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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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同我對面談天一樣：我談天時喜歡信口直說，全無隐飾，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談天時喜歡開玩笑，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談天時往往要動感情，甚而至于動過度的感情，我文章中也是如此。
你說這些都是我的好處罷，那就是好處；你說是壞處罷，那就是壞處；反正我隻是這樣的一個我。
我從來不會說叫人不懂的話，所以我的文章也沒有一句不可懂。
但我并不反對不可懂的文章，隻要是做得好。
譬如前幾天我和适之在孫洪芬先生家裡，洪芬夫人拿出許多陶知行先生的詩稿給我們看。
我們翻了一翻，覺得就全體看來，似乎很有些像馮玉祥一派的詩；但是中間有一句“風高誰放李逵火？”我指着向适之說：“這是句好句子。
”适之說：“怎麼講法？”我說：“不可講；但好處就在于不可講。
”适之不以我說為然，我也沒有和他擡杠下去，但直到現在還認這一句是好句子。
而且，我敢大膽的說：天地間不可懂的好文章是有的。
但是，假使并不是好文章，而硬作得叫人不可懂，那就是糟糕。
譬如你有一顆明珠，緊緊握在手中，不給人看，你這個關子是賣得有意思的；若所握隻是顆砂粒，甚而至于是個幹矢橛，也“像煞有介事”的緊握着，鬧得滿頭大汗，豈作笑話！我不能作不可懂的好文章，又不願作不可懂的不好的文章，也就隻能作作可懂的文章，無論是好也罷，不好也罷；要是有人因此說我是低能兒，我也隻得自認為活該！ 還有一點應當說明，就是一個人的思想情感，是随着時代變遷的，所以梁任公以為今日之我，可與昔日之我挑戰。
但所謂變遷，是說一個人受到了時代的影響所發生的自然的變化，并不是說抹殺了自己專門去追逐時代。
當然，時代所走的路徑亦許完全是不錯的。
但時代中既容留得一個我在，則我性雖與時代性稍有出入，亦不妨保留，藉以集成時代之偉大。
否則，要是有人指鹿為馬，我也從而稱之為馬；或者是，像從前八股時代一樣，張先生寫一句“聖天子高高在上”，李先生就接着寫一句“小百姓低低在下”，這就是把所有的個人完全殺死了，時代之有無，也就成了疑問了。
好像從前有這樣一個笑話，說有一個監差的，監押一個和尚，随身攜帶公文一角，衣包一個，雨傘一把，和尚頸上還戴着一面枷。
他恐防這些東西或有遺失，就整天的喃喃念着：“和尚，公文，衣包，雨傘，枷。
”一天晚上，和尚趁他睡着，把他的頭發剃了；又把自己頸上的枷，移戴在他頸上，随即就逃走了。
到明天早晨，他一覺醒來，一看公文，衣包，雨傘都在，枷也在，摸摸自己的頭，和尚也在，可不知道我到那裡去了！所謂“抓住時代精神”，所謂“站在時代面前”，這種的美談我也何嘗不羨慕，何嘗不想望呢？無如我不願意抓住了和尚丢掉了我自己，所以，要是有人根據了我文章中的某某數點而斥我為“落伍”，為“沒落”，我是樂于承受的。
把這麼許多年來所寫的文字從頭再看一次，恍如回到了煙雲似的已往的生命中從頭再走一次，這在我個人是很有趣味的；因此，有幾篇文章之收入，并不是因為我自己覺得文章作得好，而是因為可以紀念着某一時的某一件事或某一種經驗；或者是，因為可以紀念我對于文字上的某一種試驗或努力——這種試驗或努力，或者是失敗了，或者是我自己沒有什麼成功而别人卻成功了；嚴格說來，這種的試驗品已大可扔棄，然對于我個人終還有可以紀念的價值，所以也就收入了。
