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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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出嫁大概是很早，因為我的大姐現在已是六十多歲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還長我一歲啊。
我有三個哥哥，四個姐姐，但能長大成人的，隻有大姐，二姐，三哥與我。
我是“老”兒子。
生我的時候，母親已有四十一歲，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閣。
由大姐與二姐所嫁人的家庭來推斷，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裡，大概還馬馬虎虎的過得去。
那時候定婚講究門當戶對，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開過一間酒館，他們都是相當體面的人。
可是，我，我給家庭帶來了不幸：我生下來，母親暈過去半夜，才睜眼看見她的老兒子——感謝大姐，把我揣在懷裡，緻未凍死。
一歲半，我把父親“克”死了。
兄不到十歲，三姐十二、三歲，我才一歲半，全仗母親獨立撫養了。
父親的寡姐跟我們一塊兒住，她吸鴉片，她喜摸紙牌，她的脾氣極壞。
為我們的衣食，母親要給人家洗衣服，縫補或裁縫衣裳。
在我的記憶中，她的手終年是鮮紅微腫的。
白天，她洗衣服，洗一兩大綠瓦盆。
她作事永遠絲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戶們送來的黑如鐵的布襪，她也給洗得雪白。
晚間，她與三姐抱着一盞油燈，還要縫補衣服，一直到半夜。
她終年沒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還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
桌椅都是舊的，櫃門銅活久以殘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沒有塵土，殘破的銅活發着光。
院中，父親遺留下的幾盆石榴與夾竹桃，永遠會得到應有的澆灌與愛護，年年夏天開許多花。
哥哥似乎沒有同我玩耍過。
有時候，他去讀書；有時候，他去學徒；有時候，他也去賣花生或櫻桃之類的小東西。
母親含着淚把他送走，不到兩天，又含着淚接他回來。
我不明白這都是什麼事，而隻覺得與他很生疏。
與母親相依如命的是我與三姐。
因此，他們作事，我老在後面跟着。
他們澆花，我也張羅着取水；他們掃地，我就撮土……從這裡，我學得了愛花，愛清潔，守秩序。
這些習慣至今還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來，無論手中怎麼窘，母親也要設法弄一點東西去款待。
舅父與表哥們往往是自己掏錢買酒肉食，這使她臉上羞得飛紅，可是殷勤的給他們溫酒作面，又給她一些喜悅。
遇上親友家中有喜喪事，母親必把大褂洗得幹幹淨淨，親自去賀吊——份禮也許隻是兩吊小錢。
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習性，還未全改，盡管生活是這麼清苦，因為自幼兒看慣了的事情是不易于改掉的。
姑母常鬧脾氣。
她單在雞蛋裡找骨頭。
她是我家中的閻王。
直到我入了中學，她才死去，我可是沒有看見母親反抗過。
“沒受過婆婆的氣，還不受大姑子的嗎？命當如此！”母親在非解釋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時候，才這樣說。
是的，命當如此。
母親活到老，窮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當如此。
她最會吃虧。
給親友鄰居幫忙，她總跑在前面：她會給嬰兒洗三——窮朋友們可以因此少花一筆“請姥姥”錢——她會刮痧，她會給孩子們剃頭，她會給少婦們絞臉……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應。
但是吵嘴打架，永遠沒有她。
她甯吃虧，不逗氣。
當姑母死去的時候，母親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來，一直哭到墳地。
不知道哪裡來的一位侄子，聲稱有繼承權，母親便一聲不響，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爛闆凳，而且把姑母養的一隻肥母雞也送給他。
可是，母親并不軟弱。
父親死在庚子鬧“拳”的那一年。
聯軍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雞鴨，我們被搜兩次。
母親拉着哥哥與三姐坐在牆根，等着“鬼子”進門，街門是開着的。
“鬼子”進門，一刺刀先把老黃狗刺死，而後入室搜索。
他們走後，母親把破衣箱搬起，才發現了我。
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壓死了。
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來了，滿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親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饑荒中，保護着兒女。
