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嘗試集》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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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三年以來做的白話詩若幹首，分做兩集，總名為《嘗試集》。
民國六年九月我到北京以前的詩為第一集，以後的詩為第二集。
民國五年七月以前，我在美國做的文言詩詞删剩若幹首，合為《去國集》，印在後面作一個附錄。
我的朋友錢玄同曾替《嘗試集》做了一篇長序，把應該用白話做文章的道理說得很痛快透徹。
我現在自己作序，隻說我為什麼要用白話來做詩。
這一段故事，可以算是《嘗試集》産生的曆史，可以算是我個人主張文學革命的小史。
我做白話文字，起于民國紀元前六年（丙午），那時我替上海《競業旬報》做了半部章回小說，和一些論文，都是用白話做的。
到了第二年（丁未），我因腳氣病，出學堂養病。
病中無事，我天天讀古詩，從蘇武、李陵直到元好問，單讀古體詩，不讀律詩。
那一年我也做了幾篇詩，内中有一篇五百六十字的《遊萬國賽珍會》，和一篇近三百字的《棄父行》；以後我常常做詩，到我往美國時，已做了兩百多首詩了。
我先前不做律詩，因為我少時不曾學對對子，心裡總覺得律詩難做。
後來偶然做了一些律詩，覺得律詩原來是最容易做的玩意兒，用來做應酬朋友的詩，再方便也沒有了。
我初做詩，人都說我像白居易一派。
後來我因為要學時髦，也做了一番研究杜甫的工夫。
但是我讀杜詩，隻讀《石壕吏》《自京赴奉先詠懷》一類的詩，律詩中五律我極愛讀，七律中最讨厭《秋興》一類的詩，常說這些詩文法不通，隻有一點空架子。
自民國前六七年到民國前二年（庚戌），可算是一個時代。
這個時代已有不滿意于當時舊文學的趨向了。
我近來在一本舊筆記裡（名《自勝生随筆》，是丁未年記的）翻出這幾條論詩的話： 作詩必使老妪聽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讀而不能解，亦何故耶？（錄《麓堂詩話》） 東坡雲，“詩須有為而作。
”元遺山雲，“縱橫正有淩雲筆，俯仰随人亦可憐。
”（錄《南濠詩話》） 這兩條都有密圈，也可見我十六歲時論詩的旨趣了。
民國前二年，我往美國留學。
初去的兩年，作詩不過兩三首，民國成立後，任叔永（鴻隽）、楊杏佛（铨）同來绮色佳（Ithaca），有了做詩的伴當了。
集中《文學篇》所說： 明年任與楊，遠道來就我。
山城風雪夜，枯坐殊未可。
烹茶更賦詩，有倡還須和。
詩爐久灰冷，從此生新火。
都是實在情形。
在绮色佳五年，我雖不專治文學，但也頗讀了一些西方文學書籍，無形之中，總受了不少的影響，所以我那幾年的詩，膽子已大得多。
《去國集》裡的《耶稣誕節歌》和《久雪後大風作歌》都帶有試驗意味。
後來做《自殺篇》，完全用分段作法，試驗的态度更顯明了。
《藏晖室劄記》第三冊有跋《自殺篇》一段，說： ……吾國作詩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說理之作極少。
求一撲蒲（Pope）已不可多得，何況華茨活（Wordsworth）、貴推（Goethe）與白朗吟（Browning）矣。
此篇以吾所持樂觀主義入詩。
全篇為說理之作，雖不能佳，然途徑具在。
他日多作之，或有進境耳。
（民國三年七月七日） 又跋雲： 吾近來作詩，頗能不依人蹊徑，亦不專學一家。
命意固無從摹仿，即字句形式亦不為古人成法所拘，蓋頗能獨立矣。
（七月八日） 民國四年八月，我作一文論《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于教授》。
文中列舉方法幾條，還不曾主張用白話代文言。
但那時我已明言“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當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
又說：“活文字者，日用語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國之白話是也。
死文字者，如希臘拉丁，非日用之語言，已陳死矣。
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
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馬是死語，騎馬是活語：故日半死文字也。
”（《劄記》第九冊） 四年九月十七夜，我因為自己要到紐約進哥倫比亞大學，梅觐莊（光迪）要到康橋進哈佛大學，故作一首長詩送觐莊。
詩中有一段說： 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 吾輩勢不容坐視，且複号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箠，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 以此報國未雲菲，縮地戡天差可拟。
梅君梅君毋自鄙！ 原詩共四百二十字，全篇用了十一個外國字的譯音。
不料這十一個外國字就惹出了幾年的筆戰！任叔永把這些外國字連綴起來，做了一首遊戲詩送我： 牛敦，愛疊孫；培根，客爾文； 索虜與霍桑，“煙士披裡純”； 鞭笞一車鬼，為君生瓊英。
