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嘗試集》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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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須作詩如作文。
琢镂粉飾喪元氣，貌似未必詩之純。
小人行文頗大膽，諸公一一皆人英。
願共僇力莫相笑，我輩不作腐儒生。
梅觐莊誤會我“作詩如作文”的意思，寫信來辯論。
他說： ……詩文截然兩途。
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自有詩文以來，無論中西，已分道而馳。
……足下為詩界革命家，改良詩之文字則可；若僅移文之文字于詩，即謂之革命，謂之改良，則不可也。
……以其太易易也。
這封信逼我把詩界革命的方法表示出來。
我的答書不曾留稿。
今抄答叔永書一段如下： 适以為今日欲救舊文學之弊，先從滌除“文勝”之弊入手。
今人之詩徒有铿锵之韻，貌似之辭耳。
其中實無物可言。
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勝質。
詩界革命當從三事入手：第一，須言之有物；第二，須講求文法；第三，當用“文之文字”時，不可故意避之。
三者皆以質救文之弊也。
……觐莊所論“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之别，亦不盡當。
即如白香山詩，“城雲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隻有矮民無矮奴！”李義山詩，“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
”……此諸例所用文字，是“詩之文字”乎？抑“文之文字”乎？又如适贈足下詩，“國事今成遍體瘡，治頭治腳俱所急。
”此中字字皆觐莊所謂“文之文字”。
……可知“詩之文字”原不異“文之文字”：正如詩之文法原不異文之文法也。
（五年二月二日） “詩之文字”一個問題也是很重要的問題，因為有許多人隻認風花雪月，蛾眉，朱顔，銀漢，玉容等字是“詩之文字”，做成的詩讀起來字字是詩！仔細分析起來，一點意思也沒有。
所以我主張用樸實無華的白描功夫，如白居易的《道州民》，如黃庭堅的《題蓮華寺》，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詠懷》。
這類的詩，詩味在骨子裡，在質不在文！沒有骨子的濫調詩人決不能做這類的詩。
所以我的第一條件便是“言之有物”。
因為注重之點在言中的“物”，故不問所用的文字是詩的文字還是文的文字。
觐莊認做“僅移文之文字于詩”，所以錯了。
這一次的争論是民國四年到五年春間的事。
那時影響我個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說的“曆史的文學進化觀念”。
這個觀念是我的文學革命論的基本理論。
《劄記》第十冊有五年四月五日夜所記一段如下： 文學革命，在吾國史上非創見也。
即以韻文而論，三百篇變而為騷，一大革命也。
又變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
賦變而為無韻之骈文，古詩變而為律詩，三大革命也。
詩之變而為詞，四大革命也。
詞之變而為曲，為劇本，五大革命也。
何獨于吾所持文學革命論而疑之？文亦遭幾許革命也。
自孔子至于秦、漢，中國文體始臻完備。
六朝之文……亦有可觀者。
然其時骈俪之體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見長，文法遂衰。
韓退之所以稱“文起八代之衰”者，其功在于恢複散文，講求文法。
此一革命也。
……宋人談哲理者，深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語錄體興焉。
語錄體者，禅門所嘗用，以俚語說理紀言。
……此亦一大革命也。
至元人之小說，此體始臻極盛……總之文學革命至元代而極盛。
其時之詞也，曲也，小說也，皆第一流之文學，而皆以俚語為之。
其時吾國真可謂有一種“活文學”出現。
倘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進化之迹。
自其異者言之，謂之革命；自其循序漸進之迹言之，即謂之進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遭前後七子複古之劫，則吾國之文學已成俚語的文學；而吾國之語言早成為言文一緻之語言，可無疑也。
但丁之創意大利文學，郤叟輩之創英文學，路得之創德文學，未足獨有千古矣。
惜乎，五百餘年來，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詩詞，複奪此“活文學”之席，而“半死文學”遂苟延殘喘以至于今日。
……文學革命何可更緩耶！何可更緩耶！ 過了幾天，我填了一首“沁園春”詞，題目就叫做《誓詩》，其實是一篇文學革命宣言書：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
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日落何悲！我聞之曰，“從天而頌，孰與制天而用之？”更安用，為蒼天歌哭，作彼奴為！ 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
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四月十三日） 這首詞的上半所攻擊的是中國文學“無病而呻”的惡習慣。
我是主張樂觀、主張進取的人，故極力攻擊這種卑弱的根性。
下半首是《去國集》的尾聲，是《嘗試集》的先聲。