北平有多少變亂啊，有時候兵變了，街市整條的燒起，火團落在我們的院中。
有時候内戰了，城門緊閉，鋪店關門，晝夜響着槍炮。
這驚恐，這緊張，再加上一家飲食的籌劃，兒女安全的顧慮，豈是一個軟弱的老寡婦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這種時候，母親的心橫起來，她不慌不哭，要從無辦法中想出辦法來。
她的淚會往心中落！這點軟而硬的個性，也傳給了我。
我對一切人與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虧看作當然的。
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與基本的法則，什麼事都可以将就，而不能超過自己劃好的界限。
我怕見生人，怕辦雜事，怕出頭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時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親。
從私塾到小學，到中學，我經曆過起碼有二十位教師吧，其中有給我很大影響的，也有毫無影響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師，把性格傳給我的，是我的母親。
母親并不識字，她給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當我在小學畢了業的時候，親友一緻的願意我去學手藝，好幫助母親。
我曉得我應當去找飯吃，以減輕母親的勤勞困苦。
可是，我也願意升學。
我偷偷的考入了師範學校——制服，飯食，書籍，宿處，都由學校供給。
隻有這樣，我才敢對母親提升學的話。
入學，要交十元的保證金。
這是一筆巨款！母親作了半個月的難，把這巨款籌到，而後含淚把我送出門去。
她不辭勞苦，隻要兒子有出息。
當我由師範畢業，而被派為小學校校長，母親與我都一夜不曾合眼。
我隻說了句：“以後，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隻有一串串的眼淚。
我入學之後，三姐結了婚。
母親對兒女是都一樣疼愛的，但是假若她也有點偏愛的話，她應當偏愛三姐，因為自父親死後，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親和三姐共同撐持的。
三姐是母親的右手。
但是母親知道這右手必須割去，她不能為自己的便利而耽誤了女兒的青春。
當花轎來到我們的破門外的時候，母親的手就和冰一樣的涼，臉上沒有血色——那是陰曆四月，天氣很暖。
大家都怕她暈過去。
可是，她掙紮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門框，看花轎徐徐的走去。
不久，姑母死了。
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學校，家中隻剩母親自己。
她還須自曉至晚的操作，可是終日沒人和她說一句話。
新年到了，正趕上政府倡用陽曆，不許過舊年。
除夕，我請了兩小時的假。
由擁擠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爐冷竈的家中。
母親笑了。
及至聽說我還須回校，她愣住了。
半天，她才歎出一口氣來。
到我該走的時候，她遞給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麼熱鬧，我卻什麼也沒看見，淚遮迷了我的眼。
今天，淚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當日孤獨的過那凄慘的除夕的慈母。
可是慈母不會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兒女的生命是不依順着父母所設下的軌道一直前進的，所以老人總免不了傷心。
我二十三歲，母親要我結了婚，我不要。
我請來三姐給我說情，老母含淚點了頭。
我愛母親，但是我給了她最大的打擊。
時代使我成為逆子。
二十七歲，我上了英國。
為了自己，我給六十多歲的老母以第二次打擊。
在她七十大壽的那一天，我還遠在異域。
那天，據姐姐們後來告訴我，老太太隻喝了兩口酒，很早的便睡下。
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說出來。
七七抗戰後，我由濟南逃出來。
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據了。
可是母親日夜惦念的幼子卻跑西南來。
母親怎樣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
每逢接到家信，我總不敢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詳的消息。
人，即使活到八九十歲，有母親便可以多少還有點孩子氣。
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裡，雖然還有色有香，卻失去了根。
有母親的人，心裡是安定的。
我怕，怕，怕家信中帶來不好的消息，告訴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關于老母的起居情況。
