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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二三事
胡先生是安徽徽州績溪縣人，對于他的鄉土念念不忘，他常告訴我們他的家鄉的情形。
徽州是個閉塞的地方。
四面皆山，地瘠民貧，山地多種茶，每逢收茶季節茶商經由水路從金華到杭州到上海求售，所以上海的徽州人特多，号稱徽幫，其勢力一度不在甯幫之下。
四馬路一帶就有好幾家徽州館子。
民國十七八年間，有一天，胡先生特别高興，請努生[1]、光旦[2]和我到一家徽州館吃午飯。
上海的徽州館相當守舊，已經不能和新興的廣東館、四川館相比，但是胡先生要我們去嘗嘗他的家鄉風味。
我們一進門，老闆一眼望到胡先生，便從櫃台後面站起來笑臉相迎，滿口的徽州話，我們一點也聽不懂。
等我們扶着欄杆上樓的時候，老闆對着後面廚房大吼一聲。
我們落座之後，胡先生問我們是否聽懂了方才那一聲大吼的意義。
我們當然不懂，胡先生說：“他是在喊：‘績溪老倌，多加油啊！’”原來績溪是個窮地方，難得吃油大，多加油即是特别優待老鄉之意。
果然，那一餐的油不在少。
有兩個菜給我的印象特别深，一個是劃水魚，即紅燒青魚尾，鮮嫩無比，一個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錦炒生面片，非常别緻。
缺點是味太鹹，油太大。
徽州人聚族而居，胡先生常誇說，姓胡的、姓汪的、姓程的、姓吳的、姓葉的，大概都是徽州，或是源出于徽州。
他問過汪精衛、葉恭綽[3]，都承認他們祖上是在徽州。
努生調侃地說：“胡先生，如果再擴大研究下去，我們可以說中華民族起源于徽州了。
”相與拊掌大笑。
吾妻季淑是績溪程氏，我在胡先生座中如遇有徽州客人，胡先生必定這樣的介紹我：“這是梁某某，我們績溪的女婿，半個徽州人。
”他的記憶力特别好，他不會忘記提起我的嶽家早年在北京開設的程五峰齋，那是一家在北京與胡開文齊名的筆墨店。
胡先生酒量不大，但很喜歡喝酒。
有一次他的朋友結婚，請他證婚，這是他最喜歡做的事，筵席隻預備了兩桌，禮畢入席，每桌備酒一壺，不到一巡而壺告罄。
胡先生大呼添酒，侍者表示為難。
主人連忙解釋，說新娘是TemperanceLesgue（節酒會）的會員。
胡先生從懷裡掏出現洋一元交付侍者，他說：“不幹新郎新娘的事，這是我們幾個朋友今天高興，要再喝幾杯。
趕快拿酒來。
”主人無可奈何，隻好添酒。
事實上胡先生從不鬧酒。
民國二十年春，胡先生由滬赴平，道出青島，我們請他到青島大學演講，他下榻萬國療養院。
講題是《山東在中國文化裡的地位》，就地取材，實在高明之至，對于齊魯文化的變遷，儒道思想的遞嬗，講得頭頭是道，亹亹[4]不倦，聽衆無不歡喜。
當晚青大設宴，有酒如渑[5]，胡先生趕快從袋裡摸出一隻大金指環給大家傳觀，上面刻着“戒酒”二字，是胡太太送給他的。
胡先生交遊廣，應酬多，幾乎天天有人邀飲，家裡可以無需開夥。
徐志摩風趣地說：“我最羨慕我們胡大哥的腸胃，天天酬酢，腸胃居然吃得消！”其實胡先生并不欣賞這交際性的宴會，隻是無法拒絕而已。
民國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胡先生寫信給我，勸我離開青島到北大教書，他說：“你來了，我陪你喝十碗好酒！” 胡先生住上海極司菲爾路的時候，有一回請“新月[6]”一些朋友到他家裡吃飯，菜是胡太太親自做的——徽州著名的“一品鍋”。
一隻大鐵鍋，口徑差不多有一呎[7]，熱騰騰地端了上桌，裡面還在滾沸，一層雞，一層鴨，一層肉，點綴着一些蛋皮餃，緊底下是蘿蔔白菜。
胡先生詳細介紹這一品鍋，告訴我們這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酒菜、飯菜、湯，都在其中矣。
