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東原在中國哲學史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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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八百年來，中國思想史上出了三個極重要的人物，每人畫出了一個新紀元。
一個是朱子（1130-1200），一個是王陽明（1470-1528），一個是戴東原（1724-1777）。
朱子的學說籠罩了這七百多年的學術界，中間隻有王陽明與戴東原兩個人可算是做了兩番很有力的反朱大革命。
朱子承二位程子的嫡傳，他的學說有兩個方面，就是程子說的“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緻知。
”主敬的方面是沿襲着道家養神及佛家明心的路子下來的，是完全向内的工夫。
緻知的方面是要“即凡天下之物，莫不用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緻乎其極。
”這是科學家窮理的精神，這真是程朱一派的特别貢獻。
朱學盛行之後，大家崇拜朱子，卻不了解朱子的真精神在于提倡緻知窮理；明儒薛瑄說，“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這種奴隸性質的迷信養成以後，談緻知的隻死守朱子的專注，談主敬的多成了迂腐的道學先生。
所以王陽明起來，索性把格物緻知的一條路子封閉了，索性專做向内的工夫。
朱子說的緻知是要“即物而窮其理”；王陽明說的緻知是“緻良知”，是緻那不學而能的良知，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不會錯的。
王學盛行之後，什麼人都可以高談心性，什麼格物窮理的話都成了陳腐之談了。
王學之中，确然也出了一個特立獨行的人物，但王學實在太容易了，弄得一班士大夫空疏不做學問。
戴東原生于朱子的本鄉，跟着朱學大儒江永（1681-1762）做過很深的朱學研究，他的學說最反對王學，而又不是朱學複辟；頗近于朱子格物窮理的精神，而又有根本的和朱子大不同的地方。
戴東原是一個實行“緻知窮理”的學者，他說人類分于天然以成性，有偏全厚薄清濁昏明之不齊，必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笃行，以漸漸擴充人的智慧。
這本是很平常的道理。
無奈程朱一派受了道家佛家的影響，把人性看做“天與我完全自足”的東西，不幸受了形氣的污壞，所以要無欲，要主敬，以恢複那原來的完全自足。
這種“明善以複其初”的學說，無論是程朱的主敬，王學的緻良知，都隻是躲懶的捷徑，不是正路。
程朱的大錯有兩點：一是把“性”分成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兩部分，一是把“理”看作“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
” 從第一個錯誤上生出的惡果是絕對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
戴東原大膽地說：“理者，存乎于欲者也。
”他又說，“古賢聖所謂仁義禮智，不求于所謂欲之外，不離乎血氣心知。
”他有一段名言： 仁義禮智非他，不過懷生畏死，飲食男女，與夫感于物而動者，之皆不可脫然無之以歸于靜歸于一，而恃人之心知異于禽獸，能不惑于所行即為懿德耳。
他主張血氣心知即是性；而心知輔助情欲，使能“不惑于所行”，即是善，即是懿德。
從第二個錯誤上生出惡結果是容易把主觀偏執的“意見”認作“理”，認作“天理”。
戴東原說，“夫以理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心，未有不以意見當之者也。
”他痛論人意見為理的大害道： 今之治人者，視古賢聖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細隐曲，不措諸意不足為怪。
而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于義而罪之。
尊者以禮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
卑者，幼者，
一個是朱子（1130-1200），一個是王陽明（1470-1528），一個是戴東原（1724-1777）。
朱子的學說籠罩了這七百多年的學術界，中間隻有王陽明與戴東原兩個人可算是做了兩番很有力的反朱大革命。
朱子承二位程子的嫡傳，他的學說有兩個方面，就是程子說的“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緻知。
”主敬的方面是沿襲着道家養神及佛家明心的路子下來的，是完全向内的工夫。
緻知的方面是要“即凡天下之物，莫不用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緻乎其極。
”這是科學家窮理的精神，這真是程朱一派的特别貢獻。
朱學盛行之後，大家崇拜朱子，卻不了解朱子的真精神在于提倡緻知窮理；明儒薛瑄說，“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這種奴隸性質的迷信養成以後，談緻知的隻死守朱子的專注，談主敬的多成了迂腐的道學先生。
所以王陽明起來，索性把格物緻知的一條路子封閉了，索性專做向内的工夫。
朱子說的緻知是要“即物而窮其理”；王陽明說的緻知是“緻良知”，是緻那不學而能的良知，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不會錯的。
王學盛行之後，什麼人都可以高談心性，什麼格物窮理的話都成了陳腐之談了。
王學之中，确然也出了一個特立獨行的人物，但王學實在太容易了，弄得一班士大夫空疏不做學問。
戴東原生于朱子的本鄉，跟着朱學大儒江永（1681-1762）做過很深的朱學研究，他的學說最反對王學，而又不是朱學複辟；頗近于朱子格物窮理的精神，而又有根本的和朱子大不同的地方。
戴東原是一個實行“緻知窮理”的學者，他說人類分于天然以成性，有偏全厚薄清濁昏明之不齊，必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笃行，以漸漸擴充人的智慧。
這本是很平常的道理。
無奈程朱一派受了道家佛家的影響，把人性看做“天與我完全自足”的東西，不幸受了形氣的污壞，所以要無欲，要主敬，以恢複那原來的完全自足。
這種“明善以複其初”的學說，無論是程朱的主敬，王學的緻良知，都隻是躲懶的捷徑，不是正路。
程朱的大錯有兩點：一是把“性”分成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兩部分，一是把“理”看作“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
” 從第一個錯誤上生出的惡果是絕對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
戴東原大膽地說：“理者，存乎于欲者也。
”他又說，“古賢聖所謂仁義禮智，不求于所謂欲之外，不離乎血氣心知。
”他有一段名言： 仁義禮智非他，不過懷生畏死，飲食男女，與夫感于物而動者，之皆不可脫然無之以歸于靜歸于一，而恃人之心知異于禽獸，能不惑于所行即為懿德耳。
他主張血氣心知即是性；而心知輔助情欲，使能“不惑于所行”，即是善，即是懿德。
從第二個錯誤上生出惡結果是容易把主觀偏執的“意見”認作“理”，認作“天理”。
戴東原說，“夫以理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心，未有不以意見當之者也。
”他痛論人意見為理的大害道： 今之治人者，視古賢聖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細隐曲，不措諸意不足為怪。
而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于義而罪之。
尊者以禮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
卑者，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