我疑慮，害怕。
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
母親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寫去祝壽的信，算計着會在壽日之前到達。
信中囑咐千萬把壽日的詳情寫來，使我不再疑慮。
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勞軍的大會上回來，我接到家信。
我不敢拆讀。
就寝前，我拆開信，母親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親給我的。
我之能長大成人，是母親的血汗灌養的。
我之能成為一個不十分壞的人，是母親感化的。
我的性格，習慣，是母親傳給的。
她一世未曾享過一天福，臨死還吃的是粗糧。
唉！還說什麼呢？心痛！心痛！ 第三節[父親和他的故事] 胡也頻 胡也頻，1903年5月出生于福州的一個戲劇世家，作詩、寫文、投身革命，一生清貧。
1924年，他與丁玲結識并成為伴侶。
1931年1月17日，丁玲懷抱三個月的嬰兒立在窗前，等胡也頻歸來，他卻沒有回來。
“左聯五作家”被殺，他在其中。
那個嬰兒，就是蔣祖林先生；那間房子就是上海昆山花園7号紅磚洋房四層最西側的寓所。
我常常聽别人說到我父親：有的說他是個大傻子，有的說他是個天下最荒唐的人，有的說……總而言之人家所說的都沒有好話，不是譏諷就是嘲笑。
有一次養雞的那個老太婆罵她的小孩子，我記得，她是我們鄉裡頂兇的老太婆，她開口便用一張可怕的臉—— “給你的那個銅子呢？” “輸了。
”那孩子顯得很害怕。
“輸給誰呢？” “輸——輸給小二。
” “怎麼輸的？” “兩條狗打架……我說黃的那條打赢，他說不，就這樣輸給他了。
”那孩子一面要哭的鼓起嘴。
“你這個小毛蟲！”老太婆一順手便是一個耳光，接着罵道：“這麼一點年紀就學壞，長大了，你一定是個敗家子，也像那個高鼻子似的……”所謂高鼻子，這就是一般鄉人隻圖自己快活而送給我父親的綽号。
真的，對于我父親，全鄉的人并沒有誰曾生過一些敬意——不，簡直在人格上連普通的待遇也沒有，好像他是一個罪不可赦的罪人，什麼人隻要不像他。
便什麼都好了。
然而父親在我的心中，卻實在并不同于别人那樣的輕視，我看見我父親，我覺得他可憐了。
父親的臉總是沉默的，沉默得可怕，輕易看不到他的笑容。
他終日工作的辛苦，使得他的眼睛失了充足的光彩。
因為他常常蹙着眉頭，那額上，便自自然然添出兩條很深的皺紋了。
我不能在他這樣的臉貌上看出使人家侮蔑的證據。
并且，父親縱然是非常寡言，但是并不冷酷，隻有一次他和母親生氣打破一隻飯碗之外，我永遠覺得父親是慈愛可親的。
我一看見我父親就歡喜了。
不過人言也總有它的力量。
聽别人這樣那樣說，我究竟也對于父親生過懷疑。
我想：為什麼人家不說别人的壞話，單單要說父親一個呢？可是一看見到父親，我就覺得這種懷疑是我的罪過，我
我有三個哥哥，四個姐姐，但能長大成人的，隻有大姐，二姐，三哥與我。
我是“老”兒子。
生我的時候，母親已有四十一歲，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閣。
由大姐與二姐所嫁人的家庭來推斷，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裡，大概還馬馬虎虎的過得去。
那時候定婚講究門當戶對，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開過一間酒館，他們都是相當體面的人。
可是，我，我給家庭帶來了不幸：我生下來，母親暈過去半夜，才睜眼看見她的老兒子——感謝大姐，把我揣在懷裡，緻未凍死。
一歲半，我把父親“克”死了。
兄不到十歲，三姐十二、三歲，我才一歲半，全仗母親獨立撫養了。
父親的寡姐跟我們一塊兒住，她吸鴉片，她喜摸紙牌，她的脾氣極壞。
為我們的衣食，母親要給人家洗衣服，縫補或裁縫衣裳。
在我的記憶中，她的手終年是鮮紅微腫的。
白天，她洗衣服，洗一兩大綠瓦盆。
她作事永遠絲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戶們送來的黑如鐵的布襪，她也給洗得雪白。
晚間，她與三姐抱着一盞油燈，還要縫補衣服，一直到半夜。
她終年沒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還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
桌椅都是舊的，櫃門銅活久以殘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沒有塵土，殘破的銅活發着光。
院中，父親遺留下的幾盆石榴與夾竹桃，永遠會得到應有的澆灌與愛護，年年夏天開許多花。
哥哥似乎沒有同我玩耍過。
有時候，他去讀書；有時候，他去學徒；有時候，他也去賣花生或櫻桃之類的小東西。
母親含着淚把他送走，不到兩天，又含着淚接他回來。
我不明白這都是什麼事，而隻覺得與他很生疏。
與母親相依如命的是我與三姐。
因此，他們作事，我老在後面跟着。
他們澆花，我也張羅着取水；他們掃地，我就撮土……從這裡，我學得了愛花，愛清潔，守秩序。
這些習慣至今還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來，無論手中怎麼窘，母親也要設法弄一點東西去款待。
