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後法國現代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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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上演，由于反抗暴君的統治，在淪陷期間獲得特殊成功，如今是法國在外國最流行的劇本，曾經在前線慰勞士兵，去年曾經在紐約，今年甚至于也在上海演過。
這是古希臘給後人留下的最高的悲劇成就之一，如今由阿魯伊重新理過，留下純潔的成分，卻也加強了不少成分，有時候我們感到稍稍過分，例如安娣高妮，似乎隻是一個原則的化身，對立加強鬥争，但是越在人情之中越有分量。
合唱隊在這裡變成一個人，他穿着一身黑禮服，介紹人物，說明背景，到了最後，有時又是心理的反映，提醒而且安慰，當然始終還保持一個演出者兼旁觀者的身份。
線條在這裡單純化了，戲劇性更濃了，但是抒情成分少了，同時形式新奇，是一種演變，然而不見得就是一種進步，原因在這裡是簡單的，劇作者的用意遠過于環境的決定，改編劇本喪失古希臘的渾厚。
人物采用現代裝束，顔色注重黑，深沉而嚴肅。
劇作者喚起我們的錯覺，然而缺乏圓适的曆史的襯托，我們的錯覺得不到自然的适應。
我相信演出的經濟易舉或許更是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阿魯伊是法國現代劇作家中比較最年輕也最有前途的一位，一九一〇年生于包爾鬥(Bordeaux)，如今也不過三十七歲。
他有兩本戲劇集出版，一本是《黑戲》(PiecesNoires)，一本是《紅戲》(PiecesRose)，前者屬于嚴肅劇，後者屬于趣劇，每本都有幾出戲，成就全很高，有時候讓人想起易蔔生。
有時候讓人想到蕭伯納，卻又處處全是法國人獨有的機智和明淨。
假如可能，希望另有一個機會專談他，如今我這裡暫且從簡了。
最後，我們來看一出似乎胡鬧而又充滿人性的喜劇，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在巴黎上演，戲的名字是《流氓上天》(LesGueuxauParadis)，由馬當(G.M.Martens)和奧拜(AndréObey)兩個人合作。
這裡是幻想，是現實，是人性，是遊戲，是諷笑，是感情。
兩個壞蛋，一個是好吃肉的布勒(Boule)，一個是好喝酒的芮皆(Rietje)，決定冒雪朝山，扮成兩位聖者，芮皆扮做聖尼高拉，戴了一挂大胡子，布勒扮做黑人聖尼高代穆，臉上塗了黑。
布勒挂了一身香腸，芮皆自然也挂了一身酒瓶，他們還騎了一匹驢去。
他們在出發的時候，和鄉間的巡警吵鬧，踢了他一腳，跨上驢，跑出店門，但是過來一輛汽車，把兩個人全撞傷了。
四鄰把兩個不省人事的荒唐鬼擡到酒店裡頭。
但是第二幕把意想不到的變化給了我們。
這一對壞蛋如今死了，仍是聖者裝束，在路上相遇，發現各自隻是鬼魂。
路在幕外。
于是幕起了，來到一所美國酒館似的陰陽怪氣的房子，原來他們到了地獄的關口。
魔鬼尊敬他們，把他們當做真正的聖者，然而貪吃好喝害了他們，就在魔鬼圍着他們吵鬧之際，上帝的太陽升起，他們脫出重圍，來到天門外邊。
執掌天門的聖彼得最初也幾幾乎讓他們混進天堂。
真正的聖尼高拉和聖尼高代穆來了，經過雙重的考驗，揭破他們的虛假，聖彼得端出一本功過簿，讀着他們在人間的罪惡，要把他們重新打入地獄，但是聖母來了，做了他們的義務辯護。
第三幕發見他們身靠身躺在床上。
他們慢慢蘇醒了，然而他們各自的親人正在忙亂他們的後事。
陽世的溫暖，人情的忠厚，給了他們活着的勇氣。
人人把他們當做僵屍。
最後一個小孩子把他們當做聖者，說了一篇天真爛漫的話。
小孩子的信心喚醒他們良善的本性，也隻是小孩子而已。
兩家人團聚了，兩個假冒為善的聖者開始上路進香。
劇作者的手法，假如我們回憶一下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葉的戲劇，就知道這裡并沒有什麼創造，但是自然主義的陰沉和象征主義的嚴事，例如司春德拜格(Strindberg)的《鬼舞曲》(TheGhostSonata)，或者例如霍普曼(Hauptmann)的傑作《小哈乃》(Hannele)，或許因為不是喜劇，不像《流氓上天》這樣溫暖。
也許正為了這種溫暖，我們反而嫌它軟弱。
感謝毛芮(JeanMorit)先生，讓我最先也最久讀到這些同代的劇作。
六月二十八日 (載1947年8月15日《文藝春秋》第5卷第2期) 《大路上》附記 《大路上》可能是柴霍甫[1]最早的劇作(一八八四年)直到柴氏去世已久，一九一四年左右，才在官方的審查處發現。
一八八五年，柴氏用了一個筆名柴孔特(A.Chekonte)把稿本送進官廳審查，便被扣下了。
