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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所選韓愈作品篇數約爲其現存總數的七分之一。
選注者希望這本書能有助於讀者對這位中國文化偉人和文壇宗匠取得較全面、準確的瞭解。
下面就集中幾個問題，對韓愈簡略地加以介紹。
歷史轉折期中的文化偉人 韓愈（唐代宗大曆三年，七六八———唐穆宗長慶四年，八二四），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州市西）人；郡望昌黎，稱“韓昌黎”；曾任吏部侍郎，稱“韓吏部”；又諡曰“文”，稱“韓文公”。
存《昌黎先生集》通行本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1] 從整個中國歷史發展看，唐代是經濟、政治、文化等層面發生重大轉折時期。
在這三百年間，封建專制國家按等級名份分配土地的屯田、占田、均田制度被地主階級自由兼併、占有土地的制度所取代；漢代以來豪強、門閥、氏族的大地主貴族專政則被代之以地主階級各階層更廣泛的品級聯合統治。
正是在實現這種變革的劇烈社會動蕩中，一批沒有門第背景、依靠文才政能進身的文人進入統治階層，並形成爲整個社會政治、思想、文化諸領域的極其活躍的重要力量。
韓愈所生活的中唐時期，朝廷頒行“兩稅法”，以法律形式確立了“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的“賦於人”的制度，正標誌着中國古代土地制度改變的一個轉折點[2]。
唐代“安史之亂”後動亂頻仍，社會矛盾叢生，統治階級内部連續不斷的藩鎮割據、朝官黨争、宦官專政等長期、劇烈的鬬争，實際上是地主階級各階層權利再分配、關係再調整的過程。
韓愈就是作爲起身於地主官僚較低階層的文人的代表，被推到歷史矛盾的漩渦中來的。
韓愈出生在“安史之亂”平定（唐代宗廣德元年，七六三）後五年。
頒行“兩稅法”的建中元年他十三歲；次年即爆發了歷時四年的“建中之亂”。
他出仕於德宗末年，這正是以二王（叔文、伾）、劉（禹錫）、柳（宗元）爲代表的部份朝官爲推行後來失敗了的革新而與保守勢力激烈鬬争的時期。
接着他又經歷了憲宗一朝十餘年間割據與削藩的反覆較量，並親身參與了平定淮西之役。
到他逝世前，暫時的安定局面又被新的戰亂所破壞，各種社會矛盾進一步把唐王朝拖向衰敗與崩潰。
這樣，他所涉身的德、順、憲、穆四朝，以所謂“元和中興”爲中心，是已在走下坡路的唐王朝由振作走向衰敗的大轉變關頭。
反映着社會一些階層對自身利益的維護或一些階層改造現實的理想，這也是唐代社會又一個思想、政治鬬争十分複雜、激烈的階段。
韓愈一生基本上沒有處在政治權力之争的關鍵位置上，但當時的社會動蕩和政治局勢卻直接影響並決定着他的命運，他本人也以高度自覺和極大的熱忱參與了時代的鬬争。
個人一身與現實重大矛盾緊密相聯繫，本是常常自負“以天下爲己任”的古代士大夫的性格特色，而這一點在韓愈身上表現得更十分鮮明與突出。
韓愈三歲而孤，就養於長兄韓會和嫂夫人鄭氏。
韓會能清言，善文章，有名聲；在朝依附權臣元載。
大曆十二年（七七七），元載在朝廷政争中敗滅，韓會受累由起居舍人貶官嶺南，韓愈隨從南行。
韓會不久染病殁於貶所，韓愈隨鄭氏夫人扶柩北歸河陽故裡。
十歲的韓愈首次體驗了流貶生活，這段艱辛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建中二年（七八一），韓愈十四歲，河北成德鎮李寶臣死，其子李惟嶽求繼襲，聯合魏博鎮田悅、淄青鎮李納等起兵反唐，大規模的割據戰争又起。
戰亂繼續擴大，以至“五盜（除上述三人之外，另有成德鎮王武俊、淮西鎮李希烈）僭擬於天王，二朱（朱滔、朱泚）憑陵於宗社”（《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朝廷被迫逃亡至奉天（今陝西乾縣）、梁州（今陝西南鄭縣）。
韓愈一家也爲避亂南下宣城（今安徽宣城市）。
這又使他親歷戰亂逃亡之苦。
