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之外
關燈
小
中
大
近二十年來常站在文壇之外，這在我自己覺得是很有幸的事。
其實當初也曾有過一個時期，曾以文人自居，妄想做什麼文學運動，《域外小說集》的時代不必說了，民國十一年一月寫《自己的園地》那篇文章，裡面便明說，我們自己的園地是文藝。
文學研究會成立，我也是發起人之一，那篇宣言是大家委托我起草的，曾登在《新青年》八卷五号上，所以我至今保留着。
宣言共分二點，除聯絡感情與增進知識外，其第三項雲： “三，是建立著作工會的基礎。
将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代，現在已經過去了。
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治文學的人也當以這事為他終身的事業，正同勞農一樣。
所以我們發起本會，希望不但成為普通的一個文學會，還是著作同業的聯合的基本，謀文學工作的發達與堅固。
這雖然是将來的事，但也正是我們的一個重要的希望。
”這個工會的主張在當時發起人雖然都贊成，卻是終于不能實行，所以文學研究會前後活動了十年，也隻是像平常一個文學團體那麼活動，未能另外有什麼成就。
這大約也是無怪的，一個團體成立，差不多就是安上一根門檻，有主義的固然分出了派别，不然也總有彼我之别，再求聯合不大容易。
我在文學研究會裡什麼事都沒有做，隻是把翻譯的短篇小說從前登在《新青年》的分出來送到《小說月報》去，始終沒有能夠創作或有什麼主張，在該會存在時我仍是會員，但是自己是文人的自信卻早已消滅，這就是說文學店已經關門了。
我曾說以看書代吸紙煙，寫文章或者可以說以代喝酒吧，我用了這個态度繼續寫文章，完全以白丁自居，至少也是票友，異于身列樂籍，當可免于被人當作戲子了吧。
可是說也奇怪，世間一切職業都可以歇業，譬如車夫不再拉車，堂倌出了飯館，身分随即變更，别無什麼問題，唯有文人似乎是例外，即使自己早經廢業，社會上卻不承認，不肯把他放免。
有友人戲笑說，文人做過文章，便是已經有案，不能再撤消的了。
這樣說來，文人與小偷一樣，固然已夠苦惱了，其實前科一犯雖名列黑表，隻要安分下去也可無事，歇業不得的文人其情形倒是像吾鄉的堕貧，日本舊有穢多亦是同類，解放之後仍舊是新平民，欲求為凡人而不可得，可謂不幸矣。
鄙人頗想建議，請内政部批準此項文人歇業呈報，準予放免，雖未能算作仁政，但于人民有利，也總可以說是惠政之一吧。
這樣說來，那麼我是主張極端的忍耐的了，這也不盡然。
在《遇狼的故事》那篇文章中我曾說過： 我自前清甲辰執筆學寫文章，于今已滿四十年，所用名号亦已屢經變換。
在民國以前大抵多署獨應，仲密，民六以後，在《新青年》等雜志報章上寫關于文學的文章，則署真姓名，《語絲》《駱駝草》上用豈明及變化寫法，近改号知堂，藥堂，亦已有十許年之久矣。
現在又想改換，逐漸變化，以至隐姓埋名，而文章要寫還是寫，希望讀者為文而讀，不因作者而有贊否的分别。
其次，既願立在文壇之外，名無一定，也可以免于被視為友或敵，多生麻煩。
販賣百物，都标榜字号，自明信實，唯有米店煤棧，不必如此，而人自信之，若水與火，昔無賣處，所需尤切。
寫文章者豈敢如此自期許，卻亦不可無此做起講之意耳。
書架上有一冊書，卷内稱“秋影園詩”，而首葉題曰“無名氏詩”，似是康熙中刻本，序文亦題作“無名氏詩自序”，其中有雲： 我在文壇之外蹲着，寫我自己的文章，認為與世無争，可以相安無事，可是實際上未必能夠如此，這又使我很覺得為難了。
據自己的經驗和觀察，我有一種意見想起來與時代很有點不相容，這便是我的二不主義，即是一不想做喽啰，二不想做頭目。
雖然我自己标榜是儒家，實在這種态度乃是道家的，不過不能澈底的退讓，仍是不能免于發生沖突。
因為文壇上很是奇怪，他有時不肯讓你不怎麼樣，譬如不許可不做喽啰，這還是可以了解的，但是還有時候并不許可不做頭目。
假如澈底的退讓，一個人完全離開了文化界，純粹的經商或做官，那麼這自然也就罷了，但是不容易這樣辦，結果便要招來種種的攻擊。
遇見過這種事情的人大約不很少，我也就是其一。
平常應付的辦法大概隻是這兩種，強者予以抵抗，弱者出于辯解。
可是在我既不能強也不能弱，隻好用第三種法子，即是不理會，這與二不主義都是道家的作風，在應付上不能說沒有效用，但于自己不利也還是一樣，因為更增加人家的不喜歡。
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
對于别人的攻擊予以抵抗，也即是反攻，那是很要用力氣的，而且計算起來還是利少害多，所以我不想這樣做。
第一，人家攻擊過來，你如慌忙應接，便顯得攻擊發生了效力，他們看了覺得高興。
其次，反攻時說許多話，未必句句有力，卻都是對方的材料，可以斷章取義或強辭奪理的拿去應用，反而近于赉盜糧了。
隻有不理會才可以沒有這兩種弊病，而且如不給與新資料，攻擊也不容易繼續，假如老是那一套話，這便會顯露出弱點來，如非論據薄弱便是動機不純，不足以惑人聽聞了。
這些抵抗的方法，無論是積極的反攻或是消極的沉默，隻要繼續下去，都可以應付攻擊，使之停止，
