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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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史内容如何不得而知。
隻是他以中國傳統作史的态度“彰直筆”，又刻成碑文與五經一同留于天郊“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萬乃訖”。
也就是方形碑林每邊六百五十尺，列在國都附近，約以一萬人做工經營三百天完工。
結果“北人無不忿恚”，亦即拓跋民族識漢字的看到都極端憤怒。
由于皇帝的命令将崔浩擺在檻車之中“使衛士數十人溇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
這樣還不算，“清河崔氏無遠近、範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
至此，我們如何解釋崔浩的一生？說他是好人還是壞人？《魏書》在他傳記結尾處提出，“豈鳥盡弓藏，民惡其上？将器盈必概，陰害贻禍？”也仍是希望以道德觀念蓋棺論定，錢穆的《國史大綱》則稱“大抵如王猛崔浩之倫皆欲在北方異姓主下而展其抱負者。
浩則樹敵已多，得罪不專為修史者也”。
崔浩的故事尚可以在本人榮衰之外解釋。
中國的專制皇權建立在億萬軍民之上，亦即皇帝不待中層之諸侯即可以向全民征兵抽稅。
東漢之滅亡，即因各達官要人豪宗巨姓私自設塢（碉堡等防禦工事）結盟，皇室失去這樣的力量。
曹家之魏頻年征讨，司馬家之晉并且以宗室為王希望能統治這些基層機構裡的分化力量，都沒有達到這種目的。
及至“五胡亂華”，各部落間的酋長更是新貴族，據《晉書》所說，更在華北構成胡漢合作的“堡壁”三千多所。
北魏的政策，先不直接去與這些有軍閥性格的力量沖突，而是建造自己的新生力量。
在軍事上以大規模的包圍方式囊括遊牧民族的全部人馬，牛羊即分散，其酋領及家屬無少長處死，人民則計口授田強迫地改為新朝廷的農民。
如果崔浩之父崔玄伯不是這政策的獻計人，至少也參預謀劃。
他的傳記出于《魏書》說及他建議攻胡，也在拓跋跬消滅匈奴劉衛辰部時出現（後單于曾降漢賜劉姓）。
這樣的整備需要長久規劃，不到本身力量充沛不問鼎中原。
崔浩反對遷都于邺，也是基于這種着想。
佛教最容易為異姓貴族把持，而方丈國師等也容易與清一色的官僚集團沖突，于是也要擯斥，而代之以普及性的道教，因為其陰陽修服養性各節，尚可以由儒士把持。
崔浩自己也掌握着“天人之際”熒惑神降各種神秘色彩的工作，于是更以宗教的力量，鞏固皇權。
至于修史，更是中國傳統的政治工具。
再有則拓跋朝中也向華北各巨家大室“征賢”指名勒派為政府服務的辦法。
《魏書》就說及“辟召賢良，而州郡多逼遣之”，可見得名為征賢，實則逼迫參加，強為人質。
是否出于崔浩之主意尚不得知，總之也與以上中央集權的政策相符。
崔浩的得罪諸人，而尤冒犯拓跋民族内的貴族可想而知。
這些不是我們一般讀史者亟于知道的細節。
這也就是說我們用不着替崔浩訴不平或為之歌頌。
隻是因着他的故事，看清中國秦漢帝國崩潰之後重建隋唐帝國間之縱橫曲折。
如此不僅崔浩為曆史衍進之工具，而整個拓跋朝廷也是曆史衍進之工具。
有了拓跋跬、拓跋焘、崔玄伯、崔浩諸人，則以後拓跋宏遷都洛陽，去胡服用漢語，以李沖為謀士，創造“周禮式”的間架性設計，更是一步逼一步，促成中國之再統一了。
1991年2月9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隻是他以中國傳統作史的态度“彰直筆”，又刻成碑文與五經一同留于天郊“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萬乃訖”。
也就是方形碑林每邊六百五十尺，列在國都附近，約以一萬人做工經營三百天完工。
結果“北人無不忿恚”，亦即拓跋民族識漢字的看到都極端憤怒。
由于皇帝的命令将崔浩擺在檻車之中“使衛士數十人溇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
這樣還不算，“清河崔氏無遠近、範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
至此，我們如何解釋崔浩的一生？說他是好人還是壞人？《魏書》在他傳記結尾處提出，“豈鳥盡弓藏，民惡其上？将器盈必概，陰害贻禍？”也仍是希望以道德觀念蓋棺論定，錢穆的《國史大綱》則稱“大抵如王猛崔浩之倫皆欲在北方異姓主下而展其抱負者。
浩則樹敵已多，得罪不專為修史者也”。
崔浩的故事尚可以在本人榮衰之外解釋。
中國的專制皇權建立在億萬軍民之上，亦即皇帝不待中層之諸侯即可以向全民征兵抽稅。
東漢之滅亡，即因各達官要人豪宗巨姓私自設塢（碉堡等防禦工事）結盟，皇室失去這樣的力量。
曹家之魏頻年征讨，司馬家之晉并且以宗室為王希望能統治這些基層機構裡的分化力量，都沒有達到這種目的。
及至“五胡亂華”，各部落間的酋長更是新貴族，據《晉書》所說，更在華北構成胡漢合作的“堡壁”三千多所。
北魏的政策，先不直接去與這些有軍閥性格的力量沖突，而是建造自己的新生力量。
在軍事上以大規模的包圍方式囊括遊牧民族的全部人馬，牛羊即分散，其酋領及家屬無少長處死，人民則計口授田強迫地改為新朝廷的農民。
如果崔浩之父崔玄伯不是這政策的獻計人，至少也參預謀劃。
他的傳記出于《魏書》說及他建議攻胡，也在拓跋跬消滅匈奴劉衛辰部時出現（後單于曾降漢賜劉姓）。
這樣的整備需要長久規劃，不到本身力量充沛不問鼎中原。
崔浩反對遷都于邺，也是基于這種着想。
佛教最容易為異姓貴族把持，而方丈國師等也容易與清一色的官僚集團沖突，于是也要擯斥，而代之以普及性的道教，因為其陰陽修服養性各節，尚可以由儒士把持。
崔浩自己也掌握着“天人之際”熒惑神降各種神秘色彩的工作，于是更以宗教的力量，鞏固皇權。
至于修史，更是中國傳統的政治工具。
再有則拓跋朝中也向華北各巨家大室“征賢”指名勒派為政府服務的辦法。
《魏書》就說及“辟召賢良，而州郡多逼遣之”，可見得名為征賢，實則逼迫參加，強為人質。
是否出于崔浩之主意尚不得知，總之也與以上中央集權的政策相符。
崔浩的得罪諸人，而尤冒犯拓跋民族内的貴族可想而知。
這些不是我們一般讀史者亟于知道的細節。
這也就是說我們用不着替崔浩訴不平或為之歌頌。
隻是因着他的故事，看清中國秦漢帝國崩潰之後重建隋唐帝國間之縱橫曲折。
如此不僅崔浩為曆史衍進之工具，而整個拓跋朝廷也是曆史衍進之工具。
有了拓跋跬、拓跋焘、崔玄伯、崔浩諸人，則以後拓跋宏遷都洛陽，去胡服用漢語，以李沖為謀士，創造“周禮式”的間架性設計，更是一步逼一步，促成中國之再統一了。
1991年2月9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