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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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十八九歲時就喜歡弄筆墨,算到現在,可以說以文字與世人相見,已有二十五年的曆史了。

    這二十五年之中,通共寫過了多少東西,通共有多少篇,有多少字,有多少篇是好的,有多少篇是壞的,我自己說不出,當然也更沒有第二個人能于說得出。

    原因是我每有所寫述,或由于一時意興之所至,或由于出版人的逼索,或由于急着要賣幾個錢,此外更沒有什麼目的。

    所以,到文章寫成,寄給了出版人,就算事已辦完。

    到出版之後,我自己從沒有做過收集保存的工作:朋友們借去看了不歸還,也就算了;小孩們拿去裁成一塊塊的折猢狲,折小狗,也就算了;堆夾在廢報紙一起,積久黴爛,整捆兒拿去換了取燈,也就算了。

    “敝帚千金”,原是文人應有之美德,無如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緣故,在這上面總是沒有勁兒,總是太随便,太“馬虎”:這大概是一種病罷?可是沒有方法可以醫治的。

     我的第二種病是健忘:非但是讀了别人的書“過目即忘”,便是自己做的文章,過了三年五年之後,有人偶然引用,我往往不免懷疑:這是我說過的話麼?或者是有什麼書裡選用了我的什麼一篇,我若隻看見目錄,往往就記不起這一篇是什麼時候寫的,更記不起在這一篇裡說的是什麼。

    更可笑的是在《新青年》時代做的東西,有幾篇玄同替我記得爛熟,至今還能在茶餘酒後向我整段整段的背誦,而我自己反是茫茫然,至多亦不過“似曾相識”而已! 因為有這“随做随棄”,“随做随忘”兩種毛病,所以印文集這一件事,我從前并沒有考量過。

    近五年中,常有愛我的朋友和出版人向我問:“你的文章做了不少了,可以印一部集子了,為什麼還不動手?”雖然問的人很多,我可還是懶着去做:這種的懶隻是純粹的懶,是沒有目的和理由的。

    但因為他們的問,卻引動了我的反問。

    我說:“你們要我印集子,難道我的文章好麼?配麼?好處在那裡呢?”這一個問題所得到的答語種種不同。

    有人說:“文章做得流利極了。

    ”有人說:“豈特流利而已。

    ”(但流利之外還有什麼,他卻沒有說出)有人說:“你是個滑稽文學家。

    ”有人說:“你能駕馭得住語言文字,你要怎麼說,筆頭兒就跟着你怎麼走。

    ”有人說:“你有舉重若輕的本領,無論什麼東西,經你一說,就頭頭是道,引人入勝,叫人看動了頭不肯放手。

    ”有人說:“你是個聰明人,看你的文章,清淡時有如微雲淡月,濃重時有如狂風急雨,總叫人神清氣爽;決不是粘粘膩膩的東西,叫人吃不得,嘔不得。

    ”有人說……别說了!再往下說,那就是信口開河,不如到廟會上賣狗皮膏藥去! 雖承愛我的朋友們這樣鼓勵我,其結果卻促動了我的嚴刻的反省。

    說我的文章流利,難道就不是浮滑麼?說我滑稽,難道就不是同徐狗子一樣胡鬧麼?說我聰明,難道就不是說我沒有功力麼?說我駕馭得住語言文字,說我舉重若輕,難道就不是說我沒有學問,沒有見解,而隻能以筆墨取勝麼?這樣一想,我立時感覺到我自己的空虛。

    這是老老實實的話,并不是客氣話。

    一個人是值不得自己的嚴刻的批判的;一批判之後,雖然未必就等于零,總也是離零不遠。

    正如近數年來,我稍稍買了一點書,自己以為中間總有幾部好書,朋友們也總以為我有幾部好書。

    不料,最近北平圖書館開一次戲曲音樂展覽會,要我拿些東西去湊湊熱鬧,我仔細一檢查,簡直拿不出什麼好書,于是乎我才恍然于我之“家無長物”。

    做人,做學問,做文章,情形也是一樣。

    若然蒙着頭向着誇大之路走,那就把自己看得比地球更大,也未嘗不可以。

    若然絲毫不肯放松的把自己剔抉一下:把白做的事剔了去,把做壞的事剔了去,把做得不大好的事剔了去,把似乎是好而其實并不好的剔了去,恐怕結果所剩下的真正是好的,至多也不過一粒米大。

    我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