檢查者在上面批了一句:“一出敗壞心志的龌龊戲——不得上演。
”但是，謝天謝地，這出獨幕傑作總算從虎口奪了出來。
有了《大路上》我們就恍然于《櫻桃園》的成功并非偶然了。
(載1947年11月15日《文訊》第7卷第5期) *** [1]即契诃夫。
——編者
這是古希臘給後人留下的最高的悲劇成就之一，如今由阿魯伊重新理過，留下純潔的成分，卻也加強了不少成分，有時候我們感到稍稍過分，例如安娣高妮，似乎隻是一個原則的化身，對立加強鬥争，但是越在人情之中越有分量。
合唱隊在這裡變成一個人，他穿着一身黑禮服，介紹人物，說明背景，到了最後，有時又是心理的反映，提醒而且安慰，當然始終還保持一個演出者兼旁觀者的身份。
線條在這裡單純化了，戲劇性更濃了，但是抒情成分少了，同時形式新奇，是一種演變，然而不見得就是一種進步，原因在這裡是簡單的，劇作者的用意遠過于環境的決定，改編劇本喪失古希臘的渾厚。
人物采用現代裝束，顔色注重黑，深沉而嚴肅。
劇作者喚起我們的錯覺，然而缺乏圓适的曆史的襯托，我們的錯覺得不到自然的适應。
我相信演出的經濟易舉或許更是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阿魯伊是法國現代劇作家中比較最年輕也最有前途的一位，一九一〇年生于包爾鬥(Bordeaux)，如今也不過三十七歲。
他有兩本戲劇集出版，一本是《黑戲》(PiecesNoires)，一本是《紅戲》(PiecesRose)，前者屬于嚴肅劇，後者屬于趣劇，每本都有幾出戲，成就全很高，有時候讓人想起易蔔生。
有時候讓人想到蕭伯納，卻又處處全是法國人獨有的機智和明淨。
假如可能，希望另有一個機會專談他，如今我這裡暫且從簡了。
最後，我們來看一出似乎胡鬧而又充滿人性的喜劇，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在巴黎上演，戲的名字是《流氓上天》(LesGueuxauParadis)，由馬當(G.M.Martens)和奧拜(AndréObey)兩個人合作。
這裡是幻想，是現實，是人性，是遊戲，是諷笑，是感情。
兩個壞蛋，一個是好吃肉的布勒(Boule)，一個是好喝酒的芮皆(Rietje)，決定冒雪朝山，扮成兩位聖者，芮皆扮做聖尼高拉，戴了一挂大胡子，布勒扮做黑人聖尼高代穆，臉上塗了黑。
布勒挂了一身香腸，芮皆自然也挂了一身酒瓶，他們還騎了一匹驢去。
他們在出發的時候，和鄉間的巡警吵鬧，踢了他一腳，跨上驢，跑出店門，但是過來一輛汽車，把兩個人全撞傷了。
四鄰把兩個不省人事的荒唐鬼擡到酒店裡頭。
但是第二幕把意想不到的變化給了我們。
這一對壞蛋如今死了，仍是聖者裝束，在路上相遇，發現各自隻是鬼魂。
路在幕外。
于是幕起了，來到一所美國酒館似的陰陽怪氣的房子，原來他們到了地獄的關口。
魔鬼尊敬他們，把他們當做真正的聖者，然而貪吃好喝害了他們，就在魔鬼圍着他們吵鬧之際，上帝的太陽升起，他們脫出重圍，來到天門外邊。
執掌天門的聖彼得最初也幾幾乎讓他們混進天堂。
真正的聖尼高拉和聖尼高代穆來了，經過雙重的考驗，揭破他們的虛假，聖彼得端出一本功過簿，讀着他們在人間的罪惡，要把他們重新打入地獄，但是聖母來了，做了他們的義務辯護。
第三幕發見他們身靠身躺在床上。
他們慢慢蘇醒了，然而他們各自的親人正在忙亂他們的後事。
陽世的溫暖，人情的忠厚，給了他們活着的勇氣。
人人把他們當做僵屍。
最後一個小孩子把他們當做聖者，說了一篇天真爛漫的話。
小孩子的信心喚醒他們良善的本性，也隻是小孩子而已。
兩家人團聚了，兩個假冒為善的聖者開始上路進香。
劇作者的手法，假如我們回憶一下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葉的戲劇，就知道這裡并沒有什麼創造，但是自然主義的陰沉和象征主義的嚴事，例如司春德拜格(Strindberg)的《鬼舞曲》(TheGhostSonata)，或者例如霍普曼(Hauptmann)的傑作《小哈乃》(Hannele)，或許因為不是喜劇，不像《流氓上天》這樣溫暖。
也許正為了這種溫暖，我們反而嫌它軟弱。
感謝毛芮(JeanMorit)先生，讓我最先也最久讀到這些同代的劇作。
六月二十八日 (載1947年8月15日《文藝春秋》第5卷第2期) 《大路上》附記 《大路上》可能是柴霍甫[1]最早的劇作(一八八四年)直到柴氏去世已久，一九一四年左右，才在官方的審查處發現。
一八八五年，柴氏用了一個筆名柴孔特(A.Chekonte)把稿本送進官廳審查，便被扣下了。
檢查者在上面批了一句:“一出敗壞心志的龌龊戲——不得上演。
”但是，謝天謝地，這出獨幕傑作總算從虎口奪了出來。
有了《大路上》我們就恍然于《櫻桃園》的成功并非偶然了。
(載1947年11月15日《文訊》第7卷第5期) *** [1]即契诃夫。
——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