文學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我接到這詩，在火車上依韻和了一首，寄給叔永諸人： 詩國革命何自始
民國六年九月我到北京以前的詩為第一集，以後的詩為第二集。
民國五年七月以前，我在美國做的文言詩詞删剩若幹首，合為《去國集》，印在後面作一個附錄。
我的朋友錢玄同曾替《嘗試集》做了一篇長序，把應該用白話做文章的道理說得很痛快透徹。
我現在自己作序，隻說我為什麼要用白話來做詩。
這一段故事，可以算是《嘗試集》産生的曆史，可以算是我個人主張文學革命的小史。
我做白話文字，起于民國紀元前六年（丙午），那時我替上海《競業旬報》做了半部章回小說，和一些論文，都是用白話做的。
到了第二年（丁未），我因腳氣病，出學堂養病。
病中無事，我天天讀古詩，從蘇武、李陵直到元好問，單讀古體詩，不讀律詩。
那一年我也做了幾篇詩，内中有一篇五百六十字的《遊萬國賽珍會》，和一篇近三百字的《棄父行》；以後我常常做詩，到我往美國時，已做了兩百多首詩了。
我先前不做律詩，因為我少時不曾學對對子，心裡總覺得律詩難做。
後來偶然做了一些律詩，覺得律詩原來是最容易做的玩意兒，用來做應酬朋友的詩，再方便也沒有了。
我初做詩，人都說我像白居易一派。
後來我因為要學時髦，也做了一番研究杜甫的工夫。
但是我讀杜詩，隻讀《石壕吏》《自京赴奉先詠懷》一類的詩，律詩中五律我極愛讀，七律中最讨厭《秋興》一類的詩，常說這些詩文法不通，隻有一點空架子。
自民國前六七年到民國前二年（庚戌），可算是一個時代。
這個時代已有不滿意于當時舊文學的趨向了。
我近來在一本舊筆記裡（名《自勝生随筆》，是丁未年記的）翻出這幾條論詩的話： 作詩必使老妪聽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讀而不能解，亦何故耶？（錄《麓堂詩話》） 東坡雲，“詩須有為而作。
”元遺山雲，“縱橫正有淩雲筆，俯仰随人亦可憐。
”（錄《南濠詩話》） 這兩條都有密圈，也可見我十六歲時論詩的旨趣了。
民國前二年，我往美國留學。
初去的兩年，作詩不過兩三首，民國成立後，任叔永（鴻隽）、楊杏佛（铨）同來绮色佳（Ithaca），有了做詩的伴當了。
集中《文學篇》所說： 明年任與楊，遠道來就我。
山城風雪夜，枯坐殊未可。
烹茶更賦詩，有倡還須和。
詩爐久灰冷，從此生新火。
都是實在情形。
在绮色佳五年，我雖不專治文學，但也頗讀了一些西方文學書籍，無形之中，總受了不少的影響，所以我那幾年的詩，膽子已大得多。
《去國集》裡的《耶稣誕節歌》和《久雪後大風作歌》都帶有試驗意味。
後來做《自殺篇》，完全用分段作法，試驗的态度更顯明了。
《藏晖室劄記》第三冊有跋《自殺篇》一段，說： ……吾國作詩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說理之作極少。
求一撲蒲（Pope）已不可多得，何況華茨活（Wordsworth）、貴推（Goethe）與白朗吟（Browning）矣。
此篇以吾所持樂觀主義入詩。
全篇為說理之作，雖不能佳，然途徑具在。
他日多作之，或有進境耳。
（民國三年七月七日） 又跋雲： 吾近來作詩，頗能不依人蹊徑，亦不專學一家。
命意固無從摹仿，即字句形式亦不為古人成法所拘，蓋頗能獨立矣。
（七月八日） 民國四年八月，我作一文論《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于教授》。
文中列舉方法幾條，還不曾主張用白話代文言。
但那時我已明言“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當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
又說：“活文字者，日用語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國之白話是也。
死文字者，如希臘拉丁，非日用之語言，已陳死矣。
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
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馬是死語，騎馬是活語：故日半死文字也。
”（《劄記》第九冊） 四年九月十七夜，我因為自己要到紐約進哥倫比亞大學，梅觐莊（光迪）要到康橋進哈佛大學，故作一首長詩送觐莊。
詩中有一段說： 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 吾輩勢不容坐視，且複号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箠，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 以此報國未雲菲，縮地戡天差可拟。
梅君梅君毋自鄙！ 原詩共四百二十字，全篇用了十一個外國字的譯音。
不料這十一個外國字就惹出了幾年的筆戰！任叔永把這些外國字連綴起來，做了一首遊戲詩送我： 牛敦，愛疊孫；培根，客爾文； 索虜與霍桑，“煙士披裡純”； 鞭笞一車鬼，為君生瓊英。
文學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我接到這詩，在火車上依韻和了一首，寄給叔永諸人： 詩國革命何自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