對于胡太太的烹調的本領，他是贊不絕口的。
他認為另有一樣食品也是非胡太太不辦的，那就是蛋炒飯——飯裡看不見蛋而蛋味十足，我雖沒有品嘗過，可是我早就知道其作法是把飯放在攪好的蛋裡拌勻後再下鍋炒。
胡先生不以書法名，但是求他寫字的人太多，他也喜歡寫。
他作中國公學校長的時候，每星期到吳淞三兩次，我每次遇見他都是看到他被學生們裡三層外三層的密密圍繞着。
學生要他寫字，學生需要自己備紙和研好的墨。
他未到校之前，桌上已按次序排好一卷一卷的宣紙、一盤一盤的墨汁。
他進屋之後就伸胳膊挽袖子，揮毫落紙如雲煙，還要一面和人寒暄，大有手揮五弦目送飛鴻之勢。
胡先生的字如其人，清癯消瘦，而且相當工整，從來不肯作行草，一橫一捺都拖得很細很長，好像是伸胳膊伸腿的樣子。
不像瘦金體[8]，沒有那一份勁逸之氣，可是不俗。
胡先生說起蔡孑民[9]先生的字，也是瘦骨嶙峋，和一般人點翰林時所寫的以黑大圓光著名的墨卷迥異其趣，胡先生曾問過他，以他那樣的字何以能點翰林，蔡先生答說：“也許是因為當時最流行的是黃山谷[10]的字體罷！” 胡先生最愛寫的對聯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認真的作事，嚴肅的作人”。
我常惋惜，大家都注意上聯，而不注意下聯。
這一聯有如雙翼，上聯教人求學，下聯教人作人，我不知道胡先生這一聯發生了多少效果。
這一聯教訓的意味很濃，胡先生自己亦不諱言他喜歡用教訓的口吻。
他常說：“說話而教人相信，必須斬釘截鐵，咬牙切齒，翻來覆去地說。
《聖經》裡便是時常使用Verily、Verily以及Thoushalt等等的字樣。
”胡先生說話并不武斷，但是語氣永遠是非常非常堅定的。
趙瓯北[11]的一首詩“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五百年”，也是胡先生所愛好的，顯然是因為這首詩的見解頗合于提倡新文學者的口味。
胡先生到台灣後，有一天我請他到師大講演，講的是“中國文學的演變”，以六十八高齡的人猶能談上兩個鐘頭而無倦色。
在休息的時間，《中國語文一月刊》請他題字，他題了三十多年前的舊句：“山風吹散了窗紙上的松影，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 胡先生畢生服膺科學，但是他對于中醫問題的看法并不趨于極端，和傅斯年先生一遇到孔庚先生便臉紅脖子粗的情形大不相同。
（傅斯年先生反對中醫，有一次和提倡中醫的孔庚先生在國民參政會席上相對大罵幾乎要揮老拳。
）胡先生笃信西醫，但也接受中醫治療。
民國十四年二月孫中山先生病危，從醫院遷出，住進行館，改試中醫，由适之先生偕名醫陸仲安診視。
這一段經過是大家知道的。
陸仲安初無藉藉名，徽州人，一度落魄，住在績溪會館所以才認識胡先生，偶然為胡先生看病，竟奏奇效，故胡先生為他揄揚，名醫之名不胫而走。
事實上陸先生亦有其不平凡處，盛名固非幸緻。
十五六年之際，我家裡有人患病即常延陸來診。
陸先生診病，無模棱兩可語，而且處方下藥分量之重令人驚異。
藥必須要到同仁堂去抓，否則不悅。
每服藥必定是大大的一包，小一點的藥鍋便放不進去。
貴重的藥更要大量使用。
他的理論是：看準了病便要投以重劑猛攻。
後來在上海有一次胡先生請吃花酒，我發現陸先生亦為席上客，那時候他已是大腹便便、仆仆京滬道上專為要人治病的名醫了。
胡先生左手背上有一肉瘤隆起，醫師勸他割除，他就在北平協和醫院接受手術，他告訴我醫師們動手術的時候，動用一切應有的設備，鄭重其事地為他解除這一小患，那份慎重将事的态度使他感動。
又有一次乘船到美國去開會，醫師勸他先割掉盲腸再作海上旅行，以免途中萬一遭遇病發而難以處治，他欣然接受了外科手術。
我沒看見過胡先生請教中醫或服中藥，可是也不曾聽他說過反對中醫中藥的話。
