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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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奉上谕：“前因彙輯《四庫全書》，谕各省督撫，遍為采訪。
嗣據陸續送到各種遺書，令總裁等悉心校勘，分别應刊、應抄及存目三項，以廣流傳。
第其中有明季諸人書集，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毀之列。
節經各督撫呈進，并饬館臣詳細檢閱，朕複于進到時親加披覽，覺有不可不為區别甄核者。
如錢謙益在明已居大位，又複身事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則又遁迹缁流，均以不能死節，腼顔苟活，乃托名勝國，妄肆狂狺，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可複存，自應逐細查明，概行毀棄，以勵臣節，而正人心。
若劉宗周、黃道周，立朝守正，風節凜然，其奏議慷慨極言，忠荩溢于簡牍，卒之以身殉國，不愧一代完人。
又如熊廷弼受任疆場，材優幹濟，所上封事，語多剀切，乃為朝議所撓，緻使身陷大辟，嘗閱其疏内有‘灑一腔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軀于邊塞’二語，親為批識雲：‘至此為之動心欲淚，而彼之君若不聞；明欲不亡，得乎？’可見朕大公至正之心矣。
又如王允成《南台奏稿》，彈劾權奸，指陳利弊，亦為無慚骨鲠。
又如葉向高為當時正人，頗負重望，及再入内閣，值逆閹弄權，調停委曲，雖不能免責賢之備，然視其綸扉奏草，請補閣臣疏至七十上，幾于痛哭流涕，一概付之不答，其朝綱叢脞，可不問而知也。
以上諸人所言，若當時能采而用之，敗亡未必若彼其速。
是其書為明季喪亂所關，足資考鏡，惟當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毀。
又彼時直臣如楊漣、左光鬥、李應升、周宗建、缪昌期、趙南星、倪元璐等，所有書籍，并當以此類推，即有一二語傷觸本朝，本屬各為其主，亦止須酌改一二語，實不忍并從焚棄，緻令湮沒不彰。
至黃道周另有《博物典彙》一書，不過當時經生家策料之類，然其中紀本朝事迹一篇，于李成梁後設謀惎害，具載本末，尤足征我朝祖宗，行事正大光明，實大有造于明人，而彼轉逞狡謀陰計，以怨報德。
伏讀實錄，我太祖高皇帝以七大恨告天，師直為壯，神戈所指，肇造鴻基，實自古創業者所莫及。
雖彼之臣子，亦不能變亂黑白，曲為隐諱，存其言并可補當年紀載所未備。
因命館臣，酌加節改，附載《開國方略》後，以昭征信。
近複閱江蘇所進應毀書籍内，有朱東觀編輯崇祯年間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秕政，漸至瓦解而不可救，亦足取為殷鑒，雖諸疏中多有乖觸字句，彼皆忠于所事，實不足罪，惟當酌改數字，存其原書，使天下後世，曉然于明之所以亡，與本朝之所以興。
俾我子孫永念祖宗締造之艱難，益思兢兢業業，以祈天而永命。
其所裨益，豈不更大，又何必急毀其書乎。
又若彙選各家詩文内，有錢謙益、屈大均所作，自當削去，其餘原可留存，不必因一二匪人，緻累及衆。
或明人所刻類書，其邊塞兵防等門，所有觸礙字樣，固不可存，然隻須削去數卷，或削去數篇，或改定字句，亦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廢全部。
