類的讀者的譯本，無論什幺，我是至今主張“甯信而不順”的。
自然，這所謂“不順”，決不是說“跪下”要譯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譯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說，不妨不像吃茶淘飯一樣幾口可以咽完，卻必須費牙來嚼一嚼。
這裡就來了一個問題：為什幺不完全中國化，給讀者省些力氣呢？這樣費解，怎樣還可以稱為翻譯呢？我的答案是：這也是譯本。
這樣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内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
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訣，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虛字，就是好文章，講話的時候，也時時要辭不達意，這就是話不夠用，所以教員講書，也必須借助于粉筆。
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胡塗。
倘若永遠用着胡塗話，即使讀的時候，滔滔而下，但歸根結蒂，所得的還是一個胡塗的影子。
要醫這病，我以為隻好陸續吃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後來便可以據為己有。
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
遠的例子，如日本，他們的文章裡，歐化的語法是極平常的了，和梁啟超做《和文漢讀法》時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來信所說，一九二五年曾給群衆造出過“罷工”這一個字眼，這字眼雖然未曾有過，然而大衆已都懂得了。
我還以為即便為乙類讀者而譯的書，也應該時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語法在裡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爾遇見，而想一想，或問一問就能懂得為度。
必須這樣，群衆的言語才能夠豐富起來。
什幺人全都懂得的書，現在是不會有的，隻有佛教徒的“”字，據說是“人人能解”，但可惜又是“解各不同”。
就是數學或化學書，裡面何嘗沒有許多“術語”之類，為趙老爺所不懂，然而趙老爺并不提及者，太記得了嚴又陵之故也。
說到翻譯文藝，倘以甲類讀者為對象，我是也主張直譯的。
我自己的譯法，是譬如“山背後太陽落下去了”，雖然不順，也決不改作“日落山陰”，因為原意以山為主，改了就變成太陽為主了。
雖然創作，我以為作者也得加以這樣的區别。
一面盡量的輸入，一面盡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傳下去了，渣滓就聽他剩落在過去裡。
所以在現在容忍“多少的不順”，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實也還是一種的“進攻”。
在現在民衆口頭上的話，那不錯，都是“順”的，但為民衆口頭上的話搜集來的話胚，其實也還是要順的，因此我也是主張容忍“不順”的一個。
但這情形也當然不是永遠的，其中的一部分，将從“不順”而成為“順”，有一部分，則因為到底“不順”而被淘汰，被踢開。
這最要緊的是我們自己的批判。
如來信所舉的譯例，我都可以承認比我譯得更“達”，也可推定并且更“信”，對于譯者和讀者，都有很大的益處。
不過這些隻能使甲類的讀者懂得，于乙類的讀者是太艱深的。
由此也可見現在必須區别了種種的讀者層，有種種的譯作。
為乙類讀者譯作的方法，我沒有細想過，此刻說不出什幺來。
但就大體看來，現在也還不能和口語——各處各種的土話——合一，隻能成為一種特别的白話，或限于某一地方的白話。
後一種，某一地方以外的讀者就看不懂了，要它分布較廣，勢必至于要用前一種，但因此也就仍然成為特别的白話，文言的分子也多起來。
我是反對用太限于一處的方言的，例如小說中常見的“别鬧”“别說”等類罷，假使我沒有到過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搗亂”“另外去說”的意思，實在遠不如較近文言的“不要”來得容易了然，這樣的隻在一處活着的口語，倘不是萬不得已，也應該回避的。