舅父與表哥們往往是自己掏錢買酒肉食，這使她臉上羞得飛紅，可是殷勤的給他們溫酒作面，又給她一些喜悅。
遇上親友家中有喜喪事，母親必把大褂洗得幹幹淨淨，親自去賀吊——份禮也許隻是兩吊小錢。
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習性，還未全改，盡管生活是這麼清苦，因為自幼兒看慣了的事情是不易于改掉的。
姑母常鬧脾氣。
她單在雞蛋裡找骨頭。
她是我家中的閻王。
直到我入了中學，她才死去，我可是沒有看見母親反抗過。
“沒受過婆婆的氣，還不受大姑子的嗎？命當如此！”母親在非解釋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時候，才這樣說。
是的，命當如此。
母親活到老，窮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當如此。
她最會吃虧。
給親友鄰居幫忙，她總跑在前面：她會給嬰兒洗三——窮朋友們可以因此少花一筆“請姥姥”錢——她會刮痧，她會給孩子們剃頭，她會給少婦們絞臉……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應。
但是吵嘴打架，永遠沒有她。
她甯吃虧，不逗氣。
當姑母死去的時候，母親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來，一直哭到墳地。
不知道哪裡來的一位侄子，聲稱有繼承權，母親便一聲不響，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爛闆凳，而且把姑母養的一隻肥母雞也送給他。
可是，母親并不軟弱。
父親死在庚子鬧“拳”的那一年。
聯軍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雞鴨，我們被搜兩次。
母親拉着哥哥與三姐坐在牆根，等着“鬼子”進門，街門是開着的。
“鬼子”進門，一刺刀先把老黃狗刺死，而後入室搜索。
他們走後，母親把破衣箱搬起，才發現了我。
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壓死了。
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來了，滿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親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饑荒中，保護着兒女。
北平有多少變亂啊，有時候兵變了，街市整條的燒起，火團落在我們的院中。
有時候内戰了，城門緊閉，鋪店關門，晝夜響着槍炮。
這驚恐，這緊張，再加上一家飲食的籌劃，兒女安全的顧慮，豈是一個軟弱的老寡婦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這種時候，母親的心橫起來，她不慌不哭，要從無辦法中想出辦法來。
她的淚會往心中落！這點軟而硬的個性，也傳給了我。
我對一切人與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虧看作當然的。
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與基本的法則，什麼事都可以将就，而不能超過自己劃好的界限。
我怕見生人，怕辦雜事，怕出頭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時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親。
從私塾到小學，到中學，我經曆過起碼有二十位教師吧，其中有給我很大影響的，也有毫無影響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師，把性格傳給我的，是我的母親。
母親并不識字，她給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當我在小學畢了業的時候，親友一緻的願意我去學手藝，好幫助母親。
我曉得我應當去找飯吃，以減輕母親的勤勞困苦。
可是，我也願意升學。
我偷偷的考入了師範學校——制服，飯食，書籍，宿處，都由學校供給。
隻有這樣，我才敢對母親提升學的話。
入學，要交十元的保證金。
這是一筆巨款！母親作了半個月的難，把這巨款籌到，而後含淚把我送出門去。
她不辭勞苦，隻要兒子有出息。
當我由師範畢業，而被派為小學校校長，母親與我都一夜不曾合眼。
我隻說了句：“以後，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隻有一串串的眼淚。
我入學之後，三姐結了婚。
母親對兒女是都一樣疼愛的，但是假若她也有點偏愛的話，她應當偏愛三姐，因為自父親死後，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親和三姐共同撐持的。
三姐是母親的右手。
但是母親知道這右手必須割去，她不能為自己的便利而耽誤了女兒的青春。
當花轎來到我們的破門外的時候，母親的手就和冰一樣的涼，臉上沒有血色——那是陰曆四月，天氣很暖。
大家都怕她暈過去。
可是，她掙紮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門框，看花轎徐徐的走去。
不久，姑母死了。
