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友人談沈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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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一個中年作家的信
××：
春節前後兩信均收到。
你聽說出版社要出版沈先生的選集，我想在後面寫幾個字，你心裡“格噔一跳”。
我說準備零零碎碎寫一點，你不放心，特地寫了信來，囑咐我“應當把這事當一件事來做”。
你可真是個有心人！不過我告訴你，目前我還是隻能零零碎碎地寫一點。
這是我的老師給我出的主意。
這是個好主意，一個知己知彼，切實可行的主意。
而且，我最近把沈先生的主要作品浏覽了一遍，覺得連零零碎碎寫一點也很難。
難處之一是他已經被人們忘記了。
四十年前，我有一次和沈先生到一個圖書館去，在一列一列的書架面前，他歎息道：“看到有那麼多人，寫了那麼多書，我什麼也不想寫了。
”古今中外，多少人寫了多少書呀，真是浩如煙海。
在這個書海裡加進自己的一本，究竟有多大意義呢？有多少書能夠在人的心上留下一點影響呢？從這個方面看，一個人的作品被人忘記，并不是很值得惆怅的事。
但從另一方面看，一個人寫了那樣多作品，卻被人忘記得這樣幹淨，——至少在國内是如此，總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原因之一，是沈先生後來不寫什麼東西，——不搞創作了。
沈先生的創作最旺盛的十年是從一九二四到一九三四這十年。
十年裡他寫了一本自傳，兩本散文（《湘西》和《湘行散記》），一個未完成的長篇（《長河》），四十幾個短篇小說集。
《湘西》、《長河》寫于一九三八年。
——編者注在數量上，同時代的作家中很少有能和他相比的，至少在短篇小說方面。
四十年代他寫的東西就不多了。
五十年代以後，基本上沒有寫什麼。
沈先生放下搞創作的筆，已經三十年了。
解放以後不久，我曾看到過一個對文藝有着卓識和具眼的黨内負責同志給沈先生寫的信（我不能忘記那秀整的字迹和直接在信紙上勾抹塗改的那種“修辭立其誠”的坦白态度），勸他繼續寫作，并建議如果一時不能寫現實的題材，就先寫寫曆史題材。
沈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小說選集的《題記》中也表示：“希望過些日子，還能夠重新拿起手中的筆，和大家一道來讴歌人民在覺醒中，在勝利中，為建設祖國、建設家鄉、保衛世界和平所貢獻的勞力，和表現的堅固信心及充沛熱情。
我的生命和我手中這支筆，也自然會因此重新回複活潑而年青！”但是一晃三十年，他的那枝筆還在放着。
隻有你這個對沈從文小說懷有偏愛的人，才會在去年文代會期間結結巴巴地勸沈先生再回到文學上來。
這種可能性是幾乎沒有的了。
他“變”成了一個文物專家。
這也是命該如此。
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美”的愛好者，對于由于人的勞動而創造出來的一切美的東西具有一種宗教徒式的狂熱。
對于美，他永遠不缺乏一個年輕的情人那樣的驚喜與崇拜。
直到現在，七十八歲了，也還是那樣。
這是這個人到現在還不老的一個重要原因。
他的興趣是那樣的廣。
我在昆明當他的學生的時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談文學的時候，遠不如談陶瓷，談漆器，談刺繡的時候多。
他不知從哪裡買了那麼多少數民族的挑花布。
沏了幾杯茶，大家就跟着他對着這些挑花圖案一起贊歎了一個晚上。
有一陣，一上街，就到處搜羅緬漆盒子。
這種漆盒，大概本是盒具，圓形，竹胎，用竹筆刮繪出紅黑兩色的雲龍人物圖像，風格直接楚器，而自具緬族特點。
不知道什麼道理，流入昆明很多。
他搞了很多。
裝印泥、圖章、郵票的，裝芙蓉糕薩其瑪的，無不是這種圓盒。
昆明的熟人沒有人家裡沒有沈從文送的這種漆盒。
有一次他定睛對一個直徑一尺的大漆盒看了很久，撫摸着，說：“這可以做一個《紅黑》雜志的封面！”有一次我陪他到故宮去看瓷器。
一個蓮子盅的造型吸引了人的眼睛。
沈先生小聲跟我說：“這是按照一個女人的奶子做出來的。
”四十年前，我向他借閱的談工藝的書，無不經他密密地批注過，而且貼了很多條子。
他的“變”，對我，以及一些熟人，并不突然。
而且認為這和他的寫小說，是可以相通的。
他是一個高明的鑒賞家。
不過所鑒賞的對象，一為人，一為物。
這種例子，在文學史上不多見，因此局外人不免覺得難于理解。
不管怎麼說，在通常意義上，沈先生是改了行了，而且已經是無可挽回的了。
你希望他“回來”，他隻要動一動步，他的那些絲綢銅鐵就都會叫起來的：“沈老，沈老，别走，别走，我們要你！” 沈從文的“改行”，從整個文化史來說，是得是失，且容天下後世人去作結論吧，反正，他已經三十年不寫小說了。