時代使藩鎮動亂與他的一生結下了不解之緣。
貞元十二年（七九六），他仕途不利，應董晉之辟到汴州（今河南開封市）任宣武軍觀察推官；十五年初董晉薨，愈護喪西歸，行四日汴軍即亂，家屬陷於汴州。
他迎家屬暫居符離（今安徽宿縣），又應張建封之邀至徐州（今江蘇徐州市）任武寧軍節度推官。
次年張建封死，徐州軍又亂。
汴、徐二府處中原心腹之地，但已臲卼不安，變亂疊起。
韓愈在短短的兩年中兩次險及於難，使他對割據之患與悍將驕兵的危害有了進一步的瞭解。
元和九年（八一三）淮西（淮西節度使，治蔡州。
今河南汝南縣）吳少誠反，在朝廷主戰與姑息兩派意見的争執中，他堅決站在主戰的裴度等人一邊；十二年，並以行軍司馬身份參與裴度幕府平定淮西。
到他晚年的長慶二年（八二二），鎮州（今河北正定縣）兵亂，他受朝命親赴宣慰，順利復命。
他在實際活動中一貫堅持維護統一、反對割據分裂的立場，同樣鮮明地表現在詩文之中。
韓愈七歲讀書，十三而能文，大約在貞元二年（七八六）十九歲時，自宣州赴長安求貢舉。
他的祖上本是北朝門閥：七世祖耆，爲後魏常山太守，諡武安成侯；六世祖茂，爲尚書令、征南大將軍，贈安定桓王。
但在隋、唐時期階級關係變動中，這個家族的地位已大大下降。
韓愈的祖父叡素，官至桂州都督府長史；父仲卿，任武昌、鄱陽令，秘書郎。
到了韓愈，隻能靠政能文才“求舉覓官”，尋找進身之路。
他在長安生活相當困頓，“窮不能存”（《殿中少監馬君墓誌》[3]），不得不寄居在先世故交、中唐名將馬燧府上；仕進也不順利，經四次進士試，至貞元八年（七九二）才在陸贄門下及第，參加吏部科目試三次（貞元九、十、十一）均落榜，這即是所謂“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上宰相書》）。
因而才不得不應方鎮徵辟去做幕僚。
韓愈求舉以及後來仕途坎坷的原因很多。
朝中沒有有力的黨援是個直接原因：在吏部調選中有一次已上名中書省，卻被黜落。
他個性的狂傲不合流俗當然也是一個原因。
但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當時統治集團腐敗，内部鬬争加劇，有理想、有抱負的新進之士已難於容身。
德宗經過“建中之亂”，懼於強藩威勢，對外惟務因循，對内則心懷忌刻，“躬親庶政”（《舊唐書》卷一三五《韋渠牟傳》）。
貞元後期行政所任用者，不是盧杞、竇參、裴延齡等奸佞貪暴之徒，就是盧邁、賈耽、趙憬等謹廉畏慎之輩。
德宗更親小勞，侵衆官，貞元後期多年不任宰相，“仕進道塞，奏請難行”（錢易《南部新書》壬卷）。
一些革新派朝官曾力圖扭轉頽勢，改革弊政，並在順宗朝短期掌權；但尋被貶斥，造成所謂“八司馬事件”。
“八司馬”中如劉禹錫、柳宗元都是韓愈好友。
憲宗朝號稱“中興”，一時頗有振作氣象，並任用了裴垍、李絳、裴度等能臣，但朝中保守腐敗勢力仍然很大，朝官朋黨相争也日趨嚴重。
韓愈在政壇上長期屈沉，旋進旋黜，主要是這種政治局勢造成的。
貞元十七年（八〇一），韓愈三十四歲，始選授國子監四門博士。
直到元和八年（八一三）四十六歲授尚書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在這十二年間，除貞元十九年短期任監察禦史尋貶陽山（今廣東陽山縣）令，元和四年至七年任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河南令、尚書職方員外郎，基本上任學官。
學官本是“冷曹”，其時又值政治衰敗，“太學荒墜日久，生徒不振”（《唐會要》卷六六《東都國子監》）。
韓愈抱負不得施展，以至落入“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進學解》）的極困頓的境地。
元和九年，韓愈四十七歲，轉考功郎中、知制誥，始參與朝廷機要。
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間，得機會積極參與朝政，但也一再經歷波折。
