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并Y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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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人,就在答有恒先生的信中,表白了幾句。

     先前的我的言論,的确失敗了,這還是因為我料事之不明。

    那原因,大約就在多年“坐在玻璃窗下,醉眼朦胧看人生”的緣故。

    然而那幺風雲變幻的事,恐怕也界上是不多有的,我沒有料到,未曾描寫,可見我還不很有“毒筆”。

    但是,那時的情形,卻連在十字街頭,在民間,在官間,前看五十年的超時代的革命文學家也似乎沒有看到,所以毫不先行“理論鬥争”。

    否則,該可以救出許多人的罷。

    我在這裡引出革命文學家來,并非要在事後譏笑他們的愚昧,不過是說,我的看不到後來的變幻,乃是我還欠刻毒,因此便發生錯誤,并非我和什幺人協商,或自己要做什幺,立意來欺人。

     但立意怎樣,于事實是無幹的。

    我疑心吃苦的人們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實在很苦痛。

    但這也因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緣故,倘是革命巨子,看這一點犧牲,是不算一回事的。

    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遠做指導,因為沒有指導,革命便不成功了。

    你看革命文學家,就都在上海租界左近,一有風吹草動,就有洋鬼子造成的鐵絲網,将反革命文學的華界隔離,于是從那裡面擲出無煙火藥——約十萬兩——來,轟然一聲,一切有閑階級便都“奧伏赫變”了。

     那些革命文學家,大抵是今年發生的,有一大串。

    雖然還在互相标榜,或互相排斥,我也分不清是“革命已經成功”的文學家呢,還是“革命尚未成功”的文學家。

    不過似乎說是因為有了我的一本《呐喊》或《野草》,或我們印了《語絲》,所以革命還未成功,或青年懶于革命了。

    這口吻卻大家大略一緻的。

    這是今年革命文學界的輿論。

    對于這些輿論,我雖然又好氣又好笑,但也頗有些高興。

    因為雖然得了延誤革命的罪狀,而一面卻免去誘殺青年的内疚了。

    那幺,一切死者,傷者,吃苦者,都和我無關。

    先前真是擅負責任。

    我先前是立意要不講演,不教書,不發議論,使我的名字從社會上死去,算是我的贖罪的,今年倒心裡輕松了,又有些想活動。

    不料得了你的信,卻又使我的心沉重起來。

     但我已經沒有去年那幺沉重。

    近大半年來,征之輿論,按之經驗,知道革命與否,還在其人,不在文章的。

    你說我毒害了你了,但這裡的批評家,卻明明說我的文字是“非革命”的。

    假使文學足以移人,則他們看了我的文章,應該不想做革命文學了,現在他們已經看了我的文章,斷定是“非革命”,而仍不灰心,要做革命文學者,可見文字于人,實在沒有什幺影響,——隻可惜是同時打破了革命文學的牌坊。

    不過先生和我素昧平生,想來決不至于誣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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