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孫立人和大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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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以前線觀察員的身份（每日以鄭副總指揮洞國的名義向重慶和昆明提出報告）随孫将軍的司令部進出戰場，前後一年半，不僅曾親自看到孫将軍指揮作戰的情形，也和他的幕僚及下級幹部相當熟悉。
早就知道孫将軍一生以嶽武穆的“盡忠報國”自勉，又能與士卒共甘苦，豪俠好士，不蓄私财。
他了解美國人的脾氣，能夠以直接的辦法對付他們，又有不媚外求榮的性格。
《史迪威文件》裡尚有他和史争辯的記載。
史之參謀長柏德諾（Brigadier-GeneralHaydonL.Boatner）盛氣淩人，動辄欺負中國将領，隻有孫立人才能使之稍有檢束。
可是出類拔萃的孫将軍卻不是中國軍官學校畢業的，而是一個美國留學生，就不免在講派系的國軍裡面受排擠。
他的效率與聲望愈高，愈被嫉妒。
因之他的美國背景反成為一個事業上的障礙。
我在《萬曆十五年》書中寫出在明朝萬曆年間張居正和戚繼光沒有造反的證據，卻有造反的能力，終被清算。
孫立人被軟禁幾十年，也出于這種官僚政治之邏輯。
率直的說來，中國在1930年間或1950年間，去明朝的社會形态仍未遠。
國軍雖在若幹條件下具有現代形貌，實際仍是社會上的一種遊體（Foreignbody）。
在這種條件之下，軍隊的統禦、經理不能不受舊式社會環境的限制。
我們在國軍做下級軍官的時候，在内地從一個縣的東端行軍到一個縣的西端，可以看不見一條公路、一輛腳踏車、一具民用電話、一個籃球場、一張報紙，或是一個醫療所。
而觸眼的盡是“王氏宗祠”、“李氏家祠”，以及“松柏惟貞”的節婦牌坊，此外還有傳統好官墓前歌功頌德的“神道碑”，再不然則是“學人及第”和“文魁”榮譽牌匾。
後來學曆史，才領會到傳統政治的結構，不憑經濟與法治的力量，而大部分靠“尊卑、男女、長幼”的組織體系。
眼睛看不到的，則是編排保甲的潛在勢力以及鄉紳農民自己彼此間放債收租，及于遠親近鄰等等微細末節。
所以這些人文因素不是太抽象，就是太瑣碎，都無法改造為新社會的基礎，也無法取締禁革。
而且自1905年停止科舉考試以來，上層與下層完全脫節。
這時候也難怪軍閥割據。
因為過渡期間隻有私人軍事力量才能填補此中缺陷。
而這種私人軍事力量卻很難在一兩個省區之外有效。
以上也是北伐完成，蔣介石登場的概況。
張學良将軍的《忏悔錄》最近重印，給我們一種機會檢閱“西安事變”前的情形。
東北軍與共軍作戰，一個師長陣亡，另一個師長拒降死，張即感到咎在己身，從此也可以看出統帥權的基礎仍是私人關系和私人情感，李杜準備回東北号召抗日舊部，也由張自己決策贊成，自己出錢資助，這種以私為公的辦法，也可以轉變之為以公為私，因為權力與義務在這種情形之下總是可以對流。
同樣的情形，我們也可以看出雖有他之請求，蔣先生不讓他主持侍從室的邏輯。
張和東北軍之關系既如此明顯，則一朝被任命為侍從室主任，參與中樞人事任命機密，就可能使一部分人彈冠相慶，而多數人意态怏怏，甚至頓生疑懼。
因為蔣所對付的除了東北軍之外，尚有西北軍、桂系、粵系、雲南、四川、福建、湖南的部隊，以及他自己的黃埔嫡系。
這種情形不是任何人的過失，而是社會環境使然。
孫立人将軍重獲自由之後所作公開談話，把1930年至1940年間的情形叙述得更清楚，一個在美國V.M.I．（弗吉尼亞軍校）畢業的軍官學生，回國之後沒有一個國家的機構去安插他，竟麻煩他自己四面八方的去找事，起先在方鼎英、閻錫山下面奔走之後好容易找到日後主持中國正統的黨中央，也仍不是正規部隊，而是這樣與那樣的雜牌。
總算孫将軍人緣好，“八一三”負傷之後有黃傑将軍接濟他。
（“隻要我有飯吃，孫立人也有飯吃。
”）又有宋子安先生接他到香港療傷，怪不得孫将軍至今還惦念使他沾過光的人士，同時他更感到團體單位的重要，甚至責備清華校友不能互相照顧，以緻受人欺負。
可是他自己又一本忠忱，仍鼓勵子女上清華而不入台大。
所以他們兩位将軍提出的問題，不能專就道德的立場解釋。
我們隻能說傳統的辦法以道德代替法律已不适用于20世紀的社會。
在這前提之下，我提議以研究曆史的立場，将以上情事重新考慮，作一種新的解釋。
這種解釋，可能與當事人的觀感完全不同，而且需要将中國曆史提高到一個不同的境界。
過去約二十年我有一個機會，将中國兩千年的曆史，拿出來重新考慮。
