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題材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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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現象中“選擇”出最能表現那社會的特殊“個性”——動态及平方向的材料來作為他作起的題材。
他“選擇”的結果是否确當，乃是另一問題，然而他必須“選擇”！世間當然也有不耐煩去“選擇”而碰到什麼就寫什麼的作家。
但這樣的作家結果将成為“小說匠”，他和真正“藝術家”之分别就好象是照相館的老闆跟美術的攝影家之分别。
因此，我們對于一篇作品的“題材”可以給它個“有意義”或“無意義”的評語。
所謂“有意義”就是說那作品的“題材”是作家精細選擇的結果，是最能表現一社會的特殊“個性”的。
這原不是怎樣高深的理論，可是最近還有人在懷疑。
例如施蟄存先生在他的近作——一篇題名為《題材》的随筆裡就表示了反對的意見。
他這随筆是讀了本刊三卷四号書評《東流及其他》而作的。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有在這裡解釋幾句的必要。
第一，施先生以為“題材”無所謂“有意義”或“無意義”，“問題乃是‘這是不是一個題材？’”對于這一點，我們上文已經有過說明了，此處不再贅述。
但是第二施先生又以為“批評一篇描寫鄉村動态的小說而稱贊它的題材重要，批評一篇描寫兒童心理而指摘它的題材沒有多大意義，這篇批評就已經越出了他的文藝批評的責任了”；因為照施先生的意見，如果一個“社會問題的研究專家”說“研究農村問題比兒童問題更為切要，更為有意義”，那也許是不錯的，但“出之于文藝批評家之口，這乃是一個錯誤”。
現在，我們就來讨論文藝批評家的所謂“責任”的範圍。
想來施先生也不反對文藝是社會現象的反映。
正确地說，應該是社會現象通過了作家的意識經過分析整理的再現；但我們覺得倘使這樣敲釘轉腳地和施先生說也許是多餘的，我們還是用了最粗淺的說法，說是“反映”罷。
既然是“反映”了，那麼社會中的一些問題必然也要表現在文藝作品中了。
因此，一位文藝批評家假使沒有一點社會科學的知識，則他的批評便不能勝任愉快。
我們正覺得我們的“文藝批評家”尚未有足夠的社會科學知識的素養，真不料施先生倒反嫌他們越出了“責任”呵！其次，本刊三卷四号那篇書評隻說《好調伯》這一篇的題材是兩個兒童的心想，沒有多大意義，并沒說是“兒童問題”。
兒童心理和“兒童問題”完全是兩件事！然而施先生把“兒童心理”混到“兒童問題”身上去了！我們再說得詳細點：一篇小說寫“兒童心理”也可以“有意義”的，然而有一條件，即此所寫的“兒童心理”是跟現實的最大的動态有連帶的關系。
張天翼先生的許多兒童心理描寫的作品就屬于此類。
但是《好調伯》裡的“兒童心理”的描寫卻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第三，施先生又說：“能夠把某一‘鄉村的動态全面的地表現在一篇裡，固然是好的，但要知道文學作品畢竟不是一個檔案記錄，有的時候是隻能截取其一個平面來寫的。
”在這裡，我們——抱歉得很，不得不指出施先生有點欠缺理解。
為什麼呢？因為施先生好象根本不了解文藝作品的最高的實踐是所寫者雖屬片段的人生，然而所表現者卻是普遍的全般的；正惟譬如此，所以一篇好的文藝作品能引起無數人的感應。
所謂“需要全面的表現出來”，就是這個意思。
并不象施先生所說的“檔案記錄式”的有見必記，有聞必錄。
在這裡，我們又得提到前面說過的所謂“選擇”了。
一個有眼光的作家他會“選擇”出那些最能集中地表現了一社會動态的材料來作為小說或别的什麼，于是他就達到了“全般的地表現”的目的了。
施先生如果不能理解“選擇”的話，那他始終會不明白“全般的地表現”是什麼。
最後，施先生大發感慨說：“從這情形裡，（按是指上面施先生對于我們的指摘——筆者），我們看出了現今我國文藝批評界之黑暗的一隅。
也看出了文藝上的嬰兒殺戮‘的現象。
”哈哈！我們也早就看出了“現今我國文藝批評界之黑暗的一隅”，我們曾經屢次指出來，在這“黑暗的一隅”，有人是化了名寫“批評”誇贊自己的作品，有人是杜撰出一個什麼派的名目而稱自己是這“派”的頑固的支持者，……一時也說不完這種“黑暗的一隅”的把戲。
然而我們就不懂為什麼批評了某一篇小說的題材有意義而某一篇則沒有多大意義，就算犯了罪，就惹得施先生“看出了現今我國文藝批評界之黑暗的一隅”？而且也“看出了文藝上的嬰兒殺戮’的現象”？恐怕隻有象施先生那樣“神經衰弱”的人這才看見我們輕輕那樣幾句話就跳起來大叫是“黑暗”，是“嬰兒殺戮”罷？照施先生的論調，豈不是隻有化了名誇贊自己或自己的朋友，杜撰出一個什麼派的名目而稱自己是這派的頑固的支持者——這樣的批評才不是“黑暗”不是，“嬰兒殺戮”麼？要是施先生的高見果真如此？那我們今回這番話真是白說。