胡先生從來不在人背後說人的壞話，而且也不喜歡聽人在他面前說别人的壞話。
有一次他聽了許多不相幹的閑話之後喟然而歎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相反的，人有一善，胡先生辄津津樂道，真是口角春風。
徐志摩給我的一封信裡有“胡聖潘仙”一語，是因為胡先生向有“聖人”之稱，潘光旦隻有一條腿，可跻身八仙之列，并不完全是戲谑。
但是譽之所至，謗亦随之。
胡先生到台灣來，不久就出現了《胡适與國運》匿名小冊，（後來匿名者顯露了真姓名）胡先生夷然處之，不予理會。
胡先生興奮地說，大陸上印出了三百萬字清算胡适思想，言外之意，《胡适與國運》太不成比例了。
胡先生返台定居，本來是落葉歸根非常明智之舉，但也不是沒有顧慮。
首先台灣氣候并不适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給陳之藩先生的信就說：“請胸部大夫檢查兩次X光照片都顯示肺部有弱點（舊的、新的）。
此君很不贊成我到台灣的‘潮冷’又‘潮熱’的氣候去久住。
”但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給趙元任夫婦的信早就說過：“我現在的計劃是要在台中或台北……為久居之計。
不管别人歡迎不歡迎，讨厭不讨厭，我在台灣是要住下去的。
（我也知道一定有人不歡迎我長住下去。
）”可見胡先生決意來台定居，醫生的意見也不能左右他，不歡迎他的人隻好寫寫《胡适與國運》罷了。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日胡先生在西雅圖舉行“中美文化合作會議”發表的一篇講演，是很重要的文獻，原文是英文的，同年七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台灣《中央日報》有中文譯稿。
在這篇講演裡胡先生曆述中國文化之演進的大綱，結論是：“我相信人道主義及理性主義的中國傳統，并未被毀滅，且在所有情形下不能被毀滅！”大聲疾呼，為中國文化傳統作獅子吼，在座的中美聽衆一緻起立歡呼鼓掌久久不停，情況是非常動人的。
事後有一位美國學者稱道這篇演講具有“丘吉爾作風”。
我覺得像這樣的言論才算得是弘揚中國文化。
當晚，在旅舍中胡先生取出一封複印信給我看，是當地主人華盛頓大學校長歐地嘉德先生特意複印給胡先生的。
這封信是英文的，是中國人寫的英文，起草的人是誰不問可知，是寫給歐地嘉德的，具名連署的人不下十餘人之多，其中有“委員”、有“教授”，有男有女。
信的主旨大概是說：胡适是中國文化的叛徒，不能代表中國文化，此番出席會議未經合法推選程序，不能具有代表資格，特予鄭重否認雲雲。
我看過之後交還了胡先生，問他怎樣處理，胡先生微笑着說：“不要理他！”我不禁想起《胡适與國運》。
胡先生在師大講演中國文學的變遷，彈的還是他的老調。
我給他錄了音，音帶藏師大文學院英語系。
他在講詞中提到律詩及平劇[12]，斥為“下流”。
聽衆中喜愛律詩及平劇的人士大為驚愕，當時面面相觑，事後議論紛紛。
我告訴他們這是胡先生數十年一貫的看法，可驚的是他幾十年後一點也沒有改變。
中國律詩的藝術之美，平劇的韻味，都與胡先生始終無緣。
八股、小腳、鴉片，是胡先生所最深惡痛絕的，我們可以理解。
律詩與平劇似乎應該屬于另一範疇。
胡先生對于禅宗的曆史下過很多功夫，頗有心得，但是對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奧義并無好感。
有一次朋友宴會飯後要大家題字，我偶然地寫了“無門關”的一偈，胡先生看了很吃一驚，因此談起禅宗，我提到日本鈴木大拙所寫的幾部書，胡先生正色說：“那是騙人的，你不可信他。