元和十一年遷中書舍人，以贊成淮、蔡用兵，爲執政者所不喜，尋降爲太子右庶子；十二年，隨裴度平淮西，以贊助謀畫功，遷刑部侍郎；十三年，轉兵部侍郎；十四年初，以諫迎佛骨，觸怒憲宗，險及死，貶潮州刺史（今廣東潮州市），這已是他第三次到嶺南；年末，轉袁州（今江西宜春市）；十五年，被召回朝，拜國子祭酒；長慶元年（八二一），再爲兵侍；二年，宣慰鎮州（今河北正定縣，成德軍節度使駐節地）亂軍，回朝報命，轉吏部侍郎；三年，爲京兆尹、禦史大夫，再爲吏侍；四年，卒。
終年五十七歲。
總觀韓愈曲折的、坎的生涯就會發現，他在政治上十分積極，富進取精神，但實際功業卻十分有限。
他從沒能在一個職務上安定過一兩年的時間，貶降黜辱總伴隨着他，流放嶺南的長途他就走了三個來回。
而正是這充滿動蕩與不幸的人生，鍛鍊了他的思想與才華，造就出他思想上、文學上的業蹟，使他成爲歷史轉折期中的文化偉人。
一身二任———儒與官 韓愈又是歷史上評價多有分歧的人物。
對於他的儒學，有人稱頌他是張揚道統功過孟子的“賢人之卓”（石介《尊韓》，《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七），但也有人説他“以爲文人則有餘，以爲知道則不足”（張耒《韓愈論》，《張右史文集》卷五六）；對於他的文章一般評價很高，但也多有批評，攻之者甚至説他“事理不辨，學理不精，發爲文章，已弗能達，況根柢淺薄，有文無質哉”（田北湖《與某生論韓文書》，《國粹學報》第一年第一期；轉引舒蕪等編《中國近代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北京），斥爲“無稽”、“剿襲”、“諂佞”（陳登原《韓愈評》，《金陵學報》二卷二期）。
近人反尊孔、反道統、反舊文化，往往集矢於韓愈，並有“韓鬼歐臺”之説。
至於歷史上評價他的政治立場，特别集中到他與“永貞革新”的關係，更是聚訟紛紜。
産生如此矛盾的現象，除了由於評論者本身各有不同的立場、觀點之外，更主要的是因爲韓愈性格中充滿了矛盾，表現在實踐活動中矛盾更爲突出。
這其中決定他的人生與思想的一個重要矛盾就是：他是個堅信孔、孟“聖人之道”、努力以儒家大義律己行事的“儒”，又是熱衷利祿、積極進取、作爲統治集團一員的“官”。
這本是古代士大夫身上普遍存在的矛盾，但在韓愈身上卻表現得特别突出與尖鋭。
韓愈一生追求仕進，走學優則仕的道路。
早年求舉不利，緻書友人表明心志説： 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
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
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緻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
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
二者將必有一可。
（《答崔立之書》） 這裏反映韓愈思想上的一個特點：他不是如孟子所説達則兼濟、窮則獨善，而是一貫地積極用世，窮通之際隻是所取方式不同而已。
後人常常責難他熱衷於功名，如指出其《示兒》詩所言皆利祿事，這也確是事實。
因爲仕宦對於古代士大夫是實現人生價值的唯一出路。
這樣，韓愈在董晉幕府攀附宦官監軍俱文珍（《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在四門博士任上吹捧權臣京兆尹李實（《上李尚書書》），對貪濁的藩帥裴均、于頔、鄭權等也多有諛詞，貶潮州後又上表請封禪等等，就不奇怪了。
這些多受人非議的行爲，顯示了韓愈作爲朝廷命官思想性格的庸俗方面。
但他又絶不以一己的窮通作爲人生理想的全部。
他還要做傳繼儒道的聖人之徒，也就是大儒。
他自詡“平生企仁義，所學皆周、孔”（《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答呂毉山人書》），聲稱要濟儒道於已壞之後，“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與孟尚書書》）。
