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叙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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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得白納多特親王元帥為養子，嗣承瑞典王位。
拿皇既已姊妹弟兄皆列土，稱王于荷蘭、西班牙及德意境内，至此其建議初看起來荒唐，實際也不為過。
有曆史家稱白納多特初不願往，在拿皇命令之下曾說，他日若為王，則隻能以瑞典社稷為重，而無法再瞻顧法蘭西之利益，也有人說他暗中活動瑞典名位。
總之則是白元帥時年四十七歲，改名CarlJohan，放棄天主教，皈依路德教派，承受拿皇之認可，成為瑞國王儲。
他一生不谙瑞語，隻是被立嗣之日即主持瑞典軍國大政。
此人身長，面圓，發黑而濃卷，既具儀表，而在談吐交接時帶魅力。
在他主持之下，瑞典與俄國英國修好，聽任帝俄攫取芬蘭，本身以向丹麥接收挪威為補償。
不久拿破侖又發動征俄之役，從莫斯科退出之後，奧、普、俄再度糾結兵力與法軍戰于歐洲中部，瑞典王儲亦率瑞兵八萬至十萬參與聯軍。
除以約二萬人保守瑞典國門之外，王儲親率之六萬五千人一路監視拿破侖之進展，最後于1813年10月投入萊比錫（Leipzig，今屬東德）的戰鬥。
是役決定拿破侖第一次之被逐放。
勝利後瑞軍也參加追擊，隻是不及法國之國門即折向北，徹底威脅丹麥、确實獲取挪威作為戰果。
從此瑞典永遠放棄芬蘭以及波羅的海以東以南在大陸的領土及曆史上之宗主權，隻與挪威成為聯合王國，各有議會而共一皇冠。
王儲于1818年嗣位為瑞典兼挪威國王，稱查理十四，自此終身偃武修文，提倡教育，修造瑞典南部橫貫東西之運河，穩定财政，再未豫聞任何戰争，1844年逝世時享年八十一歲，為瑞典國王亦二十六年，臨終時曾誇言世間無人創下如我之功業。
如果我們将他一身經曆拿出全盤衡量，隻覺得此言不虛，白納多特弱冠以布衣從戎，以後既為革命軍将領，也是拿皇的新型貴族，終為異國王儲。
他既盡忠于拿破侖，也執鞭弭與之周旋，卻又全部公開合法，算不得通敵叛國。
而且拿破侖被放逐後所設立之衛星王國，全部瓦解，隻有白納多特王朝至今猶存。
其子嗣也與歐洲年代深遠之王室聯姻，今日丹麥、挪威與瑞士之王室也都可以算作他的後裔。
自他之後，瑞典也再未與任何國家交兵。
挪威于1905年獨立，并未引起兵革，瑞典也逃過兩次世界大戰之難關，如是長期的和平近二百年。
他留下來的白納多特王朝曆經六位君主，接受了19世紀以來自由主義和自由貿易的潮流，将一個中古型的國家體制改造而成現代體制，如此都為古今中外之所未有。
以上三個瑞王的經曆都帶傳奇性。
戈斯塔勿司·亞多爾夫司在濃霧包圍之下與部隊主力隔離，力戰而死。
可是他的戰略目标卻已獲得，北歐從此被保證不受維也納的統治，新教的基礎也日趨鞏固。
查理十二則被一顆滑膛槍的彈丸由左至右貫穿額部而英年早逝，他曾被稱為窮兵黩武，可是他的為人又為各方景慕，即他的對手彼得大帝也稱他為英雄好漢。
及至查理十四既是革命家，又是職業軍人，卻平白地被異邦人士邀請為國主，而且今日不少在歐洲有曆史的朝代都被推翻，白納多特王朝卻毫無動搖的迹象。
但是讀者至此也不免發問：這些故事誠然不乏興趣，卻不知與我有何相幹？我們今日亟待對現代政局的演變有最基本的了解，因之才參閱到各國曆史。
難道提及瑞典不已，又還要詳至其帝裔世系？ 我的解說如次：這些情節已不僅是瑞典曆史，也是現代歐洲曆史中一個重要的環節。
影響所及，也仍與現在的世界大局有關。
歐洲各國從中世紀發展到近代，在馬克思看來無非由“封建社會”進入到“資本家時代”，這樣的解釋，并非整個地不正确，隻是失之過簡，容易被利用作為階級鬥争的憑藉。
我們也不能說階級鬥争全未在曆史上發生，隻是認為階級鬥争是推進曆史的首要工具，則與事實不符。
在重新檢讨各國衍化的程序時，我們最好看清它們都有從“朝代國家”（dynasticstate）進展到“民族國家”（nationalstate）的趨勢。
前者以人身政治為主宰，隻要因着臣屬關系和家庭關系能使上令下達，則縱是疆域領土畸零分割，人民屬于不同的民族，操不同的語言，亦無所不可，以後交通通信進步，人口增多，産業發達，一個國家之能在行政上有效率，端在其疆域方正完整，人民在人種上或語言上和諧一緻，文化上具有向心力，于是才有後者的擡頭。
