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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我的母親]
陳丹青說：“上海沒有比住河邊棚戶區更底層的人了……可你瞧那女子，幹幹淨淨……面容飽滿好看，甚至有點富态，一點不卑賤、不自卑……民國時代的商人、教授、文員、流氓、工農、女性，甚至兒童……各有範兒。
” 民國的普通的、甚至貧窮的婦女，都是從容淡定的。
胡适的母親，追債的人一排坐在家裡，她還是從從容容淡淡定定地料理着一切，從不露半點怒色；有時又剛氣到半步不讓。
老舍的母親，好像終年沒有休息，做事永遠絲毫不敷衍，屠戶們送來的黑如鐵的布襪，她也給洗得雪白；家裡的桌椅都是舊的，櫃門銅活殘缺不全，可她的手老使殘破的銅活發着光；丈夫死了，鬼子來了，滿城是血光火焰，她不怕、不慌、不哭，橫下心要在刺刀下、饑荒中，保護兒女。
民國的學士更是讓人歎服。
胡适 胡适，字适之，取自當時盛行的“物競天擇，适者生存”的觀點。
安徽績溪人。
當時中國最有名望的知識分子，一生獲得32個博士學位，從學術的廣度，從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在當時中國知識界沒有第二人。
死後葬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對面的小山上。
我小時候身體弱，不能跟着野蠻的孩子們一塊玩。
我母親也不準我和他們亂跑亂跳。
小時不曾養成活潑遊戲的習慣，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是文绉绉的。
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穈先生”。
這個綽号叫出去之後，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做穈先生了。
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着頑童們“野”了。
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老輩走過，見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擲銅錢嗎？”我聽了羞愧得面紅耳熱，覺得大失了“先生”身份！ 大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又因為我确是喜歡看書，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過兒童遊戲的生活。
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裡去“監割”（頂好的田，水旱無憂，收成最好，佃戶每約田主來監割，打下谷子，兩家平分），我總是坐在小樹下看小說。
十一二歲時，我稍活潑一點，居然和一群同學組織了一個戲劇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槍，借得了幾副假胡須，就在村口田裡做戲。
我做的往往是諸葛亮、劉備一類的文角兒；隻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去，這算是我最活潑的玩藝兒了。
我在這九年（1895—1904）之中，隻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
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底子。
但别的方面都沒有發展的機會。
有一次我們村“當朋”（八都凡五村，稱為“五朋”，每年一村輪着做太子會，名為“當朋”）籌備太子會，有人提議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隊裡學習吹笙或吹笛。
族裡長輩反對，說我年紀太小，不能跟着太子會走遍五朋。
于是我便失掉了學習音樂的唯一機會。
三十年來，我不曾拿過樂器，也全不懂音樂；究竟我有沒有一點學音樂的天資，我至今還不知道。
至于學圖畫，更是不可能的事。
我常常用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
有一天，被先生看見了，挨了一頓大罵，抽屜裡的圖畫都被搜出撕毀了。
于是我又失掉了學做畫家的機會。
但這九年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之外，究竟給了我一點做人的訓練。
在這一點上，我的恩師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
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
她看我清醒了，便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麼事，說錯了什麼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
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
我一生隻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
”（跌股便是丢臉，出醜。
）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
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
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裡；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裡去敲門。
先生家裡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裡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
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任嚴父。
但她從來不在别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隻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便吓住了。
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時才教訓我。
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後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
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
她教訓兒子不是借此出氣叫别人聽的。
有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隻穿着一件單背心。
這時候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來叫我穿上。
我不肯穿，她說：“穿上吧，涼了。