” *** [1]努生，指羅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中國民主同盟創始人之一。
[2]光旦，指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生于江蘇寶山，著名社會學家。
[3]葉恭綽（1881—1968），現代著名詞學家、書畫家、鑒賞家、收藏家，廣東番禺人。
[4]亹亹（wěiwěi），勤勉的意思。
[5]有酒如渑，語出《左傳·昭公十二年》：“有酒如渑，有肉如陵。
”意思是有酒如渑水長流，有肉如堆成的小山岡。
[6]新月，指新月社，20世紀20年代末一個較大的文學團體，梁實秋、潘光旦等人均為其成員。
[7]呎，“英尺”的舊稱。
[8]瘦金體，亦稱“瘦金書”，楷書的一種，由宋徽宗趙佶所創。
[9]蔡孑民，即蔡元培，字孑民。
[10]黃山谷，指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号山谷道人，分甯（今江西修水）人。
北宋書法家、文學家。
[11]趙瓯北，指趙翼（1727—1814），字雲崧，号瓯北，清代詩人、史學家。
文中所引詩作為《論詩》。
[12]平劇，京劇的又一名稱。
懷念胡适先生 胡先生長我十一歲，所以我從未說過“我的朋友胡适之”，我提起他的時候必稱先生，晤面的時候亦必稱先生。
但并不完全是由于年齡的差異。
胡先生早年有一部《留學日記》，後來改名為《藏晖室日記》，内容很大一部分是他的讀書劄記，以及他的評論。
小部分是他私人生活，以及友朋交遊的記載。
我讀過他的日記之後，深感自愧弗如，我在他的那個年齡，還不知道讀書的重要，而且思想也尚未成熟。
如果我當年也寫過一部留學日記，其内容的貧乏與幼稚是可以想見的。
所以，以學識的豐儉，見解的深淺而論，胡先生不隻是長我十一歲可以說長我二十一歲、三十一歲，以至四十一歲。
胡先生有寫日記的習慣。
《留學日記》隻是個開端，以後的日記更精彩。
先生住在上海極斯菲爾路的時候，有一天我和徐志摩、羅努生去看他，胡太太說：“适之現在有客，你們先到
徽州是個閉塞的地方。
四面皆山，地瘠民貧，山地多種茶，每逢收茶季節茶商經由水路從金華到杭州到上海求售，所以上海的徽州人特多，号稱徽幫，其勢力一度不在甯幫之下。
四馬路一帶就有好幾家徽州館子。
民國十七八年間，有一天，胡先生特别高興，請努生[1]、光旦[2]和我到一家徽州館吃午飯。
上海的徽州館相當守舊，已經不能和新興的廣東館、四川館相比，但是胡先生要我們去嘗嘗他的家鄉風味。
我們一進門，老闆一眼望到胡先生，便從櫃台後面站起來笑臉相迎，滿口的徽州話，我們一點也聽不懂。
等我們扶着欄杆上樓的時候，老闆對着後面廚房大吼一聲。
我們落座之後，胡先生問我們是否聽懂了方才那一聲大吼的意義。
我們當然不懂，胡先生說：“他是在喊：‘績溪老倌，多加油啊！’”原來績溪是個窮地方，難得吃油大，多加油即是特别優待老鄉之意。
果然，那一餐的油不在少。
有兩個菜給我的印象特别深，一個是劃水魚，即紅燒青魚尾，鮮嫩無比，一個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錦炒生面片，非常别緻。
缺點是味太鹹，油太大。
徽州人聚族而居，胡先生常誇說，姓胡的、姓汪的、姓程的、姓吳的、姓葉的，大概都是徽州，或是源出于徽州。
他問過汪精衛、葉恭綽[3]，都承認他們祖上是在徽州。
努生調侃地說：“胡先生，如果再擴大研究下去，我們可以說中華民族起源于徽州了。
”相與拊掌大笑。
吾妻季淑是績溪程氏，我在胡先生座中如遇有徽州客人，胡先生必定這樣的介紹我：“這是梁某某，我們績溪的女婿，半個徽州人。
”他的記憶力特别好，他不會忘記提起我的嶽家早年在北京開設的程五峰齋，那是一家在北京與胡開文齊名的筆墨店。
胡先生酒量不大，但很喜歡喝酒。
有一次他的朋友結婚，請他證婚，這是他最喜歡做的事，筵席隻預備了兩桌，禮畢入席，每桌備酒一壺，不到一巡而壺告罄。
