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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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去白氏二十四歲生日尚有數星期。
恰巧此時重慶之國際宣傳處張羅一位西方報人主持對外報章之文稿工作，白氏因前曾向《波士頓地球報》（BostonGlobe）投稿，即以剪報出示作證明，立即被辦事處代國際宣傳處雇用。
于是白修德放棄河内昆明一段行程，兩天後乘夜班飛機往重慶下降于九龍坡機場。
從此打開了白修德做新聞記者及作家之生涯，而國民政府之國際宣傳處則業已雇得日後給它本身作對之最大能手。
《追尋曆史》内述及1939年作者初莅中國大後方時，對抗戰之精神至堪仰佩，隻是除此一兩句話外，并未叙及其詳情。
對當時日本空軍于重慶之“疲勞轟炸”倒叙得相當詳細。
内中又提及周恩來饒有興趣。
周曾設筵招待白于重慶冠生園，席間偏陳豬肉，白修德仍因為正規之猶太教，不能下箸，周即談笑風生地說起，“Teddy，這是中國，看，仔細再看，這像豬肉，但是在中國，這不是豬肉，這是鴨子。
”白修德從當日起正式放棄教規，開戒吃肉。
他也在書中寫出，“我希望我的祖先原恕我”。
1941年初國軍解決新四軍時，白修德懷疑其命令出自蔣介石，可是周恩來雖然極端憤怒，反向白解說，蔣委員長事前并不知情。
可是蔣也别無他法，他必須平衡手下各派系。
白修德隻在國民政府工作八個月。
1939年年底，他即為《時代》雜志聘為特約記者。
他往西北旅行一次，出入前線後，将當日決心寫在回憶錄裡：“我不能再相信蔣介石和他美國化的政府是一個真實的政府。
他們不能控制事情之發生，我決心和他們脫離關系。
”在另一段他又将他在國際宣傳處的經驗寫下：“實際上我被雇去左右美國輿論。
美國對抗日之支持，是這政府生存的一線希望。
操縱美國新聞界至為重要。
所以用說謊和欺騙，用任何方法去傳說美國，中美合作共同抵制日本乃是前途之希望。
” 當日國民政府希望美國援助确系實情。
可是尚沒有料到竟有珍珠港事變之發生，而使美國直接參加戰争，而使遠東之戰事及歐洲戰事結成一體而構成曆史上之第二次世界大戰。
凡是交戰國一般的情态：對敵方仇恨，可是暗中佩服；對同盟國表面上共生死，實際傾軋。
中國抗戰後期，表現得無一是處，已經使很多美國人極不耐煩，而以後又有史迪威事件，而戰後又有馬歇爾調停國共沖突之失敗。
杜魯門也在他的回憶錄《考驗與希望的年份》（YearsofTrialandHope）裡寫出如果要美國再進一步的幹預中國情事，則“這種意見還未提出已為美國人所否決”。
所以白修德第一部傑作出世，被選為每月書社之首選，銷行四十五萬冊不為無因也。
可是這不是批評白修德之不誠，我與白無一面之緣，倒有共同的友識，知道他立場之誠懇。
他的回憶雖非忏悔錄，可是他也曾将自己大小犯規之事，甚至虛僞之用心全部托出。
至于揭穿黑幕（exposé）更是美國新聞從業員一脈相承的基本工作。
其帶着理想主義，起先對中國期望過深過速，以後失望之後反應過激，也非白氏特色。
《新聞周刊》之艾薩克，前已提及。
而在他們之前于20年代來華之盛安（VincentSheean）著有《自我曆史》（PersonalHistory）對武漢左翼政府特别同情，更是他們兩人之前輩。
白修德指摘中國國際宣傳處希望左右海外視聽（何種政府不如是？）事誠有之。
說他們說謊欺騙，則言之過甚。
《追尋曆史》裡提供的制造統計數字，誇稱戰勝，獲得“武器無算”等等并非蔣介石所發明，也非國民政府之新政策。
而是中國傳統社會之産物，而且因文化與組織而存在，可以追溯到中國曆史深度裡去。
因為國家之構成即系金字塔倒砌，曆來利用想象力及紀律的成分多，施展實際技能的力量少，真理總是由上至下，其“假信為真”（MakeBelieve）既如“皇帝之新衣”，尚且與詹姆士（WilliamJames）所提倡“以意志力去相信”（Powertobelieve）接近。
這一套隻能在簡單農村社會閉關自守，因此知識分子能擔當其成果，又不向其他人負責才能廣泛的利用，此亦中國官僚主義之一大特色（與猶太人為一種城市文化私人财産權鞏固最為徑庭）。
蔣介石承襲這辦法，乃因新的下層組織尚未構成，法制未備，統計無從着實，這也是我經常提及中國“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之由來。
所以國民政府至此自食其果，并非創造原因，所謂“殲敵三萬”，前鋒部隊卻又向後方“轉進”，并非僅以蒙蔽友邦，實際也在欺哄自己，所以也可以當作當日騎虎難下苦肉計中之一部。
