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傭”與“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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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傭”，你初見這兩個字一定感到新奇可喜，以為是哪位精思文人新造出的适應時代的名詞，否則認為流行詞“公仆”的雅識。
然而兩者皆非，卻系出自将近一世紀前一位進士公而作過江西縣令的自記文中：
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則民賊也。父母吾不能，民賊也則吾不敢，吾其為“民傭”者乎！故自号曰“民傭”。
自然，向來的文字記述其真确性不免令人生疑，尤其是涉及自我的誇張，矜飾。但這位石瑤臣（名家紹今河北冀縣人）卻無專集行世，也無生前的自傳以供揮發。就是這幾句以“民傭”自命的話他并不為流傳廣布，冀博美稱，這是他的自記，至今并無刊本。也許他實無其他文詞著作以傳不朽？僥幸還是他死後被他的友人發現，于是在一篇寫于他的傳後不重要的文字中特為記出。作者在那時當然具着“為民父母”的觀念，特為證明石先生能做到“特盡子民者所當為”，而引用這位良吏的自記。作石瑤臣傳書後的梅曾亮尚有很精粹的兩句結尾語：“嗟矣！父母之保抱其子者蓋日為傭而不知也！”
以父母喻地方官的古老成語，于今當然失其意義，而石瑤臣的“民傭”二字則的确富有新解。這比一般話裡的“公仆”還像确切，在百年前的中國官吏中有人能見及此，殊非易易。以“傭”視己，以民為“主”，若非至誠怛恻，存心平恕的，豈肯以此自謂。何況他非為著述，非為文采，隻是随意私記，尤見誠心。
考石瑤臣的生平，除他的友人梅曾亮氏的一篇石瑤臣傳書後外，其本傳卻無從見到。梅氏極力稱許他做州縣官，惟心乎民，并不為的邀功求名。“自大吏，僚友，缙紳，先生，士，民，卒，隸，無不以君為循吏也。”又獨引江西一年大饑，“饑民集西山者已數萬，齊聲呼赈，……大吏不知所為。或曰急檄石令。石令至，萬衆皆迎伏跪拜曰，願聽處置。是赈也，得緩而無變。”有這段證據供後世讀此文者，可以相信不是怎麼誇大的話。
當戰國時，孟轲氏已有君臣乃互相對峙的議論：“君之視臣為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由此推及君與民，至少，在人情上也應立于對等，彼此須以誠怛密切而建立其關系。隻憑以勢，以威，以詭詐，以玩弄的方法與手段，如何達到利害一體的地步？
未必因時世新了，一切的人間關系能以完全更新，能夠更合理化？未必以往的人物，事行，法則，教化，就會毫無可取，不值稱慕？未必今人的欺騙手法不比以往的高明，今人的面具不比以往的更為堅牢？（也許用不到遮蔽的面具了。）
但望少數官吏的優良愛民，為民作傭，以期更變惡劣的風氣與改革整個的“民主”，自不那末簡易。但比起到處虎狼擇肥而噬的情形總該好些！
聽他們的“演說”，看他們的“方針”，問他們的“誓言”，哪一個不是十足道地的“公仆”——也就是一世紀前石先生筆下的“民傭”。無奈，反能欺“主”，急私忘“公”，他們有多少不把那一套一套的演說，方針，誓言，當做屠夫口中的大慈大悲咒念？與其行為何必有關，若使他們偶而聞知“民傭”一詞，定會在口頭上溢美贊許，當以古老的“同志”贈予這位石老先生！
因為，今之官吏，他的本位是“公仆”，他們早已瞧透作仆的技巧，與仆的償來利益了。
“不從主家那兒撈一筆，摸一手難道真要當一輩子的奴婢，替主人看家盡力？”