全書按年歲之先後編輯，原拟直編至現時為止，合出一厚本，将來每次再版，随時加入新文；後因此種方法，于出闆［版］人及讀者兩方，都有相當的不便，故改為分冊出版，每三百餘面為一冊。
承商鴻逵兄助我校勘印樣，周殿福郝墀吳永淇三兄助我抄錄舊稿，書此緻謝。
1934年4月12日
你說這些都是我的好處罷，那就是好處；你說是壞處罷，那就是壞處；反正我隻是這樣的一個我。
我從來不會說叫人不懂的話，所以我的文章也沒有一句不可懂。
但我并不反對不可懂的文章，隻要是做得好。
譬如前幾天我和适之在孫洪芬先生家裡，洪芬夫人拿出許多陶知行先生的詩稿給我們看。
我們翻了一翻，覺得就全體看來，似乎很有些像馮玉祥一派的詩；但是中間有一句“風高誰放李逵火？”我指着向适之說：“這是句好句子。
”适之說：“怎麼講法？”我說：“不可講；但好處就在于不可講。
”适之不以我說為然，我也沒有和他擡杠下去，但直到現在還認這一句是好句子。
而且，我敢大膽的說：天地間不可懂的好文章是有的。
但是，假使并不是好文章，而硬作得叫人不可懂，那就是糟糕。
譬如你有一顆明珠，緊緊握在手中，不給人看，你這個關子是賣得有意思的；若所握隻是顆砂粒，甚而至于是個幹矢橛，也“像煞有介事”的緊握着，鬧得滿頭大汗，豈作笑話！我不能作不可懂的好文章，又不願作不可懂的不好的文章，也就隻能作作可懂的文章，無論是好也罷，不好也罷；要是有人因此說我是低能兒，我也隻得自認為活該！ 還有一點應當說明，就是一個人的思想情感，是随着時代變遷的，所以梁任公以為今日之我，可與昔日之我挑戰。
但所謂變遷，是說一個人受到了時代的影響所發生的自然的變化，并不是說抹殺了自己專門去追逐時代。
當然，時代所走的路徑亦許完全是不錯的。
但時代中既容留得一個我在，則我性雖與時代性稍有出入，亦不妨保留，藉以集成時代之偉大。
否則，要是有人指鹿為馬，我也從而稱之為馬；或者是，像從前八股時代一樣，張先生寫一句“聖天子高高在上”，李先生就接着寫一句“小百姓低低在下”，這就是把所有的個人完全殺死了，時代之有無，也就成了疑問了。
好像從前有這樣一個笑話，說有一個監差的，監押一個和尚，随身攜帶公文一角，衣包一個，雨傘一把，和尚頸上還戴着一面枷。
他恐防這些東西或有遺失，就整天的喃喃念着：“和尚，公文，衣包，雨傘，枷。
”一天晚上，和尚趁他睡着，把他的頭發剃了；又把自己頸上的枷，移戴在他頸上，随即就逃走了。
到明天早晨，他一覺醒來，一看公文，衣包，雨傘都在，枷也在，摸摸自己的頭，和尚也在，可不知道我到那裡去了！所謂“抓住時代精神”，所謂“站在時代面前”，這種的美談我也何嘗不羨慕，何嘗不想望呢？無如我不願意抓住了和尚丢掉了我自己，所以，要是有人根據了我文章中的某某數點而斥我為“落伍”，為“沒落”，我是樂于承受的。
把這麼許多年來所寫的文字從頭再看一次，恍如回到了煙雲似的已往的生命中從頭再走一次，這在我個人是很有趣味的；因此，有幾篇文章之收入，并不是因為我自己覺得文章作得好，而是因為可以紀念着某一時的某一件事或某一種經驗；或者是，因為可以紀念我對于文字上的某一種試驗或努力——這種試驗或努力，或者是失敗了，或者是我自己沒有什麼成功而别人卻成功了；嚴格說來，這種的試驗品已大可扔棄，然對于我個人終還有可以紀念的價值，所以也就收入了。
全書按年歲之先後編輯，原拟直編至現時為止，合出一厚本，将來每次再版，随時加入新文；後因此種方法，于出闆［版］人及讀者兩方，都有相當的不便，故改為分冊出版，每三百餘面為一冊。
承商鴻逵兄助我校勘印樣，周殿福郝墀吳永淇三兄助我抄錄舊稿，書此緻謝。
1934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