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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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學者――而且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水平也提高了許多。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誤會”，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的現代社會，部分的是研究中國曆史的發端――也不得不由我來開始嘗試。
五四以後的五年中間，記得隻有陳獨秀、戴季陶、李漢俊幾個人寫過幾篇關于這個問題的論文，可是都是無關重要的。
我回國之後，因為已經在黨内工作，雖然隻有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卻不由我不開始這個嘗試：分析中國資本主義關系的發展程度，分析中國社會階級分化的性質，階級鬥争的形勢，階級鬥争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關系等等。
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黨同志的督促，實際鬥争的反映，以及國際的領導之下，逐漸有相當的進步。
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工作，越到後來，我的參加越少。
單就我的“成績”而論，現在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可明顯地看見，我在當時所做的理論上的錯誤，共産黨怎樣糾正了我的錯誤，以及我的理論之中包含着多麽混雜和小資産階級機會主義的成分。
這些機會主義的成分發展起來，就形成錯誤的政治路線，以緻于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不能不開除我的政治局委員。
的确，到一九三〇年，我雖然在國際上參加了兩年的政治工作，相當得到一些新的知識，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鍛煉，但是，不但不進步，自己反而覺得退步了。
中國的階級鬥争早已進到了更高的階段，對于中國的社會關系和政治形勢，需要更深刻更複雜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斷，而我的那點知識絕對不夠，而且非無産階級的反布爾塞維克的意識就完全暴露了。
當時，我逐漸覺得許多問題，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動了。
新的領導者發揮某些問題議論之後，我會感覺到松快，覺得這樣解決原是最适當不過的，我當初為什麽簡直想不通；但是――也有時候會覺得不了解。
此後，我勉強自己去想一切“治國平天下”的大問題的必要，已經沒有了！我在十二分疲勞和吐血症複發的期間，就不再去“獨立思索”了。
一九三一年初，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直到現在。
從那時候起，我沒有自己的思想。
（我以中央的思想為思想。
）這并不是說我是一個很好的模範黨員，對于中央的理論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
相反的，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早就值得開除的，因為我對中央的理論政策不加思索了。
偶爾我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懷疑了――因為懷疑也是一種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懷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曾經在當時起過一些作用――好的壞的影響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來判斷――而到了現在，我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
同時要說我已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也是不确的。
如果要同我談起一切種種政治問題，我除開根據我那一點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推論以外，卻又沒有什麽别的方法。
事實上我這些推論又恐怕包含着許多機會主義，也就是反馬克思列甯主義的觀點在内，這是“亦未可知”的。
因此，我更不必狂然費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時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同時，這思路卻同非馬克思主義的岐路交錯着，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會跑到什麽地方去。
――而最主要的是我沒勇氣再跑了，我根本沒有精力在作政治的社會科學的思索了。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誤會”，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的現代社會，部分的是研究中國曆史的發端――也不得不由我來開始嘗試。
五四以後的五年中間，記得隻有陳獨秀、戴季陶、李漢俊幾個人寫過幾篇關于這個問題的論文，可是都是無關重要的。
我回國之後，因為已經在黨内工作，雖然隻有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卻不由我不開始這個嘗試：分析中國資本主義關系的發展程度，分析中國社會階級分化的性質，階級鬥争的形勢，階級鬥争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關系等等。
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黨同志的督促，實際鬥争的反映，以及國際的領導之下，逐漸有相當的進步。
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工作，越到後來，我的參加越少。
單就我的“成績”而論，現在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可明顯地看見，我在當時所做的理論上的錯誤，共産黨怎樣糾正了我的錯誤，以及我的理論之中包含着多麽混雜和小資産階級機會主義的成分。
這些機會主義的成分發展起來，就形成錯誤的政治路線，以緻于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不能不開除我的政治局委員。
的确，到一九三〇年，我雖然在國際上參加了兩年的政治工作，相當得到一些新的知識，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鍛煉，但是，不但不進步，自己反而覺得退步了。
中國的階級鬥争早已進到了更高的階段，對于中國的社會關系和政治形勢，需要更深刻更複雜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斷，而我的那點知識絕對不夠，而且非無産階級的反布爾塞維克的意識就完全暴露了。
當時，我逐漸覺得許多問題，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動了。
新的領導者發揮某些問題議論之後，我會感覺到松快，覺得這樣解決原是最适當不過的，我當初為什麽簡直想不通；但是――也有時候會覺得不了解。
此後，我勉強自己去想一切“治國平天下”的大問題的必要，已經沒有了！我在十二分疲勞和吐血症複發的期間，就不再去“獨立思索”了。
一九三一年初，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直到現在。
從那時候起，我沒有自己的思想。
（我以中央的思想為思想。
）這并不是說我是一個很好的模範黨員，對于中央的理論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
相反的，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早就值得開除的，因為我對中央的理論政策不加思索了。
偶爾我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懷疑了――因為懷疑也是一種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懷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曾經在當時起過一些作用――好的壞的影響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來判斷――而到了現在，我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
同時要說我已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也是不确的。
如果要同我談起一切種種政治問題，我除開根據我那一點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推論以外，卻又沒有什麽别的方法。
事實上我這些推論又恐怕包含着許多機會主義，也就是反馬克思列甯主義的觀點在内，這是“亦未可知”的。
因此，我更不必狂然費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時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同時，這思路卻同非馬克思主義的岐路交錯着，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會跑到什麽地方去。
――而最主要的是我沒勇氣再跑了，我根本沒有精力在作政治的社會科學的思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