他在《原道》中，虛構了一個傳道統緒：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
選注者希望這本書能有助於讀者對這位中國文化偉人和文壇宗匠取得較全面、準確的瞭解。
下面就集中幾個問題，對韓愈簡略地加以介紹。
歷史轉折期中的文化偉人 韓愈（唐代宗大曆三年，七六八———唐穆宗長慶四年，八二四），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州市西）人；郡望昌黎，稱“韓昌黎”；曾任吏部侍郎，稱“韓吏部”；又諡曰“文”，稱“韓文公”。
存《昌黎先生集》通行本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1] 從整個中國歷史發展看，唐代是經濟、政治、文化等層面發生重大轉折時期。
在這三百年間，封建專制國家按等級名份分配土地的屯田、占田、均田制度被地主階級自由兼併、占有土地的制度所取代；漢代以來豪強、門閥、氏族的大地主貴族專政則被代之以地主階級各階層更廣泛的品級聯合統治。
正是在實現這種變革的劇烈社會動蕩中，一批沒有門第背景、依靠文才政能進身的文人進入統治階層，並形成爲整個社會政治、思想、文化諸領域的極其活躍的重要力量。
韓愈所生活的中唐時期，朝廷頒行“兩稅法”，以法律形式確立了“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的“賦於人”的制度，正標誌着中國古代土地制度改變的一個轉折點[2]。
唐代“安史之亂”後動亂頻仍，社會矛盾叢生，統治階級内部連續不斷的藩鎮割據、朝官黨争、宦官專政等長期、劇烈的鬬争，實際上是地主階級各階層權利再分配、關係再調整的過程。
韓愈就是作爲起身於地主官僚較低階層的文人的代表，被推到歷史矛盾的漩渦中來的。
韓愈出生在“安史之亂”平定（唐代宗廣德元年，七六三）後五年。
頒行“兩稅法”的建中元年他十三歲；次年即爆發了歷時四年的“建中之亂”。
他出仕於德宗末年，這正是以二王（叔文、伾）、劉（禹錫）、柳（宗元）爲代表的部份朝官爲推行後來失敗了的革新而與保守勢力激烈鬬争的時期。
接着他又經歷了憲宗一朝十餘年間割據與削藩的反覆較量，並親身參與了平定淮西之役。
到他逝世前，暫時的安定局面又被新的戰亂所破壞，各種社會矛盾進一步把唐王朝拖向衰敗與崩潰。
這樣，他所涉身的德、順、憲、穆四朝，以所謂“元和中興”爲中心，是已在走下坡路的唐王朝由振作走向衰敗的大轉變關頭。
反映着社會一些階層對自身利益的維護或一些階層改造現實的理想，這也是唐代社會又一個思想、政治鬬争十分複雜、激烈的階段。
韓愈一生基本上沒有處在政治權力之争的關鍵位置上，但當時的社會動蕩和政治局勢卻直接影響並決定着他的命運，他本人也以高度自覺和極大的熱忱參與了時代的鬬争。
個人一身與現實重大矛盾緊密相聯繫，本是常常自負“以天下爲己任”的古代士大夫的性格特色，而這一點在韓愈身上表現得更十分鮮明與突出。
韓愈三歲而孤，就養於長兄韓會和嫂夫人鄭氏。
韓會能清言，善文章，有名聲；在朝依附權臣元載。
大曆十二年（七七七），元載在朝廷政争中敗滅，韓會受累由起居舍人貶官嶺南，韓愈隨從南行。
韓會不久染病殁於貶所，韓愈隨鄭氏夫人扶柩北歸河陽故裡。
十歲的韓愈首次體驗了流貶生活，這段艱辛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建中二年（七八一），韓愈十四歲，河北成德鎮李寶臣死，其子李惟嶽求繼襲，聯合魏博鎮田悅、淄青鎮李納等起兵反唐，大規模的割據戰争又起。
戰亂繼續擴大，以至“五盜（除上述三人之外，另有成德鎮王武俊、淮西鎮李希烈）僭擬於天王，二朱（朱滔、朱泚）憑陵於宗社”（《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朝廷被迫逃亡至奉天（今陝西乾縣）、梁州（今陝西南鄭縣）。
韓愈一家也爲避亂南下宣城（今安徽宣城市）。
這又使他親歷戰亂逃亡之苦。
時代使藩鎮動亂與他的一生結下了不解之緣。
貞元十二年（七九六），他仕途不利，應董晉之辟到汴州（今河南開封市）任宣武軍觀察推官；十五年初董晉薨，愈護喪西歸，行四日汴軍即亂，家屬陷於汴州。