三十年。
因此現在三十歲的年輕人多不知道沈從文這個名字。
四五十歲的呢？像你這樣不聲不響地讀着沈從文小說的人很少了。
他們也許知道這個人，在提及時也許會點
你聽說出版社要出版沈先生的選集，我想在後面寫幾個字，你心裡“格噔一跳”。
我說準備零零碎碎寫一點，你不放心，特地寫了信來，囑咐我“應當把這事當一件事來做”。
你可真是個有心人！不過我告訴你，目前我還是隻能零零碎碎地寫一點。
這是我的老師給我出的主意。
這是個好主意，一個知己知彼，切實可行的主意。
而且，我最近把沈先生的主要作品浏覽了一遍，覺得連零零碎碎寫一點也很難。
難處之一是他已經被人們忘記了。
四十年前，我有一次和沈先生到一個圖書館去，在一列一列的書架面前，他歎息道：“看到有那麼多人，寫了那麼多書，我什麼也不想寫了。
”古今中外，多少人寫了多少書呀，真是浩如煙海。
在這個書海裡加進自己的一本，究竟有多大意義呢？有多少書能夠在人的心上留下一點影響呢？從這個方面看，一個人的作品被人忘記，并不是很值得惆怅的事。
但從另一方面看，一個人寫了那樣多作品，卻被人忘記得這樣幹淨，——至少在國内是如此，總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原因之一，是沈先生後來不寫什麼東西，——不搞創作了。
沈先生的創作最旺盛的十年是從一九二四到一九三四這十年。
十年裡他寫了一本自傳，兩本散文（《湘西》和《湘行散記》），一個未完成的長篇（《長河》），四十幾個短篇小說集。
《湘西》、《長河》寫于一九三八年。
——編者注在數量上，同時代的作家中很少有能和他相比的，至少在短篇小說方面。
四十年代他寫的東西就不多了。
五十年代以後，基本上沒有寫什麼。
沈先生放下搞創作的筆，已經三十年了。
解放以後不久，我曾看到過一個對文藝有着卓識和具眼的黨内負責同志給沈先生寫的信（我不能忘記那秀整的字迹和直接在信紙上勾抹塗改的那種“修辭立其誠”的坦白态度），勸他繼續寫作，并建議如果一時不能寫現實的題材，就先寫寫曆史題材。
沈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小說選集的《題記》中也表示：“希望過些日子，還能夠重新拿起手中的筆，和大家一道來讴歌人民在覺醒中，在勝利中，為建設祖國、建設家鄉、保衛世界和平所貢獻的勞力，和表現的堅固信心及充沛熱情。
我的生命和我手中這支筆，也自然會因此重新回複活潑而年青！”但是一晃三十年，他的那枝筆還在放着。
隻有你這個對沈從文小說懷有偏愛的人，才會在去年文代會期間結結巴巴地勸沈先生再回到文學上來。
這種可能性是幾乎沒有的了。
他“變”成了一個文物專家。
這也是命該如此。
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美”的愛好者，對于由于人的勞動而創造出來的一切美的東西具有一種宗教徒式的狂熱。
對于美，他永遠不缺乏一個年輕的情人那樣的驚喜與崇拜。
直到現在，七十八歲了，也還是那樣。
這是這個人到現在還不老的一個重要原因。
他的興趣是那樣的廣。
我在昆明當他的學生的時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談文學的時候，遠不如談陶瓷，談漆器，談刺繡的時候多。
他不知從哪裡買了那麼多少數民族的挑花布。
沏了幾杯茶，大家就跟着他對着這些挑花圖案一起贊歎了一個晚上。
有一陣，一上街，就到處搜羅緬漆盒子。
這種漆盒，大概本是盒具，圓形，竹胎，用竹筆刮繪出紅黑兩色的雲龍人物圖像，風格直接楚器，而自具緬族特點。
不知道什麼道理，流入昆明很多。
他搞了很多。
裝印泥、圖章、郵票的，裝芙蓉糕薩其瑪的，無不是這種圓盒。
昆明的熟人沒有人家裡沒有沈從文送的這種漆盒。
有一次他定睛對一個直徑一尺的大漆盒看了很久，撫摸着，說：“這可以做一個《紅黑》雜志的封面！”有一次我陪他到故宮去看瓷器。
一個蓮子盅的造型吸引了人的眼睛。
沈先生小聲跟我說：“這是按照一個女人的奶子做出來的。
”四十年前，我向他借閱的談工藝的書，無不經他密密地批注過，而且貼了很多條子。
他的“變”，對我，以及一些熟人，并不突然。
而且認為這和他的寫小說，是可以相通的。
他是一個高明的鑒賞家。
不過所鑒賞的對象，一為人，一為物。
這種例子，在文學史上不多見，因此局外人不免覺得難于理解。
不管怎麼說，在通常意義上，沈先生是改了行了，而且已經是無可挽回的了。
你希望他“回來”，他隻要動一動步，他的那些絲綢銅鐵就都會叫起來的：“沈老，沈老，别走，别走，我們要你！” 沈從文的“改行”，從整個文化史來說，是得是失，且容天下後世人去作結論吧，反正，他已經三十年不寫小說了。
三十年。
因此現在三十歲的年輕人多不知道沈從文這個名字。
四五十歲的呢？像你這樣不聲不響地讀着沈從文小說的人很少了。
他們也許知道這個人，在提及時也許會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