胡先生大呼添酒，侍者表示為難。
主人連忙解釋，說新娘是TemperanceLesgue（節酒會）的會員。
胡先生從懷裡掏出現洋一元交付侍者，他說：“不幹新郎新娘的事，這是我們幾個朋友今天高興，要再喝幾杯。
趕快拿酒來。
”主人無可奈何，隻好添酒。
事實上胡先生從不鬧酒。
民國二十年春，胡先生由滬赴平，道出青島，我們請他到青島大學演講，他下榻萬國療養院。
講題是《山東在中國文化裡的地位》，就地取材，實在高明之至，對于齊魯文化的變遷，儒道思想的遞嬗，講得頭頭是道，亹亹[4]不倦，聽衆無不歡喜。
當晚青大設宴，有酒如渑[5]，胡先生趕快從袋裡摸出一隻大金指環給大家傳觀，上面刻着“戒酒”二字，是胡太太送給他的。
胡先生交遊廣，應酬多，幾乎天天有人邀飲，家裡可以無需開夥。
徐志摩風趣地說：“我最羨慕我們胡大哥的腸胃，天天酬酢，腸胃居然吃得消！”其實胡先生并不欣賞這交際性的宴會，隻是無法拒絕而已。
民國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胡先生寫信給我，勸我離開青島到北大教書，他說：“你來了，我陪你喝十碗好酒！” 胡先生住上海極司菲爾路的時候，有一回請“新月[6]”一些朋友到他家裡吃飯，菜是胡太太親自做的——徽州著名的“一品鍋”。
一隻大鐵鍋，口徑差不多有一呎[7]，熱騰騰地端了上桌，裡面還在滾沸，一層雞，一層鴨，一層肉，點綴着一些蛋皮餃，緊底下是蘿蔔白菜。
胡先生詳細介紹這一品鍋，告訴我們這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酒菜、飯菜、湯，都在其中矣。
對于胡太太的烹調的本領，他是贊不絕口的。
他認為另有一樣食品也是非胡太太不辦的，那就是蛋炒飯——飯裡看不見蛋而蛋味十足，我雖沒有品嘗過，可是我早就知道其作法是把飯放在攪好的蛋裡拌勻後再下鍋炒。
胡先生不以書法名，但是求他寫字的人太多，他也喜歡寫。
他作中國公學校長的時候，每星期到吳淞三兩次，我每次遇見他都是看到他被學生們裡三層外三層的密密圍繞着。
學生要他寫字，學生需要自己備紙和研好的墨。
他未到校之前，桌上已按次序排好一卷一卷的宣紙、一盤一盤的墨汁。
他進屋之後就伸胳膊挽袖子，揮毫落紙如雲煙，還要一面和人寒暄，大有手揮五弦目送飛鴻之勢。
胡先生的字如其人，清癯消瘦，而且相當工整，從來不肯作行草，一橫一捺都拖得很細很長，好像是伸胳膊伸腿的樣子。
不像瘦金體[8]，沒有那一份勁逸之氣，可是不俗。
胡先生說起蔡孑民[9]先生的字，也是瘦骨嶙峋，和一般人點翰林時所寫的以黑大圓光著名的墨卷迥異其趣，胡先生曾問過他，以他那樣的字何以能點翰林，蔡先生答說：“也許是因為當時最流行的是黃山谷[10]的字體罷！” 胡先生最愛寫的對聯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認真的作事，嚴肅的作人”。
我常惋惜，大家都注意上聯，而不注意下聯。
這一聯有如雙翼，上聯教人求學，下聯教人作人，我不知道胡先生這一聯發生了多少效果。
這一聯教訓的意味很濃，胡先生自己亦不諱言他喜歡用教訓的口吻。
他常說：“說話而教人相信，必須斬釘截鐵，咬牙切齒，翻來覆去地說。
《聖經》裡便是時常使用Verily、Verily以及Thoushalt等等的字樣。
”胡先生說話并不武斷，但是語氣永遠是非常非常堅定的。
趙瓯北[11]的一首詩“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五百年”，也是胡先生所愛好的，顯然是因為這首詩的見解頗合于提倡新文學者的口味。
胡先生到台灣後，有一天我請他到師大講演，講的是“中國文學的演變”，以六十八高齡的人猶能談上兩個鐘頭而無倦色。
