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東原在中國哲學史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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賤者以理争之，雖得，謂之逆。
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于上。
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
人死于法，猶有憐之者；死于理，其誰憐之？ 這種眼光直是前無古人。
戴東原指斥程朱王的學說，隻因為他們不排斥情欲，不近人情。
他自己的政治哲學隻是“遂民之欲，達民之欲”八個字。
他說：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無疵之為理。
今之言理也，離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顧之為理。
此理欲之辨适以窮天下之人，盡轉移為欺僞之人，為禍何可勝言也哉？ 戴東原既反對那種“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他自己對于“理”的見解是： 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别之名也。
是故謂之分理。
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
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
理即是事物的條理。
他說：“天地人物事為，不聞無可言之理者。
”他主張要在“舉凡天地人物事為，求其必然不可易”，——這正是科學家求知的目的。
宋儒也曾說“即物而窮其理”，但他們把理看作無所不在的渾淪的天理，所以後來終于回到冥心求理的内功路上去。
戴東原便不然，他說： 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後而理得。
“剖析至微”便是戴學的治學方法。
王陽明對着竹子呆坐，如何能格物？戴氏做學問的方法所以能有大成績，正靠他凡事“必就事物剖析至微。
”他曾對姚姬傳說： 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
所謂十分之見，必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巨細畢究，本末兼察。
他要人把那從剖析推求得來的見解，再用演繹的法子應用到古今的事實上去（他所謂“道”隻是日用事為），若能條理貫通，不留餘議，方才是證實的真理，方才是十分之見。
這真是科學家的态度與精神。
以上所論，可見戴東原在破壞方面是攻擊宋明儒者的理欲二元論和主觀的天理論；在建議方面是提出理欲一元論，點出理義有客觀的存在并且必須是客觀的證實。
他批評程朱的學派雖然同時并列緻知與主敬兩方面，實際上卻是“詳于論敬而略于論學”。
他自己的哲學便是老實地傾向緻知的方面，敬隻成了求知的一個附屬條件。
他說： 必敬必正，而意見或偏，猶未能語于得理。
雖智足以得理，而不敬則多疏失，不正則盡虛僞。
他很明白地宣言，隻有智慧的擴充可以解決一切情欲問題和道德問題。
我們引他一段話來做他的哲學的結論： 有是身，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具，故有喜怒哀樂之情。
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後欲得遂也，情得達也。
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達，斯已矣。
惟人之知，小之能盡美醜之極至，大之能盡是非之極至；然後遂已之欲者，廣之能遂人之欲；達已之情者，廣之能達人之情。
道德之盛，使人之欲無不遂，人之情無不達，斯已矣。
人都知道戴東原是清代經學的大師，音韻的大師，清代考核之學的第一大師。
但很少人知道他是朱子以後第一個大思想家，大哲學家。
他在經學考據的方面，雖有開山之功，但他的弟子王念孫、段玉裁等人的成績早已超過他了。
他在哲學方面，二百年來，隻有一個焦循了解得一部分；但論思想的透辟，氣魄的偉大，二百年來，戴東原真成獨霸了！
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于上。
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
人死于法，猶有憐之者；死于理，其誰憐之？ 這種眼光直是前無古人。
戴東原指斥程朱王的學說，隻因為他們不排斥情欲，不近人情。
他自己的政治哲學隻是“遂民之欲，達民之欲”八個字。
他說：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無疵之為理。
今之言理也，離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顧之為理。
此理欲之辨适以窮天下之人，盡轉移為欺僞之人，為禍何可勝言也哉？ 戴東原既反對那種“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他自己對于“理”的見解是： 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别之名也。
是故謂之分理。
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
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
理即是事物的條理。
他說：“天地人物事為，不聞無可言之理者。
”他主張要在“舉凡天地人物事為，求其必然不可易”，——這正是科學家求知的目的。
宋儒也曾說“即物而窮其理”，但他們把理看作無所不在的渾淪的天理，所以後來終于回到冥心求理的内功路上去。
戴東原便不然，他說： 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後而理得。
“剖析至微”便是戴學的治學方法。
王陽明對着竹子呆坐，如何能格物？戴氏做學問的方法所以能有大成績，正靠他凡事“必就事物剖析至微。
”他曾對姚姬傳說： 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
所謂十分之見，必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巨細畢究，本末兼察。
他要人把那從剖析推求得來的見解，再用演繹的法子應用到古今的事實上去（他所謂“道”隻是日用事為），若能條理貫通，不留餘議，方才是證實的真理，方才是十分之見。
這真是科學家的态度與精神。
以上所論，可見戴東原在破壞方面是攻擊宋明儒者的理欲二元論和主觀的天理論；在建議方面是提出理欲一元論，點出理義有客觀的存在并且必須是客觀的證實。
他批評程朱的學派雖然同時并列緻知與主敬兩方面，實際上卻是“詳于論敬而略于論學”。
他自己的哲學便是老實地傾向緻知的方面，敬隻成了求知的一個附屬條件。
他說： 必敬必正，而意見或偏，猶未能語于得理。
雖智足以得理，而不敬則多疏失，不正則盡虛僞。
他很明白地宣言，隻有智慧的擴充可以解決一切情欲問題和道德問題。
我們引他一段話來做他的哲學的結論： 有是身，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具，故有喜怒哀樂之情。
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後欲得遂也，情得達也。
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達，斯已矣。
惟人之知，小之能盡美醜之極至，大之能盡是非之極至；然後遂已之欲者，廣之能遂人之欲；達已之情者，廣之能達人之情。
道德之盛，使人之欲無不遂，人之情無不達，斯已矣。
人都知道戴東原是清代經學的大師，音韻的大師，清代考核之學的第一大師。
但很少人知道他是朱子以後第一個大思想家，大哲學家。
他在經學考據的方面，雖有開山之功，但他的弟子王念孫、段玉裁等人的成績早已超過他了。
他在哲學方面，二百年來，隻有一個焦循了解得一部分；但論思想的透辟，氣魄的偉大，二百年來，戴東原真成獨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