以下要說發生《嘗試集》的近因了。
五年七月十二日，任叔永寄我一首《泛湖即事》詩。
這首詩裡有“言棹輕楫，以滌煩疴”，和“猜謎賭勝，載笑載言”等句，我回他的
琢镂粉飾喪元氣，貌似未必詩之純。
小人行文頗大膽，諸公一一皆人英。
願共僇力莫相笑，我輩不作腐儒生。
梅觐莊誤會我“作詩如作文”的意思，寫信來辯論。
他說： ……詩文截然兩途。
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自有詩文以來，無論中西，已分道而馳。
……足下為詩界革命家，改良詩之文字則可；若僅移文之文字于詩，即謂之革命，謂之改良，則不可也。
……以其太易易也。
這封信逼我把詩界革命的方法表示出來。
我的答書不曾留稿。
今抄答叔永書一段如下： 适以為今日欲救舊文學之弊，先從滌除“文勝”之弊入手。
今人之詩徒有铿锵之韻，貌似之辭耳。
其中實無物可言。
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勝質。
詩界革命當從三事入手：第一，須言之有物；第二，須講求文法；第三，當用“文之文字”時，不可故意避之。
三者皆以質救文之弊也。
……觐莊所論“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之别，亦不盡當。
即如白香山詩，“城雲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隻有矮民無矮奴！”李義山詩，“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
”……此諸例所用文字，是“詩之文字”乎？抑“文之文字”乎？又如适贈足下詩，“國事今成遍體瘡，治頭治腳俱所急。
”此中字字皆觐莊所謂“文之文字”。
……可知“詩之文字”原不異“文之文字”：正如詩之文法原不異文之文法也。
（五年二月二日） “詩之文字”一個問題也是很重要的問題，因為有許多人隻認風花雪月，蛾眉，朱顔，銀漢，玉容等字是“詩之文字”，做成的詩讀起來字字是詩！仔細分析起來，一點意思也沒有。
所以我主張用樸實無華的白描功夫，如白居易的《道州民》，如黃庭堅的《題蓮華寺》，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詠懷》。
這類的詩，詩味在骨子裡，在質不在文！沒有骨子的濫調詩人決不能做這類的詩。
所以我的第一條件便是“言之有物”。
因為注重之點在言中的“物”，故不問所用的文字是詩的文字還是文的文字。
觐莊認做“僅移文之文字于詩”，所以錯了。
這一次的争論是民國四年到五年春間的事。
那時影響我個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說的“曆史的文學進化觀念”。
這個觀念是我的文學革命論的基本理論。
《劄記》第十冊有五年四月五日夜所記一段如下： 文學革命，在吾國史上非創見也。
即以韻文而論，三百篇變而為騷，一大革命也。
又變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
賦變而為無韻之骈文，古詩變而為律詩，三大革命也。
詩之變而為詞，四大革命也。
詞之變而為曲，為劇本，五大革命也。
何獨于吾所持文學革命論而疑之？文亦遭幾許革命也。
自孔子至于秦、漢，中國文體始臻完備。
六朝之文……亦有可觀者。
然其時骈俪之體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見長，文法遂衰。
韓退之所以稱“文起八代之衰”者，其功在于恢複散文，講求文法。
此一革命也。
……宋人談哲理者，深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語錄體興焉。
語錄體者，禅門所嘗用，以俚語說理紀言。
……此亦一大革命也。
至元人之小說，此體始臻極盛……總之文學革命至元代而極盛。
其時之詞也，曲也，小說也，皆第一流之文學，而皆以俚語為之。
其時吾國真可謂有一種“活文學”出現。
倘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進化之迹。
自其異者言之，謂之革命；自其循序漸進之迹言之，即謂之進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遭前後七子複古之劫，則吾國之文學已成俚語的文學；而吾國之語言早成為言文一緻之語言，可無疑也。
但丁之創意大利文學，郤叟輩之創英文學，路得之創德文學，未足獨有千古矣。
惜乎，五百餘年來，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詩詞，複奪此“活文學”之席，而“半死文學”遂苟延殘喘以至于今日。
……文學革命何可更緩耶！何可更緩耶！ 過了幾天，我填了一首“沁園春”詞，題目就叫做《誓詩》，其實是一篇文學革命宣言書：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
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日落何悲！我聞之曰，“從天而頌，孰與制天而用之？”更安用，為蒼天歌哭，作彼奴為！ 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
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四月十三日） 這首詞的上半所攻擊的是中國文學“無病而呻”的惡習慣。
我是主張樂觀、主張進取的人，故極力攻擊這種卑弱的根性。
下半首是《去國集》的尾聲，是《嘗試集》的先聲。
以下要說發生《嘗試集》的近因了。
五年七月十二日，任叔永寄我一首《泛湖即事》詩。
這首詩裡有“言棹輕楫，以滌煩疴”，和“猜謎賭勝，載笑載言”等句，我回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