在休息的時間，《中國語文一月刊》請他題字，他題了三十多年前的舊句：“山風吹散了窗紙上的松影，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 胡先生畢生服膺科學，但是他對于中醫問題的看法并不趨于極端，和傅斯年先生一遇到孔庚先生便臉紅脖子粗的情形大不相同。
（傅斯年先生反對中醫，有一次和提倡中醫的孔庚先生在國民參政會席上相對大罵幾乎要揮老拳。
）胡先生笃信西醫，但也接受中醫治療。
民國十四年二月孫中山先生病危，從醫院遷出，住進行館，改試中醫，由适之先生偕名醫陸仲安診視。
這一段經過是大家知道的。
陸仲安初無藉藉名，徽州人，一度落魄，住在績溪會館所以才認識胡先生，偶然為胡先生看病，竟奏奇效，故胡先生為他揄揚，名醫之名不胫而走。
事實上陸先生亦有其不平凡處，盛名固非幸緻。
十五六年之際，我家裡有人患病即常延陸來診。
陸先生診病，無模棱兩可語，而且處方下藥分量之重令人驚異。
藥必須要到同仁堂去抓，否則不悅。
每服藥必定是大大的一包，小一點的藥鍋便放不進去。
貴重的藥更要大量使用。
他的理論是：看準了病便要投以重劑猛攻。
後來在上海有一次胡先生請吃花酒，我發現陸先生亦為席上客，那時候他已是大腹便便、仆仆京滬道上專為要人治病的名醫了。
胡先生左手背上有一肉瘤隆起，醫師勸他割除，他就在北平協和醫院接受手術，他告訴我醫師們動手術的時候，動用一切應有的設備，鄭重其事地為他解除這一小患，那份慎重将事的态度使他感動。
又有一次乘船到美國去開會，醫師勸他先割掉盲腸再作海上旅行，以免途中萬一遭遇病發而難以處治，他欣然接受了外科手術。
我沒看見過胡先生請教中醫或服中藥，可是也不曾聽他說過反對中醫中藥的話。
胡先生從來不在人背後說人的壞話，而且也不喜歡聽人在他面前說别人的壞話。
有一次他聽了許多不相幹的閑話之後喟然而歎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相反的，人有一善，胡先生辄津津樂道，真是口角春風。
徐志摩給我的一封信裡有“胡聖潘仙”一語，是因為胡先生向有“聖人”之稱，潘光旦隻有一條腿，可跻身八仙之列，并不完全是戲谑。
但是譽之所至，謗亦随之。
胡先生到台灣來，不久就出現了《胡适與國運》匿名小冊，（後來匿名者顯露了真姓名）胡先生夷然處之，不予理會。
胡先生興奮地說，大陸上印出了三百萬字清算胡适思想，言外之意，《胡适與國運》太不成比例了。
胡先生返台定居，本來是落葉歸根非常明智之舉，但也不是沒有顧慮。
首先台灣氣候并不适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給陳之藩先生的信就說：“請胸部大夫檢查兩次X光照片都顯示肺部有弱點（舊的、新的）。
此君很不贊成我到台灣的‘潮冷’又‘潮熱’的氣候去久住。
”但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給趙元任夫婦的信早就說過：“我現在的計劃是要在台中或台北……為久居之計。
不管别人歡迎不歡迎，讨厭不讨厭，我在台灣是要住下去的。
（我也知道一定有人不歡迎我長住下去。
）”可見胡先生決意來台定居，醫生的意見也不能左右他，不歡迎他的人隻好寫寫《胡适與國運》罷了。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日胡先生在西雅圖舉行“中美文化合作會議”發表的一篇講演，是很重要的文獻，原文是英文的，同年七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台灣《中央日報》有中文譯稿。
在這篇講演裡胡先生曆述中國文化之演進的大綱，結論是：“我相信人道主義及理性主義的中國傳統，并未被毀滅，且在所有情形下不能被毀滅！”大聲疾呼，為中國文化傳統作獅子吼，在座的中美聽衆一緻起立歡呼鼓掌久久不停，情況是非常動人的。