他迎家屬暫居符離（今安徽宿縣），又應張建封之邀至徐州（今江蘇徐州市）任武寧軍節度推官。
次年張建封死，徐州軍又亂。
汴、徐二府處中原心腹之地，但已臲卼不安，變亂疊起。
韓愈在短短的兩年中兩次險及於難，使他對割據之患與悍將驕兵的危害有了進一步的瞭解。
元和九年（八一三）淮西（淮西節度使，治蔡州。
今河南汝南縣）吳少誠反，在朝廷主戰與姑息兩派意見的争執中，他堅決站在主戰的裴度等人一邊；十二年，並以行軍司馬身份參與裴度幕府平定淮西。
到他晚年的長慶二年（八二二），鎮州（今河北正定縣）兵亂，他受朝命親赴宣慰，順利復命。
他在實際活動中一貫堅持維護統一、反對割據分裂的立場，同樣鮮明地表現在詩文之中。
韓愈七歲讀書，十三而能文，大約在貞元二年（七八六）十九歲時，自宣州赴長安求貢舉。
他的祖上本是北朝門閥：七世祖耆，爲後魏常山太守，諡武安成侯；六世祖茂，爲尚書令、征南大將軍，贈安定桓王。
但在隋、唐時期階級關係變動中，這個家族的地位已大大下降。
韓愈的祖父叡素，官至桂州都督府長史；父仲卿，任武昌、鄱陽令，秘書郎。
到了韓愈，隻能靠政能文才“求舉覓官”，尋找進身之路。
他在長安生活相當困頓，“窮不能存”（《殿中少監馬君墓誌》[3]），不得不寄居在先世故交、中唐名將馬燧府上；仕進也不順利，經四次進士試，至貞元八年（七九二）才在陸贄門下及第，參加吏部科目試三次（貞元九、十、十一）均落榜，這即是所謂“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上宰相書》）。
因而才不得不應方鎮徵辟去做幕僚。
韓愈求舉以及後來仕途坎坷的原因很多。
朝中沒有有力的黨援是個直接原因：在吏部調選中有一次已上名中書省，卻被黜落。
他個性的狂傲不合流俗當然也是一個原因。
但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當時統治集團腐敗，内部鬬争加劇，有理想、有抱負的新進之士已難於容身。
德宗經過“建中之亂”，懼於強藩威勢，對外惟務因循，對内則心懷忌刻，“躬親庶政”（《舊唐書》卷一三五《韋渠牟傳》）。
貞元後期行政所任用者，不是盧杞、竇參、裴延齡等奸佞貪暴之徒，就是盧邁、賈耽、趙憬等謹廉畏慎之輩。
德宗更親小勞，侵衆官，貞元後期多年不任宰相，“仕進道塞，奏請難行”（錢易《南部新書》壬卷）。
一些革新派朝官曾力圖扭轉頽勢，改革弊政，並在順宗朝短期掌權；但尋被貶斥，造成所謂“八司馬事件”。
“八司馬”中如劉禹錫、柳宗元都是韓愈好友。
憲宗朝號稱“中興”，一時頗有振作氣象，並任用了裴垍、李絳、裴度等能臣，但朝中保守腐敗勢力仍然很大，朝官朋黨相争也日趨嚴重。
韓愈在政壇上長期屈沉，旋進旋黜，主要是這種政治局勢造成的。
貞元十七年（八〇一），韓愈三十四歲，始選授國子監四門博士。
直到元和八年（八一三）四十六歲授尚書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在這十二年間，除貞元十九年短期任監察禦史尋貶陽山（今廣東陽山縣）令，元和四年至七年任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河南令、尚書職方員外郎，基本上任學官。
學官本是“冷曹”，其時又值政治衰敗，“太學荒墜日久，生徒不振”（《唐會要》卷六六《東都國子監》）。
韓愈抱負不得施展，以至落入“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進學解》）的極困頓的境地。
元和九年，韓愈四十七歲，轉考功郎中、知制誥，始參與朝廷機要。
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間，得機會積極參與朝政，但也一再經歷波折。
元和十一年遷中書舍人，以贊成淮、蔡用兵，爲執政者所不喜，尋降爲太子右庶子；十二年，隨裴度平淮西，以贊助謀畫功，遷刑部侍郎；十三年，轉兵部侍郎；十四年初，以諫迎佛骨，觸怒憲宗，險及死，貶潮州刺史（今廣東潮州市），這已是他第三次到嶺南；年末，轉袁州（今江西宜春市）；十五年，被召回朝，拜國子祭酒；長慶元年（八二一），再爲兵侍；二年，宣慰鎮州（今河北正定縣，成德軍節度使駐節地）亂軍，回朝報命，轉吏部侍郎；三年，爲京兆尹、禦史大夫，再爲吏侍；四年，卒。