他如南宋人書之斥金，明初人書之斥元，其悖于義理者，自當從改，其書均不必毀。
使無礙之書，原聽其照舊流行，而應禁之書，自不緻仍前藏匿，方為盡善。
着《四庫全書》總裁等，妥協查辦，粘簽呈覽，候朕定奪。
并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欽此。
”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奉旨：“前經降旨，各省藏書家所呈書籍，于辦畢後即行發還。
至督撫等自購呈進之本，俱經奏請，留供石渠之藏。
其在京大臣官員等所進之書，亦俱請備儲中秘。
昨歲大學士等議定文淵閣藏書章程雲，俟全書告竣後，各藏其副于翰林院，署立架分貯等語。
朕命纂輯《四庫全書》，原以嘉惠天下萬世，公諸同好，今外省藏書家進到之書，既經陸續給還，所有在京大臣等呈進書籍，亦應一體付還本家，俾其世守。
若為翰林院藏副計，則各處所進書函，長短闊狹不等，分簽插架，不能整齊。
莫若俟《四庫全書》抄錄四分完竣，令照式再抄一分，貯之翰苑。
既可備耽書之人入署就閱，而傳布詞林，亦為玉堂增一佳話。
其各督撫購進諸書，将來仍可彙交武英殿，另行陳設收藏，将此谕令四庫館總裁等遵照辦理。
欽此。
”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奉上谕：“《四庫全書》館進呈李廌《濟南集》，其詠鳳凰台一首，有‘漢徹方秦政，何乃誤至斯？’之語，于理不順，因檢查《北史·文苑傳叙》，亦有‘颉颃漢徹，跨蹑曹丕’之句，《韻府》因而錄入，均屬未協。
秦始皇焚書坑儒，其酷處不可枚舉，号為無道，秦後之人，深惡痛絕，因而顯斥其名，尚無不可；若曹丕躬為篡逆，稱名亦宜。
至漢武帝在漢室尚為振作有為之主，且興賢用能，獨持綱紀，雖黩武惑溺神仙，乃其小疵，豈得直書其名，與秦政、曹丕并論乎？且自古無道之君，至桀、纣而止，故有指為獨夫受者；若漢之桓、靈，昏庸狂暴，遂至滅亡，亦未聞稱名指斥，何于武帝，轉從貶抑乎？又如南北朝彼此互相诋毀，南朝臣子稱北朝主之名，北朝臣子稱南朝主之名，宋之于金、元，金、元之于宋亦然。
此皆局于其地之私心，雖非天下之公，尚無傷于正理。
若李延壽乃唐臣，李廌乃宋臣，其于中國正統之漢武帝，伊祖未嘗不曾為其臣，豈應率逞筆端，罔顧名義，輕妄若此。
且朕禦制詩文内，如周、程、張、朱皆稱為子，而不斥其名，又如韓昌黎、蘇東坡諸人，或有用入詩文者，亦止稱其号而不名。
朕于異代之臣，尚不欲直呼其名，乃千古以下之臣，轉将千古以上之君，稱名不諱，有是理乎？朕命諸臣，辦理《四庫全書》，親加披覽，見有不協于理者，如關帝舊谥之類，即降旨随時厘正。
惟準以大中至正之道，為萬世嚴褒貶，即以此衡是非。
此等背理稱名之謬，豈可不為改正，以昭示方來。
着交武英殿，将《北史·文苑傳叙》，改為漢武；韻府内删去此條，酌為改刊。
所有陳設之書，悉心改補。
其李廌集亦一體更正。
并谕《四庫全書》館臣等，于校勘書籍内，遇有似此者，俱加簽拟改聲明進呈，毋稍忽略。
将此通谕知之。
欽此。
”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奉上谕：“前日披覽《四庫全書》館所進宗澤集，内将‘夷’字改寫‘彜’字，‘狄’字改寫‘敵’字；昨閱楊繼盛集内改寫亦然。
而此兩集中，又有不改者，殊不可解。
‘夷’‘狄’二字，屢見于經書，若有心改避，轉為非理。
如《論語》‘夷狄之有君’、孟子‘東夷、西夷’又豈能改易，亦何必改易。
且宗澤所指，系金人，楊繼盛所指，系谙達，更何所用其避諱耶？因命取原本閱之，則已改者，皆系原本妄易；而不改者，原本皆空格加圈；二書刻于康熙年間，其謬誤本無庸追究。