還有章回體小說中的筆法，即使眼熟，也不必盡是采用，例如“林沖笑道：原來，你認得。
”和“原來，你認得。
——林沖笑着說。
”這兩條，後一例雖然看去有些洋氣，其實我們講話的時候倒常用，聽得“耳熟”的。
但中國人對于小說是看的，所以還是前一例覺得“眼熟”，在書上遇見後一例的筆法，反而好像生疏了。
沒有法子，現在隻好采說書而去其油滑，聽閑談而去其散漫，博取民衆的口語而存其比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為四不像的白話。
這白話得是活的，活的緣故，就因為有些是從活的民衆的口頭取來，有些是要從此注入活的民衆裡面去。
臨末，我很感謝你信末所舉的兩個例子。
一，我将“……甚至于比自己還要親近”譯成“較之自己較之别人，還要親近的人們”，是直譯德日兩種譯本的說法的。
這恐怕因為他們的語法中，沒有像“甚至于”這樣能夠簡單而确切地表現這口氣的字眼的緣故，轉幾個彎，就成為這幺拙笨了。
二，将“新的……人”的“人”字譯成“人類”，那是我的錯誤，是太穿鑿了之後的錯誤。
萊奮生望見的打麥場上的人，他要造他們成為目前的戰鬥的人物，我是看得很清楚的，但當他默想“新的……人”的時候，卻也很使我默想了好久：（一）“人”的原文，日譯本是“人間”，德譯本是“Ｍｅｎｓｃｈ”，都是單數，但有時也可作“人們”解；（二）他在目前就想有“新的極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希望似乎太奢，太空了。
我于是想到他的出身，是商人的孩子，是智識分子，由此猜測他的戰鬥，是為了經過階級鬥争之後的無階級社會，于是就将他所設想的目前的人，跟着我的主觀的錯誤，搬往将來，并且成為“人們”——人類了。
在你未曾指出之前，我還自以為這見解是很高明的哩，這是必須對于讀者，趕緊聲明改正的。
總之，今年總算将這一部紀念碑的小說，
譯經的簡單的标本，有金陵刻經處彙印的三種譯本《大乘起信論》，〔１８〕也是趙老爺的一個死對頭。
但我想，我們的譯書，還不能這樣簡單，首先要決定譯給大衆中的怎樣的讀者。
将這些大衆，粗粗的分起來：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識字的；丙，有識字無幾的。
而其中的丙，則在“讀者”的範圍之外，啟發他們是圖畫，演講，戲劇，電影的任務，在這裡可以不論。
但就是甲乙兩種，也不能用同樣的書籍，應該各有供給閱讀的相當的書。
供給乙的，還不能用翻譯，至少是改作，最好還是創作，而這創作又必須并不隻在配合讀者的胃口，讨好了，讀的多就夠。
至于供給甲類的讀者的譯本，無論什幺，我是至今主張“甯信而不順”的。
自然，這所謂“不順”，決不是說“跪下”要譯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譯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說，不妨不像吃茶淘飯一樣幾口可以咽完，卻必須費牙來嚼一嚼。
這裡就來了一個問題：為什幺不完全中國化，給讀者省些力氣呢？這樣費解，怎樣還可以稱為翻譯呢？我的答案是：這也是譯本。
這樣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内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
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訣，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虛字，就是好文章，講話的時候，也時時要辭不達意，這就是話不夠用，所以教員講書，也必須借助于粉筆。
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胡塗。
倘若永遠用着胡塗話，即使讀的時候，滔滔而下，但歸根結蒂，所得的還是一個胡塗的影子。
要醫這病，我以為隻好陸續吃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後來便可以據為己有。
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
遠的例子，如日本，他們的文章裡，歐化的語法是極平常的了，和梁啟超做《和文漢讀法》時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來信所說，一九二五年曾給群衆造出過“罷工”這一個字眼，這字眼雖然未曾有過，然而大衆已都懂得了。