”我随口回答：“娘（涼）什麼！老子都不老子呀。
”我剛說了這句話，一擡頭，看見母親從家裡走出，我趕快把小衫穿上。
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
晚上人靜後，她罰我跪下，重重的責罰了一頓。
她說：“你沒了老子，是多麼得意的事！好用來說嘴！”她氣得坐着發抖，也不許我上床去睡。
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淚，不知擦進了什麼微菌，後來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
醫來醫去，總醫不好。
我母親心裡又悔又急，聽說眼翳可以用舌頭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頭舔我的病眼。
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
我母親二十三歲做了寡婦，又是當家的後母。
這種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筆寫不出一萬分之一二。
家中财政本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營調度。
大哥從小便是敗子，吸鴉片煙，賭博，錢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見了香爐便拿出去賣，撈着錫茶壺便拿出押。
我母親幾次邀了本家長輩來，給他定下每月用費的數目。
但他總不夠用，到處都欠下煙債賭債。
每年除夕我家中總有一大群讨債的，每人一盞燈籠，坐在大廳上不肯去。
大哥早已避出去了。
大廳的兩排椅子上滿滿的都是燈籠和債主。
我母親走進走出，料理年夜飯，謝竈神，壓歲錢等事，隻當做不曾看見這一群人。
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門”了，我母親才走後門出去，央一位鄰居本家到我家來，每一家債戶開發一點錢。
做好做歹的，這一群讨債的才一個一個提着燈籠走出去。
一會兒，大哥敲門回來了。
我母親從不罵他一句。
并且因為是新年，她臉上從不露出一點怒色。
這樣的過年，我過了六七次。
大嫂是個最無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個能幹而氣量很窄小的人。
她們常常鬧意見，隻因為我母親的和氣榜樣，她們還不曾有公然相罵相打的事。
她們鬧氣時，隻是不說話，不答話，把臉放下來，叫人難看；二嫂生氣時，臉色變青，更是怕人。
她們對我母親鬧氣時，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這一套，後來也漸漸懂得看人的臉色了。
我漸漸明白，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這比打罵還難受。
我母親的氣量大，性子好，又因為做了後母後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
大哥的女兒比我隻小一歲，她的飲食衣服總是和我的一樣。
我和她有小争執，總是我吃虧，母親總是責備我，要我事事讓她。
後來大嫂二嫂都生了兒子了，她們生氣時便打罵孩子來出氣，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話罵給别人聽。
我母親隻裝做不聽見。
有時候，她實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門去，或到左鄰立大嫂家去坐一會，或走後門到後鄰度嫂家去閑談。
她從不和兩個嫂子吵一句嘴。
每個嫂子一生氣，往往十天半個月不歇，天天走進走出，闆着臉，咬着嘴，打罵小孩子出氣。
我母親隻忍耐着，到實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
這一天的天明時，她便不起床，輕輕的哭一場。
她不罵一個人，隻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來照管她。
她先哭時，聲音很低，漸漸哭出聲來。
我醒了起來勸她，她不肯住。
這時候，我總聽得見前堂（二嫂住前堂東房）或後堂（大嫂住後堂西房）有一扇房門開了，一個嫂子走出房向廚房走去。
不多一會，那位嫂子來敲我們的房門了。
我開了房門，她走進來，捧着一碗熱茶，送到我母親床前，勸她止哭，請她喝口熱茶。
我母親慢慢停住哭聲，伸手接了茶碗。
那位嫂子站着勸一會，才退出去。
沒有一句話提到什麼人，也沒有一個字提到這十天半個月來的氣臉，然而各人心裡明白，泡茶進來的嫂子總是那十天半個月來鬧氣的人。
奇怪得很，這一哭之後，至少有一兩個月的太平清靜日子。
我母親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
但她有時候也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
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的浪人，有一天在煙館裡發牢騷，說我母親家中有事總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什麼好處給他。
這句話傳到了我母親耳朵裡，她氣得大哭，請了幾位本家來，把五叔喊來，她當面質問他，她給了某人什麼好處。
直到五叔當衆認錯賠罪，她才罷休。
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
我十四歲（其實隻有十二歲零兩三個月）便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裡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
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第二節[我的母親] 老舍 老舍，字舍予，滿族（正紅旗），一生都在辛勤寫作。
1968年，老舍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選到最後5名還有他；秘密投票結果，第一名還是他。
此時，老舍已故。
實際上1966年8月24日，他就已故去。
諾貝爾獎從不頒給離世的人，又在剩下的4人中選，最後，這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日本的川端康成。
母親的娘家是北平德勝門外，土城兒外邊，通大鐘寺的大路上的一個小村裡。
村裡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馬。
大家都種點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與我同輩的兄弟們，也有當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當巡察的。
他們雖然是農家，卻養不起牛馬，人手不夠的時候，婦女便也須下地作活。
對于姥姥家，我隻知道上述的一點。
外公外婆是什麼樣子，我就不知道了，因為他們早已去世。
至于更遠的族系與家史，就更不曉得了；窮人隻能顧眼前的衣食，沒有功夫談論什麼過去的光榮；“家譜”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沒有聽說過。
母親生在農家，所以勤儉誠實，身體也好。