今辦理《四庫全書》，應抄之本，理應斟酌妥善，在謄錄草野無知，照本抄謄，不足深責，而空格則系分校所填，既知填從原文，何不将其原改者悉為更正？分校複校，俱系職官，豈宜失檢若此。
至總裁等，身為大臣，于此等字面
嗣據陸續送到各種遺書，令總裁等悉心校勘，分别應刊、應抄及存目三項，以廣流傳。
第其中有明季諸人書集，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毀之列。
節經各督撫呈進，并饬館臣詳細檢閱，朕複于進到時親加披覽，覺有不可不為區别甄核者。
如錢謙益在明已居大位，又複身事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則又遁迹缁流，均以不能死節，腼顔苟活，乃托名勝國，妄肆狂狺，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可複存，自應逐細查明，概行毀棄，以勵臣節，而正人心。
若劉宗周、黃道周，立朝守正，風節凜然，其奏議慷慨極言，忠荩溢于簡牍，卒之以身殉國，不愧一代完人。
又如熊廷弼受任疆場，材優幹濟，所上封事，語多剀切，乃為朝議所撓，緻使身陷大辟，嘗閱其疏内有‘灑一腔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軀于邊塞’二語，親為批識雲：‘至此為之動心欲淚，而彼之君若不聞；明欲不亡，得乎？’可見朕大公至正之心矣。
又如王允成《南台奏稿》，彈劾權奸，指陳利弊，亦為無慚骨鲠。
又如葉向高為當時正人，頗負重望，及再入内閣，值逆閹弄權，調停委曲，雖不能免責賢之備，然視其綸扉奏草，請補閣臣疏至七十上，幾于痛哭流涕，一概付之不答，其朝綱叢脞，可不問而知也。
以上諸人所言，若當時能采而用之，敗亡未必若彼其速。
是其書為明季喪亂所關，足資考鏡，惟當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毀。
又彼時直臣如楊漣、左光鬥、李應升、周宗建、缪昌期、趙南星、倪元璐等，所有書籍，并當以此類推，即有一二語傷觸本朝，本屬各為其主，亦止須酌改一二語，實不忍并從焚棄，緻令湮沒不彰。
至黃道周另有《博物典彙》一書，不過當時經生家策料之類，然其中紀本朝事迹一篇，于李成梁後設謀惎害，具載本末，尤足征我朝祖宗，行事正大光明，實大有造于明人，而彼轉逞狡謀陰計，以怨報德。
伏讀實錄，我太祖高皇帝以七大恨告天，師直為壯，神戈所指，肇造鴻基，實自古創業者所莫及。
雖彼之臣子，亦不能變亂黑白，曲為隐諱，存其言并可補當年紀載所未備。
因命館臣，酌加節改，附載《開國方略》後，以昭征信。
近複閱江蘇所進應毀書籍内，有朱東觀編輯崇祯年間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秕政，漸至瓦解而不可救，亦足取為殷鑒，雖諸疏中多有乖觸字句，彼皆忠于所事，實不足罪，惟當酌改數字，存其原書，使天下後世，曉然于明之所以亡，與本朝之所以興。
俾我子孫永念祖宗締造之艱難，益思兢兢業業，以祈天而永命。
其所裨益，豈不更大，又何必急毀其書乎。
又若彙選各家詩文内，有錢謙益、屈大均所作，自當削去，其餘原可留存，不必因一二匪人，緻累及衆。
或明人所刻類書，其邊塞兵防等門，所有觸礙字樣，固不可存，然隻須削去數卷，或削去數篇，或改定字句，亦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廢全部。
他如南宋人書之斥金，明初人書之斥元，其悖于義理者，自當從改，其書均不必毀。
使無礙之書，原聽其照舊流行，而應禁之書，自不緻仍前藏匿，方為盡善。
着《四庫全書》總裁等，妥協查辦，粘簽呈覽，候朕定奪。
并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欽此。
