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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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第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
敘曰： 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
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
其說既美矣。
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
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
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
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
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
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
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
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
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
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
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
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雲。
《南齊書》目錄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
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為此書。
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曰： 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托，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
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殊功韙德非常之跡，將暗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奸回兇慝之形，可幸而掩也。
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
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
所記者豈獨其跡耶？並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
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
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
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
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跡、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
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 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
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緻，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
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
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跡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
敘曰： 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
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
其說既美矣。
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
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
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
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
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
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
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
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
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
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
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
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雲。
《南齊書》目錄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
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為此書。
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曰： 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托，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
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殊功韙德非常之跡，將暗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奸回兇慝之形，可幸而掩也。
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
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
所記者豈獨其跡耶？並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
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
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
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
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跡、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
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 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
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緻，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
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
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跡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