可是在曆史上講，這樣的改組不出于一種自覺的運動，而是很多國家，因着各種不同的原因，經過一段變亂，在長期間内将這轉變構成事實。
隻有從曆史的後端看來，我們才能看清這種運動，首先多以宗教的名義發難，以後則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影響越來越濃厚。
最近兩個多世紀以來，更有加強經濟組織的需要，于是以前朝代國家以農業社會習慣作管制之南針，至是才有民族國家以商業習慣和效率作為治國之基礎。
馬克思徹底大規模地簡化曆史，才稱之為封建社會轉變而為資本家時代。
在《共産黨宣言》裡他用了短短的一段，概括了牽動了全歐洲跨越數個世紀的一種運動。
其重點在指出封建領土與農奴間的利害沖突終導引到市民階級之擡頭。
以上三個瑞典國王的事迹也替這段曆史提出見證，即是我們将當中的曲折一再減略，仍可以看出事實之發展不能算是與階級鬥争互為表裡，而隻有地緣政治的重要才至為明顯。
這故事既有社會環境之縱深，也有國際舞台之複雜。
其開始即是歐洲自中世紀告終以來，今日之德國（包括東德和西德）尚保持封建社會之體制，全境分為約三百個單位，内中大公國、侯國及主教區和自由城市總數都約略相等，不僅各單位的面積大小懸殊，而且當中尚有飛地而互相阻隔之情事，在中國曆史中隻有魏晉南北朝一段差可比拟。
本來馬丁·路德之提倡宗教改革，既有人本主義之精神，也有國家主義的趨向。
他在與教皇沖突時，即呼籲日耳曼民族的王子郡主為支援。
各王子也多樂于新教，尤以北方的王國為甚。
他們已有海外貿易之利潤，也承望因之脫離教廷之束縛和财政上的索取。
奧地利之王室，則把占了神聖羅馬皇帝的地位，以“衛道者”自居，在維持天主教的正統之名義下，希圖将僅有名義之領主地位增強，構成一個實際控握廣土地區之威權。
維也納之企圖加強管制，也和巴黎發生沖突，法國眼見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意大利、荷蘭、比利時都轄有土地，再加強德境之統治，不免感到三面包圍。
隻是在16世紀的後期各種沖突途倪紛纭，都未達到有決定性之後果。
17世紀初期展開之三十年戰争，牽連了很多國家，也可以視作前世紀未了之各種變故之繼續，最初也由宗教問題而起，也因各國彼此毗鄰，不免在利害關系之間猜忌嫉妒，才牽一發而動全身。
隻是戰事愈近後期，新型國家間的沖突愈為明顯。
宗教問題被
拿皇既已姊妹弟兄皆列土，稱王于荷蘭、西班牙及德意境内，至此其建議初看起來荒唐，實際也不為過。
有曆史家稱白納多特初不願往，在拿皇命令之下曾說，他日若為王，則隻能以瑞典社稷為重，而無法再瞻顧法蘭西之利益，也有人說他暗中活動瑞典名位。
總之則是白元帥時年四十七歲，改名CarlJohan，放棄天主教，皈依路德教派，承受拿皇之認可，成為瑞國王儲。
他一生不谙瑞語，隻是被立嗣之日即主持瑞典軍國大政。
此人身長，面圓，發黑而濃卷，既具儀表，而在談吐交接時帶魅力。
在他主持之下，瑞典與俄國英國修好，聽任帝俄攫取芬蘭，本身以向丹麥接收挪威為補償。
不久拿破侖又發動征俄之役，從莫斯科退出之後，奧、普、俄再度糾結兵力與法軍戰于歐洲中部，瑞典王儲亦率瑞兵八萬至十萬參與聯軍。
除以約二萬人保守瑞典國門之外，王儲親率之六萬五千人一路監視拿破侖之進展，最後于1813年10月投入萊比錫（Leipzig，今屬東德）的戰鬥。
是役決定拿破侖第一次之被逐放。
勝利後瑞軍也參加追擊，隻是不及法國之國門即折向北，徹底威脅丹麥、确實獲取挪威作為戰果。
從此瑞典永遠放棄芬蘭以及波羅的海以東以南在大陸的領土及曆史上之宗主權，隻與挪威成為聯合王國，各有議會而共一皇冠。
王儲于1818年嗣位為瑞典兼挪威國王，稱查理十四，自此終身偃武修文，提倡教育，修造瑞典南部橫貫東西之運河，穩定财政，再未豫聞任何戰争，1844年逝世時享年八十一歲，為瑞典國王亦二十六年，臨終時曾誇言世間無人創下如我之功業。
如果我們将他一身經曆拿出全盤衡量，隻覺得此言不虛，白納多特弱冠以布衣從戎，以後既為革命軍将領，也是拿皇的新型貴族，終為異國王儲。
他既盡忠于拿破侖，也執鞭弭與之周旋，卻又全部公開合法，算不得通敵叛國。
而且拿破侖被放逐後所設立之衛星王國，全部瓦解，隻有白納多特王朝至今猶存。
其子嗣也與歐洲年代深遠之王室聯姻，今日丹麥、挪威與瑞士之王室也都可以算作他的後裔。
自他之後，瑞典也再未與任何國家交兵。