他“選擇”的結果是否确當，乃是另一問題，然而他必須“選擇”！世間當然也有不耐煩去“選擇”而碰到什麼就寫什麼的作家。
但這樣的作家結果将成為“小說匠”，他和真正“藝術家”之分别就好象是照相館的老闆跟美術的攝影家之分别。
因此，我們對于一篇作品的“題材”可以給它個“有意義”或“無意義”的評語。
所謂“有意義”就是說那作品的“題材”是作家精細選擇的結果，是最能表現一社會的特殊“個性”的。
這原不是怎樣高深的理論，可是最近還有人在懷疑。
例如施蟄存先生在他的近作——一篇題名為《題材》的随筆裡就表示了反對的意見。
他這随筆是讀了本刊三卷四号書評《東流及其他》而作的。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有在這裡解釋幾句的必要。
第一，施先生以為“題材”無所謂“有意義”或“無意義”，“問題乃是‘這是不是一個題材？’”對于這一點，我們上文已經有過說明了，此處不再贅述。
但是第二施先生又以為“批評一篇描寫鄉村動态的小說而稱贊它的題材重要，批評一篇描寫兒童心理而指摘它的題材沒有多大意義，這篇批評就已經越出了他的文藝批評的責任了”；因為照施先生的意見，如果一個“社會問題的研究專家”說“研究農村問題比兒童問題更為切要，更為有意義”，那也許是不錯的，但“出之于文藝批評家之口，這乃是一個錯誤”。
現在，我們就來讨論文藝批評家的所謂“責任”的範圍。
想來施先生也不反對文藝是社會現象的反映。
正确地說，應該是社會現象通過了作家的意識經過分析整理的再現；但我們覺得倘使這樣敲釘轉腳地和施先生說也許是多餘的，我們還是用了最粗淺的說法，說是“反映”罷。
既然是“反映”了，那麼社會中的一些問題必然也要表現在文藝作品中了。
因此，一位文藝批評家假使沒有一點社會科學的知識，則他的批評便不能勝任愉快。
我們正覺得我們的“文藝批評家”尚未有足夠的社會科學知識的素養，真不料施先生倒反嫌他們越出了“責任”呵！其次，本刊三卷四号那篇書評隻說《好調伯》這一篇的題材是兩個兒童的心想，沒有多大意義，并沒說是“兒童問題”。
兒童心理和“兒童問題”完全是兩件事！然而施先生把“兒童心理”混到“兒童問題”身上去了！我們再說得詳細點：一篇小說寫“兒童心理”也可以“有意義”的，然而有一條件，即此所寫的“兒童心理”是跟現實的最大的動态有連帶的關系。
張天翼先生的許多兒童心理描寫的作品就屬于此類。
但是《好調伯》裡的“兒童心理”的描寫卻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第三，施先生又說：“能夠把某一‘鄉村的動态全面的地表現在一篇裡，固然是好的，但要知道文學作品畢竟不是一個檔案記錄，有的時候是隻能截取其一個平面來寫的。
”在這裡，我們——抱歉得很，不得不指出施先生有點欠缺理解。
為什麼呢？因為施先生好象根本不了解文藝作品的最高的實踐是所寫者雖屬片段的人生，然而所表現者卻是普遍的全般的；正惟譬如此，所以一篇好的文藝作品能引起無數人的感應。
所謂“需要全面的表現出來”，就是這個意思。
并不象施先生所說的“檔案記錄式”的有見必記，有聞必錄。
在這裡，我們又得提到前面說過的所謂“選擇”了。
一個有眼光的作家他會“選擇”出那些最能集中地表現了一社會動态的材料來作為小說或别的什麼，于是他就達到了“全般的地表現”的目的了。
施先生如果不能理解“選擇”的話，那他始終會不明白“全般的地表現”是什麼。
最後，施先生大發感慨說：“從這情形裡，（按是指上面施先生對于我們的指摘——筆者），我們看出了現今我國文藝批評界之黑暗的一隅。
也看出了文藝上的嬰兒殺戮‘的現象。
”哈哈！我們也早就看出了“現今我國文藝批評界之黑暗的一隅”，我們曾經屢次指出來，在這“黑暗的一隅”，有人是化了名寫“批評”誇贊自己的作品，有人是杜撰出一個什麼派的名目而稱自己是這“派”的頑固的支持者，……一時也說不完這種“黑暗的一隅”的把戲。
然而我們就不懂為什麼批評了某一篇小說的題材有意義而某一篇則沒有多大意義，就算犯了罪，就惹得施先生“看出了現今我國文藝批評界之黑暗的一隅”？而且也“看出了文藝上的嬰兒殺戮’的現象”？恐怕隻有象施先生那樣“神經衰弱”的人這才看見我們輕輕那樣幾句話就跳起來大叫是“黑暗”，是“嬰兒殺戮”罷？照施先生的論調，豈不是隻有化了名誇贊自己或自己的朋友，杜撰出一個什麼派的名目而稱自己是這派的頑固的支持者——這樣的批評才不是“黑暗”不是，“嬰兒殺戮”麼？要是施先生的高見果真如此？那我們今回這番話真是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