這一點事實卻極重要，因為假若我沒有這樣的一位母親，我以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個折扣了。
” 民國的普通的、甚至貧窮的婦女，都是從容淡定的。
胡适的母親，追債的人一排坐在家裡，她還是從從容容淡淡定定地料理着一切，從不露半點怒色；有時又剛氣到半步不讓。
老舍的母親，好像終年沒有休息，做事永遠絲毫不敷衍，屠戶們送來的黑如鐵的布襪，她也給洗得雪白；家裡的桌椅都是舊的，櫃門銅活殘缺不全，可她的手老使殘破的銅活發着光；丈夫死了，鬼子來了，滿城是血光火焰，她不怕、不慌、不哭，橫下心要在刺刀下、饑荒中，保護兒女。
民國的學士更是讓人歎服。
胡适 胡适，字适之，取自當時盛行的“物競天擇，适者生存”的觀點。
安徽績溪人。
當時中國最有名望的知識分子，一生獲得32個博士學位，從學術的廣度，從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在當時中國知識界沒有第二人。
死後葬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對面的小山上。
我小時候身體弱，不能跟着野蠻的孩子們一塊玩。
我母親也不準我和他們亂跑亂跳。
小時不曾養成活潑遊戲的習慣，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是文绉绉的。
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穈先生”。
這個綽号叫出去之後，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做穈先生了。
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着頑童們“野”了。
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老輩走過，見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擲銅錢嗎？”我聽了羞愧得面紅耳熱，覺得大失了“先生”身份！ 大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又因為我确是喜歡看書，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過兒童遊戲的生活。
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裡去“監割”（頂好的田，水旱無憂，收成最好，佃戶每約田主來監割，打下谷子，兩家平分），我總是坐在小樹下看小說。
十一二歲時，我稍活潑一點，居然和一群同學組織了一個戲劇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槍，借得了幾副假胡須，就在村口田裡做戲。
我做的往往是諸葛亮、劉備一類的文角兒；隻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去，這算是我最活潑的玩藝兒了。
我在這九年（1895—1904）之中，隻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
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底子。
但别的方面都沒有發展的機會。
有一次我們村“當朋”（八都凡五村，稱為“五朋”，每年一村輪着做太子會，名為“當朋”）籌備太子會，有人提議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隊裡學習吹笙或吹笛。
族裡長輩反對，說我年紀太小，不能跟着太子會走遍五朋。
于是我便失掉了學習音樂的唯一機會。
三十年來，我不曾拿過樂器，也全不懂音樂；究竟我有沒有一點學音樂的天資，我至今還不知道。
至于學圖畫，更是不可能的事。
我常常用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
有一天，被先生看見了，挨了一頓大罵，抽屜裡的圖畫都被搜出撕毀了。
于是我又失掉了學做畫家的機會。
但這九年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之外，究竟給了我一點做人的訓練。
在這一點上，我的恩師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
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
她看我清醒了，便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麼事，說錯了什麼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
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
我一生隻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
”（跌股便是丢臉，出醜。
）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
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
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裡；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裡去敲門。
先生家裡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裡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
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任嚴父。
但她從來不在别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隻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便吓住了。
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時才教訓我。
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後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
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
她教訓兒子不是借此出氣叫别人聽的。
有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隻穿着一件單背心。
這時候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來叫我穿上。
我不肯穿，她說：“穿上吧，涼了。
”我随口回答：“娘（涼）什麼！老子都不老子呀。
”我剛說了這句話，一擡頭，看見母親從家裡走出，我趕快把小衫穿上。
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
晚上人靜後，她罰我跪下，重重的責罰了一頓。