事後有一位美國學者稱道這篇演講具有“丘吉爾作風”。
我覺得像這樣的言論才算得是弘揚中國文化。
當晚，在旅舍中胡先生取出一封複印信給我看，是當地主人華盛頓大學校長歐地嘉德先生特意複印給胡先生的。
這封信是英文的，是中國人寫的英文，起草的人是誰不問可知，是寫給歐地嘉德的，具名連署的人不下十餘人之多，其中有“委員”、有“教授”，有男有女。
信的主旨大概是說：胡适是中國文化的叛徒，不能代表中國文化，此番出席會議未經合法推選程序，不能具有代表資格，特予鄭重否認雲雲。
我看過之後交還了胡先生，問他怎樣處理，胡先生微笑着說：“不要理他！”我不禁想起《胡适與國運》。
胡先生在師大講演中國文學的變遷，彈的還是他的老調。
我給他錄了音，音帶藏師大文學院英語系。
他在講詞中提到律詩及平劇[12]，斥為“下流”。
聽衆中喜愛律詩及平劇的人士大為驚愕，當時面面相觑，事後議論紛紛。
我告訴他們這是胡先生數十年一貫的看法，可驚的是他幾十年後一點也沒有改變。
中國律詩的藝術之美，平劇的韻味，都與胡先生始終無緣。
八股、小腳、鴉片，是胡先生所最深惡痛絕的，我們可以理解。
律詩與平劇似乎應該屬于另一範疇。
胡先生對于禅宗的曆史下過很多功夫，頗有心得，但是對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奧義并無好感。
有一次朋友宴會飯後要大家題字，我偶然地寫了“無門關”的一偈，胡先生看了很吃一驚，因此談起禅宗，我提到日本鈴木大拙所寫的幾部書，胡先生正色說：“那是騙人的，你不可信他。
” *** [1]努生，指羅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中國民主同盟創始人之一。
[2]光旦，指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生于江蘇寶山，著名社會學家。
[3]葉恭綽（1881—1968），現代著名詞學家、書畫家、鑒賞家、收藏家，廣東番禺人。
[4]亹亹（wěiwěi），勤勉的意思。
[5]有酒如渑，語出《左傳·昭公十二年》：“有酒如渑，有肉如陵。
”意思是有酒如渑水長流，有肉如堆成的小山岡。
[6]新月，指新月社，20世紀20年代末一個較大的文學團體，梁實秋、潘光旦等人均為其成員。
[7]呎，“英尺”的舊稱。
[8]瘦金體，亦稱“瘦金書”，楷書的一種，由宋徽宗趙佶所創。
[9]蔡孑民，即蔡元培，字孑民。
[10]黃山谷，指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号山谷道人，分甯（今江西修水）人。
北宋書法家、文學家。
[11]趙瓯北，指趙翼（1727—1814），字雲崧，号瓯北，清代詩人、史學家。
文中所引詩作為《論詩》。
[12]平劇，京劇的又一名稱。
懷念胡适先生 胡先生長我十一歲，所以我從未說過“我的朋友胡适之”，我提起他的時候必稱先生，晤面的時候亦必稱先生。
但并不完全是由于年齡的差異。
胡先生早年有一部《留學日記》，後來改名為《藏晖室日記》，内容很大一部分是他的讀書劄記，以及他的評論。
小部分是他私人生活，以及友朋交遊的記載。
我讀過他的日記之後，深感自愧弗如，我在他的那個年齡，還不知道讀書的重要，而且思想也尚未成熟。
如果我當年也寫過一部留學日記，其内容的貧乏與幼稚是可以想見的。
所以，以學識的豐儉，見解的深淺而論，胡先生不隻是長我十一歲可以說長我二十一歲、三十一歲，以至四十一歲。
胡先生有寫日記的習慣。
《留學日記》隻是個開端，以後的日記更精彩。
先生住在上海極斯菲爾路的時候，有一天我和徐志摩、羅努生去看他，胡太太說：“适之現在有客，你們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