”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奉旨：“前經降旨，各省藏書家所呈書籍，于辦畢後即行發還。
至督撫等自購呈進之本，俱經奏請，留供石渠之藏。
其在京大臣官員等所進之書，亦俱請備儲中秘。
昨歲大學士等議定文淵閣藏書章程雲，俟全書告竣後，各藏其副于翰林院，署立架分貯等語。
朕命纂輯《四庫全書》，原以嘉惠天下萬世，公諸同好，今外省藏書家進到之書，既經陸續給還，所有在京大臣等呈進書籍，亦應一體付還本家，俾其世守。
若為翰林院藏副計，則各處所進書函，長短闊狹不等，分簽插架，不能整齊。
莫若俟《四庫全書》抄錄四分完竣，令照式再抄一分，貯之翰苑。
既可備耽書之人入署就閱，而傳布詞林，亦為玉堂增一佳話。
其各督撫購進諸書，将來仍可彙交武英殿，另行陳設收藏，将此谕令四庫館總裁等遵照辦理。
欽此。
”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奉上谕：“《四庫全書》館進呈李廌《濟南集》，其詠鳳凰台一首，有‘漢徹方秦政，何乃誤至斯？’之語，于理不順，因檢查《北史·文苑傳叙》，亦有‘颉颃漢徹，跨蹑曹丕’之句，《韻府》因而錄入，均屬未協。
秦始皇焚書坑儒，其酷處不可枚舉，号為無道，秦後之人，深惡痛絕，因而顯斥其名，尚無不可；若曹丕躬為篡逆，稱名亦宜。
至漢武帝在漢室尚為振作有為之主，且興賢用能，獨持綱紀，雖黩武惑溺神仙，乃其小疵，豈得直書其名，與秦政、曹丕并論乎？且自古無道之君，至桀、纣而止，故有指為獨夫受者；若漢之桓、靈，昏庸狂暴，遂至滅亡，亦未聞稱名指斥，何于武帝，轉從貶抑乎？又如南北朝彼此互相诋毀，南朝臣子稱北朝主之名，北朝臣子稱南朝主之名，宋之于金、元，金、元之于宋亦然。
此皆局于其地之私心，雖非天下之公，尚無傷于正理。
若李延壽乃唐臣，李廌乃宋臣，其于中國正統之漢武帝，伊祖未嘗不曾為其臣，豈應率逞筆端，罔顧名義，輕妄若此。
且朕禦制詩文内，如周、程、張、朱皆稱為子，而不斥其名，又如韓昌黎、蘇東坡諸人，或有用入詩文者，亦止稱其号而不名。
朕于異代之臣，尚不欲直呼其名，乃千古以下之臣，轉将千古以上之君，稱名不諱，有是理乎？朕命諸臣，辦理《四庫全書》，親加披覽，見有不協于理者，如關帝舊谥之類，即降旨随時厘正。
惟準以大中至正之道，為萬世嚴褒貶，即以此衡是非。
此等背理稱名之謬，豈可不為改正，以昭示方來。
着交武英殿，将《北史·文苑傳叙》，改為漢武；韻府内删去此條，酌為改刊。
所有陳設之書，悉心改補。
其李廌集亦一體更正。
并谕《四庫全書》館臣等，于校勘書籍内，遇有似此者，俱加簽拟改聲明進呈，毋稍忽略。
将此通谕知之。
欽此。
”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奉上谕：“前日披覽《四庫全書》館所進宗澤集，内将‘夷’字改寫‘彜’字，‘狄’字改寫‘敵’字；昨閱楊繼盛集内改寫亦然。
而此兩集中，又有不改者，殊不可解。
‘夷’‘狄’二字，屢見于經書，若有心改避，轉為非理。
如《論語》‘夷狄之有君’、孟子‘東夷、西夷’又豈能改易，亦何必改易。
且宗澤所指，系金人，楊繼盛所指，系谙達，更何所用其避諱耶？因命取原本閱之，則已改者，皆系原本妄易；而不改者，原本皆空格加圈；二書刻于康熙年間，其謬誤本無庸追究。
今辦理《四庫全書》，應抄之本，理應斟酌妥善，在謄錄草野無知，照本抄謄，不足深責，而空格則系分校所填，既知填從原文，何不将其原改者悉為更正？分校複校，俱系職官，豈宜失檢若此。
至總裁等，身為大臣，于此等字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