“古舊的陳腐的觀念，于今正該反覆過來：仆應分是主人的全權管家了。”
“公仆”，甚至“民傭”，在一般從“新”教育“新”訓練中磨習出來的“新”官員，到底有幾個在其“衷心”之中不作是想？
何況這是千載難再的勝利的“劃”時代！
然而兩者皆非，卻系出自将近一世紀前一位進士公而作過江西縣令的自記文中：
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則民賊也。父母吾不能，民賊也則吾不敢，吾其為“民傭”者乎！故自号曰“民傭”。
自然，向來的文字記述其真确性不免令人生疑，尤其是涉及自我的誇張，矜飾。但這位石瑤臣（名家紹今河北冀縣人）卻無專集行世，也無生前的自傳以供揮發。就是這幾句以“民傭”自命的話他并不為流傳廣布，冀博美稱，這是他的自記，至今并無刊本。也許他實無其他文詞著作以傳不朽？僥幸還是他死後被他的友人發現，于是在一篇寫于他的傳後不重要的文字中特為記出。作者在那時當然具着“為民父母”的觀念，特為證明石先生能做到“特盡子民者所當為”，而引用這位良吏的自記。作石瑤臣傳書後的梅曾亮尚有很精粹的兩句結尾語：“嗟矣！父母之保抱其子者蓋日為傭而不知也！”
以父母喻地方官的古老成語，于今當然失其意義，而石瑤臣的“民傭”二字則的确富有新解。這比一般話裡的“公仆”還像确切，在百年前的中國官吏中有人能見及此，殊非易易。以“傭”視己，以民為“主”，若非至誠怛恻，存心平恕的，豈肯以此自謂。何況他非為著述，非為文采，隻是随意私記，尤見誠心。
考石瑤臣的生平，除他的友人梅曾亮氏的一篇石瑤臣傳書後外，其本傳卻無從見到。梅氏極力稱許他做州縣官，惟心乎民，并不為的邀功求名。“自大吏，僚友，缙紳，先生，士，民，卒，隸，無不以君為循吏也。”又獨引江西一年大饑，“饑民集西山者已數萬，齊聲呼赈，……大吏不知所為。或曰急檄石令。石令至，萬衆皆迎伏跪拜曰，願聽處置。是赈也，得緩而無變。”有這段證據供後世讀此文者，可以相信不是怎麼誇大的話。
當戰國時，孟轲氏已有君臣乃互相對峙的議論：“君之視臣為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由此推及君與民，至少，在人情上也應立于對等，彼此須以誠怛密切而建立其關系。隻憑以勢，以威，以詭詐，以玩弄的方法與手段，如何達到利害一體的地步？
未必因時世新了，一切的人間關系能以完全更新，能夠更合理化？未必以往的人物，事行，法則，教化，就會毫無可取，不值稱慕？未必今人的欺騙手法不比以往的高明，今人的面具不比以往的更為堅牢？（也許用不到遮蔽的面具了。）
但望少數官吏的優良愛民，為民作傭，以期更變惡劣的風氣與改革整個的“民主”，自不那末簡易。但比起到處虎狼擇肥而噬的情形總該好些！
聽他們的“演說”，看他們的“方針”，問他們的“誓言”，哪一個不是十足道地的“公仆”——也就是一世紀前石先生筆下的“民傭”。無奈，反能欺“主”，急私忘“公”，他們有多少不把那一套一套的演說，方針，誓言，當做屠夫口中的大慈大悲咒念？與其行為何必有關，若使他們偶而聞知“民傭”一詞，定會在口頭上溢美贊許，當以古老的“同志”贈予這位石老先生！
因為，今之官吏，他的本位是“公仆”，他們早已瞧透作仆的技巧，與仆的償來利益了。
“不從主家那兒撈一筆，摸一手難道真要當一輩子的奴婢，替主人看家盡力？”
“古舊的陳腐的觀念，于今正該反覆過來：仆應分是主人的全權管家了。”
“公仆”，甚至“民傭”，在一般從“新”教育“新”訓練中磨習出來的“新”官員，到底有幾個在其“衷心”之中不作是想？
何況這是千載難再的勝利的“劃”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