其實當初也曾有過一個時期，曾以文人自居，妄想做什麼文學運動，《域外小說集》的時代不必說了，民國十一年一月寫《自己的園地》那篇文章，裡面便明說，我們自己的園地是文藝。
文學研究會成立，我也是發起人之一，那篇宣言是大家委托我起草的，曾登在《新青年》八卷五号上，所以我至今保留着。
宣言共分二點，除聯絡感情與增進知識外，其第三項雲： “三，是建立著作工會的基礎。
将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代，現在已經過去了。
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治文學的人也當以這事為他終身的事業，正同勞農一樣。
所以我們發起本會，希望不但成為普通的一個文學會，還是著作同業的聯合的基本，謀文學工作的發達與堅固。
這雖然是将來的事，但也正是我們的一個重要的希望。
”這個工會的主張在當時發起人雖然都贊成，卻是終于不能實行，所以文學研究會前後活動了十年，也隻是像平常一個文學團體那麼活動，未能另外有什麼成就。
這大約也是無怪的，一個團體成立，差不多就是安上一根門檻，有主義的固然分出了派别，不然也總有彼我之别，再求聯合不大容易。
我在文學研究會裡什麼事都沒有做，隻是把翻譯的短篇小說從前登在《新青年》的分出來送到《小說月報》去，始終沒有能夠創作或有什麼主張，在該會存在時我仍是會員，但是自己是文人的自信卻早已消滅，這就是說文學店已經關門了。
我曾說以看書代吸紙煙，寫文章或者可以說以代喝酒吧，我用了這個态度繼續寫文章，完全以白丁自居，至少也是票友，異于身列樂籍，當可免于被人當作戲子了吧。
可是說也奇怪，世間一切職業都可以歇業，譬如車夫不再拉車，堂倌出了飯館，身分随即變更，别無什麼問題，唯有文人似乎是例外，即使自己早經廢業，社會上卻不承認，不肯把他放免。
有友人戲笑說，文人做過文章，便是已經有案，不能再撤消的了。
這樣說來，文人與小偷一樣，固然已夠苦惱了，其實前科一犯雖名列黑表，隻要安分下去也可無事，歇業不得的文人其情形倒是像吾鄉的堕貧，日本舊有穢多亦是同類，解放之後仍舊是新平民，欲求為凡人而不可得，可謂不幸矣。
鄙人頗想建議，請内政部批準此項文人歇業呈報，準予放免，雖未能算作仁政，但于人民有利，也總可以說是惠政之一吧。
這樣說來，那麼我是主張極端的忍耐的了，這也不盡然。
在《遇狼的故事》那篇文章中我曾說過： 我自前清甲辰執筆學寫文章，于今已滿四十年，所用名号亦已屢經變換。
在民國以前大抵多署獨應，仲密，民六以後，在《新青年》等雜志報章上寫關于文學的文章，則署真姓名，《語絲》《駱駝草》上用豈明及變化寫法，近改号知堂，藥堂，亦已有十許年之久矣。
現在又想改換，逐漸變化，以至隐姓埋名，而文章要寫還是寫，希望讀者為文而讀，不因作者而有贊否的分别。
其次，既願立在文壇之外，名無一定，也可以免于被視為友或敵，多生麻煩。
販賣百物，都标榜字号，自明信實，唯有米店煤棧，不必如此，而人自信之，若水與火，昔無賣處，所需尤切。
寫文章者豈敢如此自期許，卻亦不可無此做起講之意耳。
書架上有一冊書，卷内稱“秋影園詩”，而首葉題曰“無名氏詩”，似是康熙中刻本，序文亦題作“無名氏詩自序”，其中有雲： 我在文壇之外蹲着，寫我自己的文章，認為與世無争，可以相安無事，可是實際上未必能夠如此，這又使我很覺得為難了。
據自己的經驗和觀察，我有一種意見想起來與時代很有點不相容，這便是我的二不主義，即是一不想做喽啰，二不想做頭目。
雖然我自己标榜是儒家，實在這種态度乃是道家的，不過不能澈底的退讓，仍是不能免于發生沖突。
因為文壇上很是奇怪，他有時不肯讓你不怎麼樣，譬如不許可不做喽啰，這還是可以了解的，但是還有時候并不許可不做頭目。
假如澈底的退讓，一個人完全離開了文化界，純粹的經商或做官，那麼這自然也就罷了，但是不容易這樣辦，結果便要招來種種的攻擊。
遇見過這種事情的人大約不很少，我也就是其一。
平常應付的辦法大概隻是這兩種，強者予以抵抗，弱者出于辯解。
可是在我既不能強也不能弱，隻好用第三種法子，即是不理會，這與二不主義都是道家的作風，在應付上不能說沒有效用，但于自己不利也還是一樣，因為更增加人家的不喜歡。
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
對于别人的攻擊予以抵抗，也即是反攻，那是很要用力氣的，而且計算起來還是利少害多，所以我不想這樣做。
第一，人家攻擊過來，你如慌忙應接，便顯得攻擊發生了效力，他們看了覺得高興。
其次，反攻時說許多話，未必句句有力，卻都是對方的材料，可以斷章取義或強辭奪理的拿去應用，反而近于赉盜糧了。
隻有不理會才可以沒有這兩種弊病，而且如不給與新資料，攻擊也不容易繼續，假如老是那一套話，這便會顯露出弱點來，如非論據薄弱便是動機不純，不足以惑人聽聞了。
這些抵抗的方法，無論是積極的反攻或是消極的沉默，隻要繼續下去，都可以應付攻擊，使之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