我
恰巧此時重慶之國際宣傳處張羅一位西方報人主持對外報章之文稿工作，白氏因前曾向《波士頓地球報》（BostonGlobe）投稿，即以剪報出示作證明，立即被辦事處代國際宣傳處雇用。
于是白修德放棄河内昆明一段行程，兩天後乘夜班飛機往重慶下降于九龍坡機場。
從此打開了白修德做新聞記者及作家之生涯，而國民政府之國際宣傳處則業已雇得日後給它本身作對之最大能手。
《追尋曆史》内述及1939年作者初莅中國大後方時，對抗戰之精神至堪仰佩，隻是除此一兩句話外，并未叙及其詳情。
對當時日本空軍于重慶之“疲勞轟炸”倒叙得相當詳細。
内中又提及周恩來饒有興趣。
周曾設筵招待白于重慶冠生園，席間偏陳豬肉，白修德仍因為正規之猶太教，不能下箸，周即談笑風生地說起，“Teddy，這是中國，看，仔細再看，這像豬肉，但是在中國，這不是豬肉，這是鴨子。
”白修德從當日起正式放棄教規，開戒吃肉。
他也在書中寫出，“我希望我的祖先原恕我”。
1941年初國軍解決新四軍時，白修德懷疑其命令出自蔣介石，可是周恩來雖然極端憤怒，反向白解說，蔣委員長事前并不知情。
可是蔣也别無他法，他必須平衡手下各派系。
白修德隻在國民政府工作八個月。
1939年年底，他即為《時代》雜志聘為特約記者。
他往西北旅行一次，出入前線後，将當日決心寫在回憶錄裡：“我不能再相信蔣介石和他美國化的政府是一個真實的政府。
他們不能控制事情之發生，我決心和他們脫離關系。
”在另一段他又将他在國際宣傳處的經驗寫下：“實際上我被雇去左右美國輿論。
美國對抗日之支持，是這政府生存的一線希望。
操縱美國新聞界至為重要。
所以用說謊和欺騙，用任何方法去傳說美國，中美合作共同抵制日本乃是前途之希望。
” 當日國民政府希望美國援助确系實情。
可是尚沒有料到竟有珍珠港事變之發生，而使美國直接參加戰争，而使遠東之戰事及歐洲戰事結成一體而構成曆史上之第二次世界大戰。
凡是交戰國一般的情态：對敵方仇恨，可是暗中佩服；對同盟國表面上共生死，實際傾軋。
中國抗戰後期，表現得無一是處，已經使很多美國人極不耐煩，而以後又有史迪威事件，而戰後又有馬歇爾調停國共沖突之失敗。
杜魯門也在他的回憶錄《考驗與希望的年份》（YearsofTrialandHope）裡寫出如果要美國再進一步的幹預中國情事，則“這種意見還未提出已為美國人所否決”。
所以白修德第一部傑作出世，被選為每月書社之首選，銷行四十五萬冊不為無因也。
可是這不是批評白修德之不誠，我與白無一面之緣，倒有共同的友識，知道他立場之誠懇。
他的回憶雖非忏悔錄，可是他也曾将自己大小犯規之事，甚至虛僞之用心全部托出。
至于揭穿黑幕（exposé）更是美國新聞從業員一脈相承的基本工作。
其帶着理想主義，起先對中國期望過深過速，以後失望之後反應過激，也非白氏特色。
《新聞周刊》之艾薩克，前已提及。
而在他們之前于20年代來華之盛安（VincentSheean）著有《自我曆史》（PersonalHistory）對武漢左翼政府特别同情，更是他們兩人之前輩。
白修德指摘中國國際宣傳處希望左右海外視聽（何種政府不如是？）事誠有之。
說他們說謊欺騙，則言之過甚。
《追尋曆史》裡提供的制造統計數字，誇稱戰勝，獲得“武器無算”等等并非蔣介石所發明，也非國民政府之新政策。
而是中國傳統社會之産物，而且因文化與組織而存在，可以追溯到中國曆史深度裡去。
因為國家之構成即系金字塔倒砌，曆來利用想象力及紀律的成分多，施展實際技能的力量少，真理總是由上至下，其“假信為真”（MakeBelieve）既如“皇帝之新衣”，尚且與詹姆士（WilliamJames）所提倡“以意志力去相信”（Powertobelieve）接近。
這一套隻能在簡單農村社會閉關自守，因此知識分子能擔當其成果，又不向其他人負責才能廣泛的利用，此亦中國官僚主義之一大特色（與猶太人為一種城市文化私人财産權鞏固最為徑庭）。
蔣介石承襲這辦法，乃因新的下層組織尚未構成，法制未備，統計無從着實，這也是我經常提及中國“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之由來。
所以國民政府至此自食其果，并非創造原因，所謂“殲敵三萬”，前鋒部隊卻又向後方“轉進”，并非僅以蒙蔽友邦，實際也在欺哄自己，所以也可以當作當日騎虎難下苦肉計中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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