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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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時――一九三〇年夏天――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茨基的路線，派别觀念也使得黨内到處壓抑莫斯科回國的新幹部。
而我回來召集的三中全會，以及中央一切處置，都隻是零零碎碎地糾正了立三的一些顯而易見的錯誤。
既沒有指出立三的路線錯誤，更沒有在組織上和一切計劃及實際工作上保證國際路線的執行。
實際上我的确沒有認出立三路線和國際路線的根本不同。
老實說，立三路線是我的許多錯誤觀點――有人說是瞿秋白主義――邏輯的發展。
立三的錯誤政策可以說是一種失敗主義。
他表面上認為中國全國的革命勝利的局面已經到來，這會推動全世界的成功，其實是覺得自己沒有把握和發展蘇維埃革命在幾個縣區的勝利，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發展而取得全國勝利以至全世界的勝利，就是迅速的敗亡，所以要孤注一擲地拼命。
這是用左傾空談來掩蓋右傾機會主義的實質。
因此在組織上，在實際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論上，在工會運動的方針上，在青年運動和青年組織等等各種問題上……無往而不錯。
我在當時卻辨别不出來。
事後我曾說，假定“六大”之後，留在中國直接領導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麼，在實際上我也會走到這樣的錯誤路線，不過不至于象立三這樣魯莽，也可以說，不會有立三那樣的勇氣。
我當然間接地負着立三路線的責任。
于是四中全會後，就決定了開除立三的中央委員，開除我的政治局委員。
我呢，象上面已經說過的，正感謝這一開除，使我卸除了千均萬擔。
我第二次回國是一九三〇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離開了中央政治領導機關。
這期間隻有半年不到的時間。
可是這半年時間對于我幾乎比五十年還長！人的精力已經完全用盡了似的，我請了長假休息醫病――事實上從此脫離了政治舞台。
再想回頭來幹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藝的譯著等，已經覺得太遲了。
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〇年，整整十年我離開了“自己的家”――我所願意幹的俄國文學的研究――到這時候方回來，不但田園荒蕪，而且自己的力氣也已經衰憊了。
自然，有可能還是幹一幹，“以度餘年”的。
可是接着就是大病，時發時止，耗費了三年的光陰。
一九三四年一月，為着在上海養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擔任了人民委員的消閑職務。
可是，既然在蘇維埃中央擔負了一部分的工作，雖然不用出席黨的中央會議，不必參與一切政策的最初議論和決定，然而要完全不問政治又辦不到了。
我就在敷衍塞責、厭倦着政治卻又不得不略微問一問政治的狀态中間，過了一年。
最後這四年中間，我似乎記得還做了幾次政治問題上的錯誤。
但是現在我連内容都記不清楚了，大概總是我的老機會主義發作罷了。
我自己不願意有什麼和中央不同的政見。
我總是立刻“放棄”這些錯誤的見解，其實我連想也沒有仔細想，不過覺得争辯起來太麻煩了，既然無關緊要，就算了吧。
我的政治生命其實早已結束了。
最後這四年，還能說我繼續在為馬克思主義奮鬥，為蘇維埃奮鬥，為站着黨的正确路線奮鬥嗎？例行公事辦了些，說“奮鬥”是太恭維了。
以前幾年的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的責任，都決不應當因此而減輕的；相反，在共産黨的觀點上來看，這個責任倒是更加加重了。
曆史的事實是抹煞不了的，我願意受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
而我回來召集的三中全會，以及中央一切處置，都隻是零零碎碎地糾正了立三的一些顯而易見的錯誤。
既沒有指出立三的路線錯誤，更沒有在組織上和一切計劃及實際工作上保證國際路線的執行。
實際上我的确沒有認出立三路線和國際路線的根本不同。
老實說，立三路線是我的許多錯誤觀點――有人說是瞿秋白主義――邏輯的發展。
立三的錯誤政策可以說是一種失敗主義。
他表面上認為中國全國的革命勝利的局面已經到來，這會推動全世界的成功，其實是覺得自己沒有把握和發展蘇維埃革命在幾個縣區的勝利，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發展而取得全國勝利以至全世界的勝利，就是迅速的敗亡，所以要孤注一擲地拼命。
這是用左傾空談來掩蓋右傾機會主義的實質。
因此在組織上，在實際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論上，在工會運動的方針上，在青年運動和青年組織等等各種問題上……無往而不錯。
我在當時卻辨别不出來。
事後我曾說，假定“六大”之後，留在中國直接領導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麼，在實際上我也會走到這樣的錯誤路線，不過不至于象立三這樣魯莽，也可以說，不會有立三那樣的勇氣。
我當然間接地負着立三路線的責任。
于是四中全會後，就決定了開除立三的中央委員，開除我的政治局委員。
我呢，象上面已經說過的，正感謝這一開除，使我卸除了千均萬擔。
我第二次回國是一九三〇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離開了中央政治領導機關。
這期間隻有半年不到的時間。
可是這半年時間對于我幾乎比五十年還長！人的精力已經完全用盡了似的，我請了長假休息醫病――事實上從此脫離了政治舞台。
再想回頭來幹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藝的譯著等，已經覺得太遲了。
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〇年，整整十年我離開了“自己的家”――我所願意幹的俄國文學的研究――到這時候方回來，不但田園荒蕪，而且自己的力氣也已經衰憊了。
自然，有可能還是幹一幹，“以度餘年”的。
可是接着就是大病，時發時止，耗費了三年的光陰。
一九三四年一月，為着在上海養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擔任了人民委員的消閑職務。
可是，既然在蘇維埃中央擔負了一部分的工作，雖然不用出席黨的中央會議，不必參與一切政策的最初議論和決定，然而要完全不問政治又辦不到了。
我就在敷衍塞責、厭倦着政治卻又不得不略微問一問政治的狀态中間，過了一年。
最後這四年中間，我似乎記得還做了幾次政治問題上的錯誤。
但是現在我連内容都記不清楚了，大概總是我的老機會主義發作罷了。
我自己不願意有什麼和中央不同的政見。
我總是立刻“放棄”這些錯誤的見解，其實我連想也沒有仔細想，不過覺得争辯起來太麻煩了，既然無關緊要，就算了吧。
我的政治生命其實早已結束了。
最後這四年，還能說我繼續在為馬克思主義奮鬥，為蘇維埃奮鬥，為站着黨的正确路線奮鬥嗎？例行公事辦了些，說“奮鬥”是太恭維了。
以前幾年的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的責任，都決不應當因此而減輕的；相反，在共産黨的觀點上來看，這個責任倒是更加加重了。
曆史的事實是抹煞不了的，我願意受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