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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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不得不負擔中國共産黨的政治領導的時候，正是中國革命進到了最巨大的轉變和震蕩的時代，這就是武漢時代結束之後。
分析新的形勢，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階級鬥争最複雜最劇烈的路線彙合分化轉變的時期，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
當時，許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錯誤；同時，更有許多以前的同志在這階級鬥争進一步的關口，自覺或不自覺的離開了革命隊伍。
在最初，我們在黨的領導之下所決定的政策一般的是不正确的。
武漢分裂以後，我們接着就決定賀葉的南昌暴動和兩湖廣東暴動（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決定廣州暴動。
這些暴動本身并不是什麼盲動主義，因為都有相當的群衆基礎。
固然，中國的一般革命形勢，從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國主義炮轟南京威脅國民黨反共以後，就已經開始低落；但是，接着而來的武漢政府中的奮鬥、分裂――直到廣州暴動的舉出蘇維埃旗幟，都還是革命勢力方面正當的挽回局勢的嘗試，結果，是失敗了――就是說沒有能夠把革命形勢重新轉變到高漲的陣容，必須另起爐竈。
而我――這時期當然我應當負主要的責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廣州暴動失敗之後，仍舊認為革命形勢一般的存在，而且繼續高漲，這就是盲動主義的路線了。
原本個别的盲動現象，我們和當時的中央從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對；對于有些黨部不努力去領導和争取群衆，反而孤注一擲，或者僅僅去暗殺豪紳之類的行動，我們總是加以糾正的。
可是，因為當時整個路線錯誤，所以不管主觀上怎樣了解盲動主義現象不好，費力于枝枝節節的糾正，客觀上卻在領導着盲動主義的發展。
中國共産黨第六次大會糾正了這個錯誤，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自然，武漢時代之後，我們所得到的中國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訓：例如革命有一省或幾省先勝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國主義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聯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納的。
蘇維埃革命的方針，就在“六大”更明确地規定下來。
但是以我個人而論，在那個時候，我的觀點之中不僅有過分估量革命形勢的發展，以緻助長盲動主義的錯誤。
對于中國農民階層的分析，認為富農還在革命戰線之内，認為不久的将來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動的勝利等觀點，也已經潛伏着或者有所表示。
不過，同志們都沒有發覺這些觀點的錯誤，還沒有指出來。
我自己當然更不會知道這些是錯誤的。
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論農民問題的時侯，才開始暴露我在農民問題上的錯誤。
不幸得很，當時沒有更深刻更無情的揭發……。
此後，就來了立三路線的問題了。
一九二九年底，我還在莫斯科的時侯，就聽說立三和忠發的政策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
同時，莫斯科中國勞動大學(前稱孫中山大學)的學生中間發生非常劇烈的鬥争。
我向來沒有知人之明，隻想彌縫緩和這些鬥争，覺得互相攻讦批評的許多同志都是好的，聽他們所說的事情卻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誇大事實，奉為“打倒”對方的理由。
因此，我就站在調和的立場。
這使得那裡的黨部認為我恰好是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的庇護者。
結果，撤銷了我的中國共産黨駐莫斯科代表的職務，準備回國。
自然，在回國任務之中，最主要的是糾正立三的錯誤，消滅莫斯科中國同志的派别觀念對于國内同志的影響。
但是，事實上我什麼也沒做到。
立三的錯誤
分析新的形勢，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階級鬥争最複雜最劇烈的路線彙合分化轉變的時期，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
當時，許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錯誤；同時，更有許多以前的同志在這階級鬥争進一步的關口，自覺或不自覺的離開了革命隊伍。
在最初，我們在黨的領導之下所決定的政策一般的是不正确的。
武漢分裂以後，我們接着就決定賀葉的南昌暴動和兩湖廣東暴動（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決定廣州暴動。
這些暴動本身并不是什麼盲動主義，因為都有相當的群衆基礎。
固然，中國的一般革命形勢，從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國主義炮轟南京威脅國民黨反共以後，就已經開始低落；但是，接着而來的武漢政府中的奮鬥、分裂――直到廣州暴動的舉出蘇維埃旗幟，都還是革命勢力方面正當的挽回局勢的嘗試，結果，是失敗了――就是說沒有能夠把革命形勢重新轉變到高漲的陣容，必須另起爐竈。
而我――這時期當然我應當負主要的責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廣州暴動失敗之後，仍舊認為革命形勢一般的存在，而且繼續高漲，這就是盲動主義的路線了。
原本個别的盲動現象，我們和當時的中央從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對；對于有些黨部不努力去領導和争取群衆，反而孤注一擲，或者僅僅去暗殺豪紳之類的行動，我們總是加以糾正的。
可是，因為當時整個路線錯誤，所以不管主觀上怎樣了解盲動主義現象不好，費力于枝枝節節的糾正，客觀上卻在領導着盲動主義的發展。
中國共産黨第六次大會糾正了這個錯誤，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自然，武漢時代之後，我們所得到的中國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訓：例如革命有一省或幾省先勝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國主義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聯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納的。
蘇維埃革命的方針，就在“六大”更明确地規定下來。
但是以我個人而論，在那個時候，我的觀點之中不僅有過分估量革命形勢的發展，以緻助長盲動主義的錯誤。
對于中國農民階層的分析，認為富農還在革命戰線之内，認為不久的将來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動的勝利等觀點，也已經潛伏着或者有所表示。
不過，同志們都沒有發覺這些觀點的錯誤，還沒有指出來。
我自己當然更不會知道這些是錯誤的。
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論農民問題的時侯，才開始暴露我在農民問題上的錯誤。
不幸得很，當時沒有更深刻更無情的揭發……。
此後，就來了立三路線的問題了。
一九二九年底，我還在莫斯科的時侯，就聽說立三和忠發的政策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
同時，莫斯科中國勞動大學(前稱孫中山大學)的學生中間發生非常劇烈的鬥争。
我向來沒有知人之明，隻想彌縫緩和這些鬥争，覺得互相攻讦批評的許多同志都是好的，聽他們所說的事情卻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誇大事實，奉為“打倒”對方的理由。
因此，我就站在調和的立場。
這使得那裡的黨部認為我恰好是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的庇護者。
結果，撤銷了我的中國共産黨駐莫斯科代表的職務，準備回國。
自然，在回國任務之中，最主要的是糾正立三的錯誤，消滅莫斯科中國同志的派别觀念對于國内同志的影響。
但是，事實上我什麼也沒做到。
立三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