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二

想破壞他們的僞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實卻同時非意識地想建設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來。

    我看自己一篇篇的文章，裡邊都含着道德的色彩與光芒，雖然外面是說着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話。

    我很反對為道德的文學，但自己總做不出一篇為文章的文章，結果隻編集了幾卷說教集，這是何等滑稽的矛盾。

    也罷，我反正不想進文苑傳，（自然也不想進儒林傳，）這些可以不必管他，還是“從吾所好”，一徑這樣走下去吧。

     二，我的浙東人的氣質終于沒有脫去。

    我們一族住在紹興隻有十四世，其先不知是那裡人，雖然普通稱是湖南道州，再上去自然是魯國了。

    這四百年間越中風土的影響大約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東性，這就是世人所通稱的“師爺氣”。

    本來師爺與錢店官同是紹興出産的壞東西，民國以來已逐漸減少，但是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職業，卻彌漫及于鄉間，仿佛成為一種潮流，清朝的章實齋李越缦即是這派的代表，他們都有一種喜罵人的脾氣。

    我從小知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的古訓，後來又想溷迹于紳士淑女之林，更努力學為周慎，無如舊性難移，燕尾之服終不能掩羊腳，檢閱舊作，滿口柴胡，殊少敦厚溫和之氣；嗚呼，我其終為“師爺派”矣乎？雖然，此亦屬沒有法子，我不必因自以為是越人而故意如此，亦不必因其為學士大夫所不喜而故意不如此；我有志為京兆人，而自然乃不容我不為浙人，則我亦随便而已耳。

     英國十八世紀有約翰妥瑪斯密（JohnThomasSmith）著有一本書，也可以譯作“雨天的書”（BookforaRainyDay），但他是說雨天看的書，與我的意思不同。

    這本書我沒有見過，隻在講詩人勃萊克（WilliamBlake）的書裡看到一節引用的話，因為他是勃萊克的一個好朋友。

     十五日又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