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學校，家中隻剩母親自己。
她還須自曉至晚的操作，可是終日沒人和她說一句話。
新年到了，正趕上政府倡用陽曆，不許過舊年。
除夕，我請了兩小時的假。
由擁擠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爐冷竈的家中。
母親笑了。
及至聽說我還須回校，她愣住了。
半天，她才歎出一口氣來。
到我該走的時候，她遞給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麼熱鬧，我卻什麼也沒看見，淚遮迷了我的眼。
今天，淚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當日孤獨的過那凄慘的除夕的慈母。
可是慈母不會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兒女的生命是不依順着父母所設下的軌道一直前進的，所以老人總免不了傷心。
我二十三歲，母親要我結了婚，我不要。
我請來三姐給我說情，老母含淚點了頭。
我愛母親，但是我給了她最大的打擊。
時代使我成為逆子。
二十七歲，我上了英國。
為了自己，我給六十多歲的老母以第二次打擊。
在她七十大壽的那一天，我還遠在異域。
那天，據姐姐們後來告訴我，老太太隻喝了兩口酒，很早的便睡下。
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說出來。
七七抗戰後，我由濟南逃出來。
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據了。
可是母親日夜惦念的幼子卻跑西南來。
母親怎樣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
每逢接到家信，我總不敢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詳的消息。
人，即使活到八九十歲，有母親便可以多少還有點孩子氣。
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裡，雖然還有色有香，卻失去了根。
有母親的人，心裡是安定的。
我怕，怕，怕家信中帶來不好的消息，告訴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關于老母的起居情況。
我疑慮，害怕。
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
母親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寫去祝壽的信，算計着會在壽日之前到達。
信中囑咐千萬把壽日的詳情寫來，使我不再疑慮。
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勞軍的大會上回來，我接到家信。
我不敢拆讀。
就寝前，我拆開信，母親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親給我的。
我之能長大成人，是母親的血汗灌養的。
我之能成為一個不十分壞的人，是母親感化的。
我的性格，習慣，是母親傳給的。
她一世未曾享過一天福，臨死還吃的是粗糧。
唉！還說什麼呢？心痛！心痛！ 第三節[父親和他的故事] 胡也頻 胡也頻，1903年5月出生于福州的一個戲劇世家，作詩、寫文、投身革命，一生清貧。
1924年，他與丁玲結識并成為伴侶。
1931年1月17日，丁玲懷抱三個月的嬰兒立在窗前，等胡也頻歸來，他卻沒有回來。
“左聯五作家”被殺，他在其中。
那個嬰兒，就是蔣祖林先生；那間房子就是上海昆山花園7号紅磚洋房四層最西側的寓所。
我常常聽别人說到我父親：有的說他是個大傻子，有的說他是個天下最荒唐的人，有的說……總而言之人家所說的都沒有好話，不是譏諷就是嘲笑。
有一次養雞的那個老太婆罵她的小孩子，我記得，她是我們鄉裡頂兇的老太婆，她開口便用一張可怕的臉—— “給你的那個銅子呢？” “輸了。
”那孩子顯得很害怕。
“輸給誰呢？” “輸——輸給小二。
” “怎麼輸的？” “兩條狗打架……我說黃的那條打赢，他說不，就這樣輸給他了。
”那孩子一面要哭的鼓起嘴。
“你這個小毛蟲！”老太婆一順手便是一個耳光，接着罵道：“這麼一點年紀就學壞，長大了，你一定是個敗家子，也像那個高鼻子似的……”所謂高鼻子，這就是一般鄉人隻圖自己快活而送給我父親的綽号。
真的，對于我父親，全鄉的人并沒有誰曾生過一些敬意——不，簡直在人格上連普通的待遇也沒有，好像他是一個罪不可赦的罪人，什麼人隻要不像他。
便什麼都好了。
然而父親在我的心中，卻實在并不同于别人那樣的輕視，我看見我父親，我覺得他可憐了。
父親的臉總是沉默的，沉默得可怕，輕易看不到他的笑容。
他終日工作的辛苦，使得他的眼睛失了充足的光彩。
因為他常常蹙着眉頭，那額上，便自自然然添出兩條很深的皺紋了。
我不能在他這樣的臉貌上看出使人家侮蔑的證據。
并且，父親縱然是非常寡言，但是并不冷酷，隻有一次他和母親生氣打破一隻飯碗之外，我永遠覺得父親是慈愛可親的。
我一看見我父親就歡喜了。
不過人言也總有它的力量。
聽别人這樣那樣說，我究竟也對于父親生過懷疑。
我想：為什麼人家不說别人的壞話，單單要說父親一個呢？可是一看見到父親，我就覺得這種懷疑是我的罪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