挪威于1905年獨立，并未引起兵革，瑞典也逃過兩次世界大戰之難關，如是長期的和平近二百年。
他留下來的白納多特王朝曆經六位君主，接受了19世紀以來自由主義和自由貿易的潮流，将一個中古型的國家體制改造而成現代體制，如此都為古今中外之所未有。
以上三個瑞王的經曆都帶傳奇性。
戈斯塔勿司·亞多爾夫司在濃霧包圍之下與部隊主力隔離，力戰而死。
可是他的戰略目标卻已獲得，北歐從此被保證不受維也納的統治，新教的基礎也日趨鞏固。
查理十二則被一顆滑膛槍的彈丸由左至右貫穿額部而英年早逝，他曾被稱為窮兵黩武，可是他的為人又為各方景慕，即他的對手彼得大帝也稱他為英雄好漢。
及至查理十四既是革命家，又是職業軍人，卻平白地被異邦人士邀請為國主，而且今日不少在歐洲有曆史的朝代都被推翻，白納多特王朝卻毫無動搖的迹象。
但是讀者至此也不免發問：這些故事誠然不乏興趣，卻不知與我有何相幹？我們今日亟待對現代政局的演變有最基本的了解，因之才參閱到各國曆史。
難道提及瑞典不已，又還要詳至其帝裔世系？ 我的解說如次：這些情節已不僅是瑞典曆史，也是現代歐洲曆史中一個重要的環節。
影響所及，也仍與現在的世界大局有關。
歐洲各國從中世紀發展到近代，在馬克思看來無非由“封建社會”進入到“資本家時代”，這樣的解釋，并非整個地不正确，隻是失之過簡，容易被利用作為階級鬥争的憑藉。
我們也不能說階級鬥争全未在曆史上發生，隻是認為階級鬥争是推進曆史的首要工具，則與事實不符。
在重新檢讨各國衍化的程序時，我們最好看清它們都有從“朝代國家”（dynasticstate）進展到“民族國家”（nationalstate）的趨勢。
前者以人身政治為主宰，隻要因着臣屬關系和家庭關系能使上令下達，則縱是疆域領土畸零分割，人民屬于不同的民族，操不同的語言，亦無所不可，以後交通通信進步，人口增多，産業發達，一個國家之能在行政上有效率，端在其疆域方正完整，人民在人種上或語言上和諧一緻，文化上具有向心力，于是才有後者的擡頭。
可是在曆史上講，這樣的改組不出于一種自覺的運動，而是很多國家，因着各種不同的原因，經過一段變亂，在長期間内将這轉變構成事實。
隻有從曆史的後端看來，我們才能看清這種運動，首先多以宗教的名義發難，以後則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影響越來越濃厚。
最近兩個多世紀以來，更有加強經濟組織的需要，于是以前朝代國家以農業社會習慣作管制之南針，至是才有民族國家以商業習慣和效率作為治國之基礎。
馬克思徹底大規模地簡化曆史，才稱之為封建社會轉變而為資本家時代。
在《共産黨宣言》裡他用了短短的一段，概括了牽動了全歐洲跨越數個世紀的一種運動。
其重點在指出封建領土與農奴間的利害沖突終導引到市民階級之擡頭。
以上三個瑞典國王的事迹也替這段曆史提出見證，即是我們将當中的曲折一再減略，仍可以看出事實之發展不能算是與階級鬥争互為表裡，而隻有地緣政治的重要才至為明顯。
這故事既有社會環境之縱深，也有國際舞台之複雜。
其開始即是歐洲自中世紀告終以來，今日之德國（包括東德和西德）尚保持封建社會之體制，全境分為約三百個單位，内中大公國、侯國及主教區和自由城市總數都約略相等，不僅各單位的面積大小懸殊，而且當中尚有飛地而互相阻隔之情事，在中國曆史中隻有魏晉南北朝一段差可比拟。
本來馬丁·路德之提倡宗教改革，既有人本主義之精神，也有國家主義的趨向。
他在與教皇沖突時，即呼籲日耳曼民族的王子郡主為支援。
各王子也多樂于新教，尤以北方的王國為甚。
他們已有海外貿易之利潤，也承望因之脫離教廷之束縛和财政上的索取。
奧地利之王室，則把占了神聖羅馬皇帝的地位，以“衛道者”自居，在維持天主教的正統之名義下，希圖将僅有名義之領主地位增強，構成一個實際控握廣土地區之威權。
維也納之企圖加強管制，也和巴黎發生沖突，法國眼見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意大利、荷蘭、比利時都轄有土地，再加強德境之統治，不免感到三面包圍。
隻是在16世紀的後期各種沖突途倪紛纭，都未達到有決定性之後果。
17世紀初期展開之三十年戰争，牽連了很多國家，也可以視作前世紀未了之各種變故之繼續，最初也由宗教問題而起，也因各國彼此毗鄰，不免在利害關系之間猜忌嫉妒，才牽一發而動全身。
隻是戰事愈近後期，新型國家間的沖突愈為明顯。
宗教問題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