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與尺牍

日記與尺牍是文學中特别有趣味的東西，因為比别的文章更鮮明的表出作者的個性。

    詩文小說戲曲都是做給第三者看的，所以藝術雖然更加精煉，也就多有一點做作的痕迹。

    信劄隻是寫給第二個人，日記則給自己看的，（寫了日記預備将來石印出書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實更天然的了。

    我自己作文覺得都有點做作，因此反動地喜看别人的日記尺牍，感到許多愉快。

    我不能寫日記，更不善寫信，自己的真相仿佛在心中隐約覺到，但要寫他下來，即使想定是私密的文字，總不免還有做作，—這并非故意如此，實在是修養不足的緣故，然而因此也愈覺得别人的日記尺牍之佳妙，可喜亦可貴了。

     中國尺牍向來好的很多，文章與風趣多能兼具，但最佳者還應能顯出主人的性格。

    《全晉文》中錄王羲之雜帖，有這兩章： 這都是經濟史的好材料，同時也可以看出他精明的性分。

    日本俳人一茶（Issa）的日記一部分流行于世，最新發見刊行的為《一茶旅日記》，文化元年（1804）十二月中有記事雲： 這些不成章節的文句卻含着不少的暗示的力量，我們讀了恍忽想見作者的人物及背景，其效力或過于所作的俳句。

    我喜歡一茶的文集《俺的春天》，但也愛他的日記，雖然除了吟詠以外隻是一行半行的紀事，我卻覺得他盡有文藝的趣味。

     晨六時地震。

    夜有支那人來，站在栅門前說把這個開了。

    問是誰，來幹什麼，答說我你家裡的事都聽見，姑娘八位，使女三位，三塊錢。

    完全像個瘋子。

    說你走罷也仍不回去，說還不走要交給警察了，答說我是欽差，随出去了。

    是個荒謬的東西。

    ” 日記又是一種考證的資料。

    近閱汪輝祖的《病榻夢痕錄》上卷，乾隆二十年（1755）項下有這幾句話： 我覺得這要比“奉橘三百顆”還有意思。

    日本詩人芭蕉（Bashō）有這樣一封向他的門人借錢的信，在寥寥數語中畫出一個飄逸的俳人來。

     我的艙裡流星紛飛，——這是有光的甲蟲，好像是電氣的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