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裡看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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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抗戰期間,作為抗戰司令台的陪都,是中外人士觀瞻所系。

    “重慶”“重慶”這兩個字,好像金石一樣,簡直會發出極響亮的聲音。

    淪陷區的人民間關跑到重慶,海外華僑輾轉奔赴重慶,而國際知名之士也以一見重慶為無比的光榮。

    重慶代表統一的中國,同時,也是全體人民精神團結的象征。

     當我避難于越南的時候,有些忠貞志士曾在“通重慶”的罪名下,被敵人槍殺,而我個人險遭不測者也不隻一次。

    那時我及一般年輕朋友們雖沒有到過陪都,但大家覺得為“通重慶”的罪名而死,也是心甘情願。

    那時抗戰的号角吹得響徹雲霄,在神聖抗戰的精神的感召下,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誰都覺得為國捐軀是大丈夫應有的責任。

     但是,等到戰後我趕到重慶時,擺在我的眼前的重慶,已經和我想象中的重慶截然不同了。

     重慶是個山城,山石巉岩,道路崎岖,交通不算十分便利。

    雖然各地有公共汽車穿行,但是車少人多,上車照例要排隊等候,等了一班又一班。

    假如你出來散步,那些泥濘的道路,正是“無風三尺土,下雨一缸醬。

    ”漫說散步,看一看那狼狽的态度已經夠惡心。

    因為有些屋子是依山建築,汽車不能通達,有錢階級多用滑竿代步。

    這種滑竿是露天的,因陋就簡,不像我的故鄉的轎子那麼神氣,更沒有那麼舒服。

     由于交通的困難,我在重慶小住兩個月的期間所走的地方不算多。

    重慶雖号稱四川首要的商埠,但它的市容不但趕不上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漢口,甚至連福州或杭州也不如。

    這兒僅有一些藥材與土産,既沒有大規模的工廠,又沒有很繁盛的市場,無論供給和需要,這兒都不能發生決定性的作用。

    就一般商業看來,這兒主要的是消費的享樂的城市,茶樓酒館多得數不清。

    四川人喜歡在茶樓擺龍門陣,三杯落肚後,誰都要竭其知能,作談天雕龍之辯。

    四川人會說話,這主要的是得力于茶樓。

     四川菜似乎以成都為正宗,重慶并沒有什麼特出的菜館。

    就我所吃過的幾家菜館而論,我隻覺得炒辣子雞丁、紅燒魚、炖豬蹄這幾味還吃得過,其餘的菜都很平常。

    至于酒樓的陳設,這兒遠不如北京、上海、香港的幾家以川菜為号召的館子那麼富麗堂皇。

    老實說,在重慶時,我倒喜歡各種面食,尤其馄饨。

    這一方面是那兒的面食做得好,一方面是我的偏見,因為我從前在北京被我的一位川籍女友,請到她的家裡吃飯時,每次都吃到馄饨醮辣椒油,一吃就合胃口,後來就變成一種嗜好。

     在重慶時,我曾到處訪問舊友;大家一見面時,有時是自從香港淪陷後說起,有的更從盧溝橋事變說起,一說就是半天工。

    從他們的口述中,我知道他們在抗戰期間所過的生活是痛苦異常,大多數人都是居不安、食不飽,衣服也僅能蔽體,根本談不到時髦。

    每天除跑警報外,主要的是怎樣應付一日三餐的問題。

    因此,有些人得了肺病,有些人患了嚴重的胃病,而貧血病更是很普通。

    所幸抗戰期間,大家的物質生活雖困難,精神生活卻很充實。

    誰都承認希望擺在前頭,熬過黑夜,黎明的曙光馬上會來臨。

    這種精神上的慰藉,大可抵抗敵人一切威迫利誘的武器。

     一到勝利後,那些有特殊關系的人個個衣錦還鄉,争着做接收大員的工作,封條貼處,敵僞囊括幾年的物資變為己有。

    你貼封條,我也貼封條,最後看看誰的來頭大,才決定裡邊的物資歸誰所有。

    事實上,前門所貼的封條是代表有關系的機關,後邊所開的方便大門才是有來頭的人所幹的把戲。

    光憑接收這個好機會,許多人在隔夜之間變成巨富。

    這種消息從全國各地陸續傳到重慶,弄得那些含辛茹苦地在大後方幹抗戰工作的人非常失望。

     閑居無事,把抗戰幾年間重慶所出的各報合訂本翻閱一遍,最令我心折的還是中國首屈一指的《大公報》。

    裡邊的社論、專論、特寫,各有千秋。

    至于刊物,我也擇要閱讀。

    我所得的結論是,比較有思想有能力的作家十九都不滿現狀,甚至那些在政府機關緊握大權的人,表面上似乎也裝着嚴肅的樣子,可是關了門談天的時候,連他們也覺得時局将有重大的變動,所争的僅是時間的先後而已。

     八年抗戰,大家的政治意識無限提高。

    記得抗戰前夕,國民黨在北方的基礎本來很脆弱,共産黨僅限于各校學生,數目不算多。

    雖然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但很快被統治者及外力彈壓;一般市民多抱明哲保身的古訓,理亂不知,黜陟不聞。

    但是,經過八年抗戰,不談政治的人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