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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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當做學問的基礎，即所謂“科學的科學”。
在中國，我們把曆史當做學問的基礎，所謂“六經皆史”，就是這意思。
我們知道，世界各國的史乘并不像中國那樣汗牛充棟。
在中國，史家有莫大的權威，一字的褒貶，簡直比較大法官的判詞還嚴格，還厲害。
柳诒徵氏在《國史要義》裡特辟一章叫做“史權”。
據他的意見，我國古代聖賢之所以設立史官，為的是限制君權。
假如國王的行動失了常态，史官一定加以糾正。
這樣一來，凡是中等資質的君主都可以靠這辦法使政治上軌道。
因為史官既然可以根據法律來批評君主，那麼地位比較君主還低了好幾級的官吏當然更怕他的清議了。
老實說，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一言一動，都有人替你紀錄，這不由得不使你害怕。
雖然史官中也許有些糊塗蟲，但其中卻有不少像董狐那樣的良史。
他們為着主持清議，連性命都不要了。
中國最偉大的史學家莫如太史公司馬遷。
據他的自述，他的祖先是以史官為職業，“文史星曆，近乎蔔祝之間”。
在政治上雖沒有地位，在輿論上卻有相當權威。
到了他本人，他對于自己的學問和文章有絕大的信心，所以他為着替李陵辯護，緻遭腐刑而不悔。
由于漢武帝的判斷錯誤，硬說他有庇護漢奸的嫌疑，使他受了宮刑。
這種不明不白的冤枉，徒增他的氣憤。
一個絕頂聰明的文豪，在極端氣憤之下，他的論斷也許會帶着感情作用，有時會流于過激，但是，由于感情奔放的關系，他的文章才有氣勢，才有魄力。
司馬遷說： 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倜傥非常之人稱焉。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膑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行事，終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報任安書》） 司馬遷以天縱的才情，著述一部千古不朽的《史記》。
在文字上，他的著作達到登峰造極的地位；在體例上，所謂本紀、世家、列傳、表、志、書等項目，幾乎變成後代史家的模範。
話又說回來，自魏晉南北朝以後，官修的史籍，十才一二；私人修的史籍，十居八九。
為什麼私人作史越來越多呢？原來魏晉以後，轉尚清談，經學逐漸退步，于是有志從事著述的人，都覺得史學是他們的真正出路。
還有一層，自班固自著《漢書》，見稱于世後，當代典籍史實，完全集中于蘭台東觀，撰史的風氣，盛極一時。
凡是精于學，雄于文的人，誰也想在史學上一顯身手。
此外，自後漢桓靈之後，天下大亂，史官多數失職。
第一流的文人不甘落伍，大家各紀見聞，以備遺亡，後來便變成一種風氣。
正史卷帙繁重，越積越多，讀起來茫無頭緒。
到了宋代，出了一個司馬光，他創修一部《資治通鑒》，貫穿今古，而面目為之一新。
據司馬光自己說：“凡事皆出人下，獨于前史粗嘗盡心，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欲删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為可法，惡為可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
”又于仁宗嘉祐中，跟他的門生劉恕說：“《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一千五百卷，諸生曆年不竟其篇第，舉世不能舉其大略……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主，網羅衆說，成一家彥。
”平心而論，在中國史學上，一般讀書人除精讀《史記》或《四史》外，影響最大的，當推《資治通鑒》。
剛才說過，《二十四史》中，經常有人閱讀的不過一部《史記》或《四史》。
《資治通鑒》雖被人重視，但其他類似這種體例的史書很少人過問。
至于地方志，這更是浩如煙海。
我的老朋友朱士嘉兄光是到處搜集方志的目錄，就費了三五年工夫。
清初大儒章實齋對于方志有獨到的見解。
他說： 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
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郡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
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國，比國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
“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
”這兩句話正合現代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方法。
我們知道，分析越詳盡，綜合也越容易。
因此，各縣的縣志做得好，然後修省志的人可以不大費力；同樣的，各省的省志修得好，然後著述全國的曆史的人才有詳盡的資料可以憑借。