終年五十七歲。
總觀韓愈曲折的、坎的生涯就會發現，他在政治上十分積極，富進取精神，但實際功業卻十分有限。
他從沒能在一個職務上安定過一兩年的時間，貶降黜辱總伴隨着他，流放嶺南的長途他就走了三個來回。
而正是這充滿動蕩與不幸的人生，鍛鍊了他的思想與才華，造就出他思想上、文學上的業蹟，使他成爲歷史轉折期中的文化偉人。
一身二任———儒與官 韓愈又是歷史上評價多有分歧的人物。
對於他的儒學，有人稱頌他是張揚道統功過孟子的“賢人之卓”（石介《尊韓》，《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七），但也有人説他“以爲文人則有餘，以爲知道則不足”（張耒《韓愈論》，《張右史文集》卷五六）；對於他的文章一般評價很高，但也多有批評，攻之者甚至説他“事理不辨，學理不精，發爲文章，已弗能達，況根柢淺薄，有文無質哉”（田北湖《與某生論韓文書》，《國粹學報》第一年第一期；轉引舒蕪等編《中國近代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北京），斥爲“無稽”、“剿襲”、“諂佞”（陳登原《韓愈評》，《金陵學報》二卷二期）。
近人反尊孔、反道統、反舊文化，往往集矢於韓愈，並有“韓鬼歐臺”之説。
至於歷史上評價他的政治立場，特别集中到他與“永貞革新”的關係，更是聚訟紛紜。
産生如此矛盾的現象，除了由於評論者本身各有不同的立場、觀點之外，更主要的是因爲韓愈性格中充滿了矛盾，表現在實踐活動中矛盾更爲突出。
這其中決定他的人生與思想的一個重要矛盾就是：他是個堅信孔、孟“聖人之道”、努力以儒家大義律己行事的“儒”，又是熱衷利祿、積極進取、作爲統治集團一員的“官”。
這本是古代士大夫身上普遍存在的矛盾，但在韓愈身上卻表現得特别突出與尖鋭。
韓愈一生追求仕進，走學優則仕的道路。
早年求舉不利，緻書友人表明心志説： 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
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
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緻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
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
二者將必有一可。
（《答崔立之書》） 這裏反映韓愈思想上的一個特點：他不是如孟子所説達則兼濟、窮則獨善，而是一貫地積極用世，窮通之際隻是所取方式不同而已。
後人常常責難他熱衷於功名，如指出其《示兒》詩所言皆利祿事，這也確是事實。
因爲仕宦對於古代士大夫是實現人生價值的唯一出路。
這樣，韓愈在董晉幕府攀附宦官監軍俱文珍（《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在四門博士任上吹捧權臣京兆尹李實（《上李尚書書》），對貪濁的藩帥裴均、于頔、鄭權等也多有諛詞，貶潮州後又上表請封禪等等，就不奇怪了。
這些多受人非議的行爲，顯示了韓愈作爲朝廷命官思想性格的庸俗方面。
但他又絶不以一己的窮通作爲人生理想的全部。
他還要做傳繼儒道的聖人之徒，也就是大儒。
他自詡“平生企仁義，所學皆周、孔”（《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答呂毉山人書》），聲稱要濟儒道於已壞之後，“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與孟尚書書》）。
他在《原道》中，虛構了一個傳道統緒：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