現在看來，這朝代曆史之中，秦漢可稱“第一帝國”，隋唐宋可稱“第二帝國”，明清可稱“第三帝國”。
其分析的節目，有專文專書在各處發表，所根據的重點則是财政措施，顯而易見的則是第二帝國的财政稅收有擴張性，第三帝國帶收縮性，當中百年不到的元朝，隻形成一個過渡階段。
明
早就知道孫将軍一生以嶽武穆的“盡忠報國”自勉，又能與士卒共甘苦，豪俠好士，不蓄私财。
他了解美國人的脾氣，能夠以直接的辦法對付他們，又有不媚外求榮的性格。
《史迪威文件》裡尚有他和史争辯的記載。
史之參謀長柏德諾（Brigadier-GeneralHaydonL.Boatner）盛氣淩人，動辄欺負中國将領，隻有孫立人才能使之稍有檢束。
可是出類拔萃的孫将軍卻不是中國軍官學校畢業的，而是一個美國留學生，就不免在講派系的國軍裡面受排擠。
他的效率與聲望愈高，愈被嫉妒。
因之他的美國背景反成為一個事業上的障礙。
我在《萬曆十五年》書中寫出在明朝萬曆年間張居正和戚繼光沒有造反的證據，卻有造反的能力，終被清算。
孫立人被軟禁幾十年，也出于這種官僚政治之邏輯。
率直的說來，中國在1930年間或1950年間，去明朝的社會形态仍未遠。
國軍雖在若幹條件下具有現代形貌，實際仍是社會上的一種遊體（Foreignbody）。
在這種條件之下，軍隊的統禦、經理不能不受舊式社會環境的限制。
我們在國軍做下級軍官的時候，在内地從一個縣的東端行軍到一個縣的西端，可以看不見一條公路、一輛腳踏車、一具民用電話、一個籃球場、一張報紙，或是一個醫療所。
而觸眼的盡是“王氏宗祠”、“李氏家祠”，以及“松柏惟貞”的節婦牌坊，此外還有傳統好官墓前歌功頌德的“神道碑”，再不然則是“學人及第”和“文魁”榮譽牌匾。
後來學曆史，才領會到傳統政治的結構，不憑經濟與法治的力量，而大部分靠“尊卑、男女、長幼”的組織體系。
眼睛看不到的，則是編排保甲的潛在勢力以及鄉紳農民自己彼此間放債收租，及于遠親近鄰等等微細末節。
所以這些人文因素不是太抽象，就是太瑣碎，都無法改造為新社會的基礎，也無法取締禁革。
而且自1905年停止科舉考試以來，上層與下層完全脫節。
這時候也難怪軍閥割據。
因為過渡期間隻有私人軍事力量才能填補此中缺陷。
而這種私人軍事力量卻很難在一兩個省區之外有效。
以上也是北伐完成，蔣介石登場的概況。
張學良将軍的《忏悔錄》最近重印，給我們一種機會檢閱“西安事變”前的情形。
東北軍與共軍作戰，一個師長陣亡，另一個師長拒降死，張即感到咎在己身，從此也可以看出統帥權的基礎仍是私人關系和私人情感，李杜準備回東北号召抗日舊部，也由張自己決策贊成，自己出錢資助，這種以私為公的辦法，也可以轉變之為以公為私，因為權力與義務在這種情形之下總是可以對流。
同樣的情形，我們也可以看出雖有他之請求，蔣先生不讓他主持侍從室的邏輯。
張和東北軍之關系既如此明顯，則一朝被任命為侍從室主任，參與中樞人事任命機密，就可能使一部分人彈冠相慶，而多數人意态怏怏，甚至頓生疑懼。
因為蔣所對付的除了東北軍之外，尚有西北軍、桂系、粵系、雲南、四川、福建、湖南的部隊，以及他自己的黃埔嫡系。
這種情形不是任何人的過失，而是社會環境使然。
孫立人将軍重獲自由之後所作公開談話，把1930年至1940年間的情形叙述得更清楚，一個在美國V.M.I．（弗吉尼亞軍校）畢業的軍官學生，回國之後沒有一個國家的機構去安插他，竟麻煩他自己四面八方的去找事，起先在方鼎英、閻錫山下面奔走之後好容易找到日後主持中國正統的黨中央，也仍不是正規部隊，而是這樣與那樣的雜牌。
總算孫将軍人緣好，“八一三”負傷之後有黃傑将軍接濟他。
（“隻要我有飯吃，孫立人也有飯吃。
”）又有宋子安先生接他到香港療傷，怪不得孫将軍至今還惦念使他沾過光的人士，同時他更感到團體單位的重要，甚至責備清華校友不能互相照顧，以緻受人欺負。
可是他自己又一本忠忱，仍鼓勵子女上清華而不入台大。
所以他們兩位将軍提出的問題，不能專就道德的立場解釋。
我們隻能說傳統的辦法以道德代替法律已不适用于20世紀的社會。
在這前提之下，我提議以研究曆史的立場，将以上情事重新考慮，作一種新的解釋。
這種解釋，可能與當事人的觀感完全不同，而且需要将中國曆史提高到一個不同的境界。
過去約二十年我有一個機會，将中國兩千年的曆史，拿出來重新考慮。
現在看來，這朝代曆史之中，秦漢可稱“第一帝國”，隋唐宋可稱“第二帝國”，明清可稱“第三帝國”。
其分析的節目，有專文專書在各處發表，所根據的重點則是财政措施，顯而易見的則是第二帝國的财政稅收有擴張性，第三帝國帶收縮性，當中百年不到的元朝，隻形成一個過渡階段。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