我還以為即便為乙類讀者而譯的書，也應該時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語法在裡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爾遇見，而想一想，或問一問就能懂得為度。
必須這樣，群衆的言語才能夠豐富起來。
什幺人全都懂得的書，現在是不會有的，隻有佛教徒的“”字，據說是“人人能解”，但可惜又是“解各不同”。
就是數學或化學書，裡面何嘗沒有許多“術語”之類，為趙老爺所不懂，然而趙老爺并不提及者，太記得了嚴又陵之故也。
說到翻譯文藝，倘以甲類讀者為對象，我是也主張直譯的。
我自己的譯法，是譬如“山背後太陽落下去了”，雖然不順，也決不改作“日落山陰”，因為原意以山為主，改了就變成太陽為主了。
雖然創作，我以為作者也得加以這樣的區别。
一面盡量的輸入，一面盡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傳下去了，渣滓就聽他剩落在過去裡。
所以在現在容忍“多少的不順”，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實也還是一種的“進攻”。
在現在民衆口頭上的話，那不錯，都是“順”的，但為民衆口頭上的話搜集來的話胚，其實也還是要順的，因此我也是主張容忍“不順”的一個。
但這情形也當然不是永遠的，其中的一部分，将從“不順”而成為“順”，有一部分，則因為到底“不順”而被淘汰，被踢開。
這最要緊的是我們自己的批判。
如來信所舉的譯例，我都可以承認比我譯得更“達”，也可推定并且更“信”，對于譯者和讀者，都有很大的益處。
不過這些隻能使甲類的讀者懂得，于乙類的讀者是太艱深的。
由此也可見現在必須區别了種種的讀者層，有種種的譯作。
為乙類讀者譯作的方法，我沒有細想過，此刻說不出什幺來。
但就大體看來，現在也還不能和口語——各處各種的土話——合一，隻能成為一種特别的白話，或限于某一地方的白話。
後一種，某一地方以外的讀者就看不懂了，要它分布較廣，勢必至于要用前一種，但因此也就仍然成為特别的白話，文言的分子也多起來。
我是反對用太限于一處的方言的，例如小說中常見的“别鬧”“别說”等類罷，假使我沒有到過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搗亂”“另外去說”的意思，實在遠不如較近文言的“不要”來得容易了然，這樣的隻在一處活着的口語，倘不是萬不得已，也應該回避的。
還有章回體小說中的筆法，即使眼熟，也不必盡是采用，例如“林沖笑道：原來，你認得。
”和“原來，你認得。
——林沖笑着說。
”這兩條，後一例雖然看去有些洋氣，其實我們講話的時候倒常用，聽得“耳熟”的。
但中國人對于小說是看的，所以還是前一例覺得“眼熟”，在書上遇見後一例的筆法，反而好像生疏了。
沒有法子，現在隻好采說書而去其油滑，聽閑談而去其散漫，博取民衆的口語而存其比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為四不像的白話。
這白話得是活的，活的緣故，就因為有些是從活的民衆的口頭取來，有些是要從此注入活的民衆裡面去。
臨末，我很感謝你信末所舉的兩個例子。
一，我将“……甚至于比自己還要親近”譯成“較之自己較之别人，還要親近的人們”，是直譯德日兩種譯本的說法的。
這恐怕因為他們的語法中，沒有像“甚至于”這樣能夠簡單而确切地表現這口氣的字眼的緣故，轉幾個彎，就成為這幺拙笨了。
二，将“新的……人”的“人”字譯成“人類”，那是我的錯誤，是太穿鑿了之後的錯誤。
萊奮生望見的打麥場上的人，他要造他們成為目前的戰鬥的人物，我是看得很清楚的，但當他默想“新的……人”的時候，卻也很使我默想了好久：（一）“人”的原文，日譯本是“人間”，德譯本是“Ｍｅｎｓｃｈ”，都是單數，但有時也可作“人們”解；（二）他在目前就想有“新的極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希望似乎太奢，太空了。
我于是想到他的出身，是商人的孩子，是智識分子，由此猜測他的戰鬥，是為了經過階級鬥争之後的無階級社會，于是就将他所設想的目前的人，跟着我的主觀的錯誤，搬往将來，并且成為“人們”——人類了。
在你未曾指出之前，我還自以為這見解是很高明的哩，這是必須對于讀者，趕緊聲明改正的。
總之，今年總算将這一部紀念碑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