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友人論國民文學書

地被欺侮，一半固然是由于别人的強橫，一半——至少至少一半——也在于自己的堕落。

    我們在反對别人之先或同時，應該竭力發掘鏟除自己的惡根性，這才有民族再生的希望，否則隻是拳匪思想之複活。

    拳匪的排外思想我并不以為絕對地非是，但其本國必是而外國必非的偏見，可以用“國粹”反抗新法的迷信，終是拳匪的行徑，我所絕對反對的。

    有人信奉國家主義之後便非古文不做，非古詩不謅，這很令我懷憂，恐正當的國家主義要惡化了。

    我們提倡國民文學于此點要十分注意，不可使其有這樣的流弊。

    所以我仿你的說法要加添幾句，便是在積極地鼓吹民族思想以外，還有這幾件工作： 以上是三月一日我覆你的一封信，曾登在《京報副刊》第八十号上，今重錄于此，因為現在我的意見還隻是這樣。

    我不知怎地很為遺傳學說所迫壓，覺得中國人總還是中國人，無論是好是壞，所以保存國粹正可不必，反正國民性不會消滅，提倡歐化也是虛空，因為天下不會有像兩粒豆那樣相似的民族，叫他怎麼化得過來。

    現在要緊的是喚起個人的與國民的自覺，盡量地研究介紹今古的文化，讓它自由地滲進去，變成民族精神的滋養料，因此可望自動地發生出新漢族的文明來。

    這是我任意的夢想，也就是我所以贊成國民文學的提唱之理由。

    但是，有時又覺得這些夢想也是輕飄飄的，不大靠得住；如呂滂（GustaveLeBon）所說，人世的事都是死鬼作主，結果幾乎令人要相信幽冥判官——或是毗骞國王手中的賬簿，中國人是命裡注定的奴才，這又使我對于一切提唱不免有點冷淡了。

    我的微小的願望，現在隻在能夠多了解一分，不在能成功一厘，所以這倒也還無妨無妨。

    草草。

     十四年六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