她說：“你沒了老子，是多麼得意的事！好用來說嘴！”她氣得坐着發抖，也不許我上床去睡。
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淚，不知擦進了什麼微菌，後來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
醫來醫去，總醫不好。
我母親心裡又悔又急，聽說眼翳可以用舌頭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頭舔我的病眼。
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
我母親二十三歲做了寡婦，又是當家的後母。
這種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筆寫不出一萬分之一二。
家中财政本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營調度。
大哥從小便是敗子，吸鴉片煙，賭博，錢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見了香爐便拿出去賣，撈着錫茶壺便拿出押。
我母親幾次邀了本家長輩來，給他定下每月用費的數目。
但他總不夠用，到處都欠下煙債賭債。
每年除夕我家中總有一大群讨債的，每人一盞燈籠，坐在大廳上不肯去。
大哥早已避出去了。
大廳的兩排椅子上滿滿的都是燈籠和債主。
我母親走進走出，料理年夜飯，謝竈神，壓歲錢等事，隻當做不曾看見這一群人。
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門”了，我母親才走後門出去，央一位鄰居本家到我家來，每一家債戶開發一點錢。
做好做歹的，這一群讨債的才一個一個提着燈籠走出去。
一會兒，大哥敲門回來了。
我母親從不罵他一句。
并且因為是新年，她臉上從不露出一點怒色。
這樣的過年，我過了六七次。
大嫂是個最無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個能幹而氣量很窄小的人。
她們常常鬧意見，隻因為我母親的和氣榜樣，她們還不曾有公然相罵相打的事。
她們鬧氣時，隻是不說話，不答話，把臉放下來，叫人難看；二嫂生氣時，臉色變青，更是怕人。
她們對我母親鬧氣時，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這一套，後來也漸漸懂得看人的臉色了。
我漸漸明白，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這比打罵還難受。
我母親的氣量大，性子好，又因為做了後母後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
大哥的女兒比我隻小一歲，她的飲食衣服總是和我的一樣。
我和她有小争執，總是我吃虧，母親總是責備我，要我事事讓她。
後來大嫂二嫂都生了兒子了，她們生氣時便打罵孩子來出氣，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話罵給别人聽。
我母親隻裝做不聽見。
有時候，她實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門去，或到左鄰立大嫂家去坐一會，或走後門到後鄰度嫂家去閑談。
她從不和兩個嫂子吵一句嘴。
每個嫂子一生氣，往往十天半個月不歇，天天走進走出，闆着臉，咬着嘴，打罵小孩子出氣。
我母親隻忍耐着，到實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
這一天的天明時，她便不起床，輕輕的哭一場。
她不罵一個人，隻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來照管她。
她先哭時，聲音很低，漸漸哭出聲來。
我醒了起來勸她，她不肯住。
這時候，我總聽得見前堂（二嫂住前堂東房）或後堂（大嫂住後堂西房）有一扇房門開了，一個嫂子走出房向廚房走去。
不多一會，那位嫂子來敲我們的房門了。
我開了房門，她走進來，捧着一碗熱茶，送到我母親床前，勸她止哭，請她喝口熱茶。
我母親慢慢停住哭聲，伸手接了茶碗。
那位嫂子站着勸一會，才退出去。
沒有一句話提到什麼人，也沒有一個字提到這十天半個月來的氣臉，然而各人心裡明白，泡茶進來的嫂子總是那十天半個月來鬧氣的人。
奇怪得很，這一哭之後，至少有一兩個月的太平清靜日子。
我母親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
但她有時候也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
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的浪人，有一天在煙館裡發牢騷，說我母親家中有事總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什麼好處給他。
這句話傳到了我母親耳朵裡，她氣得大哭，請了幾位本家來，把五叔喊來，她當面質問他，她給了某人什麼好處。
直到五叔當衆認錯賠罪，她才罷休。
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
我十四歲（其實隻有十二歲零兩三個月）便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裡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
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第二節[我的母親] 老舍 老舍，字舍予，滿族（正紅旗），一生都在辛勤寫作。
1968年，老舍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選到最後5名還有他；秘密投票結果，第一名還是他。
此時，老舍已故。
實際上1966年8月24日，他就已故去。
諾貝爾獎從不頒給離世的人，又在剩下的4人中選，最後，這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日本的川端康成。
母親的娘家是北平德勝門外，土城兒外邊，通大鐘寺的大路上的一個小村裡。
村裡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馬。
大家都種點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與我同輩的兄弟們，也有當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當巡察的。
他們雖然是農家，卻養不起牛馬，人手不夠的時候，婦女便也須下地作活。
對于姥姥家，我隻知道上述的一點。
外公外婆是什麼樣子，我就不知道了，因為他們早已去世。
至于更遠的族系與家史，就更不曉得了；窮人隻能顧眼前的衣食，沒有功夫談論什麼過去的光榮；“家譜”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沒有聽說過。
母親生在農家，所以勤儉誠實，身體也好。
這一點事實卻極重要，因為假若我沒有這樣的一位母親，我以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個折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