再進一步，各國都有标準的通史，然後執筆寫《世界史綱》的大師才不至挂一漏萬，對着
在中國，我們把曆史當做學問的基礎，所謂“六經皆史”，就是這意思。
我們知道，世界各國的史乘并不像中國那樣汗牛充棟。
在中國，史家有莫大的權威，一字的褒貶，簡直比較大法官的判詞還嚴格，還厲害。
柳诒徵氏在《國史要義》裡特辟一章叫做“史權”。
據他的意見，我國古代聖賢之所以設立史官，為的是限制君權。
假如國王的行動失了常态，史官一定加以糾正。
這樣一來，凡是中等資質的君主都可以靠這辦法使政治上軌道。
因為史官既然可以根據法律來批評君主，那麼地位比較君主還低了好幾級的官吏當然更怕他的清議了。
老實說，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一言一動，都有人替你紀錄，這不由得不使你害怕。
雖然史官中也許有些糊塗蟲，但其中卻有不少像董狐那樣的良史。
他們為着主持清議，連性命都不要了。
中國最偉大的史學家莫如太史公司馬遷。
據他的自述，他的祖先是以史官為職業，“文史星曆，近乎蔔祝之間”。
在政治上雖沒有地位，在輿論上卻有相當權威。
到了他本人，他對于自己的學問和文章有絕大的信心，所以他為着替李陵辯護，緻遭腐刑而不悔。
由于漢武帝的判斷錯誤，硬說他有庇護漢奸的嫌疑，使他受了宮刑。
這種不明不白的冤枉，徒增他的氣憤。
一個絕頂聰明的文豪，在極端氣憤之下，他的論斷也許會帶着感情作用，有時會流于過激，但是，由于感情奔放的關系，他的文章才有氣勢，才有魄力。
司馬遷說： 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倜傥非常之人稱焉。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膑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行事，終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報任安書》） 司馬遷以天縱的才情，著述一部千古不朽的《史記》。
在文字上，他的著作達到登峰造極的地位；在體例上，所謂本紀、世家、列傳、表、志、書等項目，幾乎變成後代史家的模範。
話又說回來，自魏晉南北朝以後，官修的史籍，十才一二；私人修的史籍，十居八九。
為什麼私人作史越來越多呢？原來魏晉以後，轉尚清談，經學逐漸退步，于是有志從事著述的人，都覺得史學是他們的真正出路。
還有一層，自班固自著《漢書》，見稱于世後，當代典籍史實，完全集中于蘭台東觀，撰史的風氣，盛極一時。
凡是精于學，雄于文的人，誰也想在史學上一顯身手。
此外，自後漢桓靈之後，天下大亂，史官多數失職。
第一流的文人不甘落伍，大家各紀見聞，以備遺亡，後來便變成一種風氣。
正史卷帙繁重，越積越多，讀起來茫無頭緒。
到了宋代，出了一個司馬光，他創修一部《資治通鑒》，貫穿今古，而面目為之一新。
據司馬光自己說：“凡事皆出人下，獨于前史粗嘗盡心，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欲删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為可法，惡為可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
”又于仁宗嘉祐中，跟他的門生劉恕說：“《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一千五百卷，諸生曆年不竟其篇第，舉世不能舉其大略……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主，網羅衆說，成一家彥。
”平心而論，在中國史學上，一般讀書人除精讀《史記》或《四史》外，影響最大的，當推《資治通鑒》。
剛才說過，《二十四史》中，經常有人閱讀的不過一部《史記》或《四史》。
《資治通鑒》雖被人重視，但其他類似這種體例的史書很少人過問。
至于地方志，這更是浩如煙海。
我的老朋友朱士嘉兄光是到處搜集方志的目錄，就費了三五年工夫。
清初大儒章實齋對于方志有獨到的見解。
他說： 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
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郡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
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國，比國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
“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
”這兩句話正合現代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方法。
我們知道，分析越詳盡，綜合也越容易。
因此，各縣的縣志做得好，然後修省志的人可以不大費力；同樣的，各省的省志修得好，然後著述全國的曆史的人才有詳盡的資料可以憑借。
再進一步，各國都有标準的通史，然後執筆寫《世界史綱》的大師才不至挂一漏萬，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