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正編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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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愧不敢當，一方面卻又義不容辭。
愧不敢當的是，凡找人作序的，必定這個人名望學問全都能超過自己，那樣才去找他。
我自問我的名望學問，那一樣也比不上次溪先生。
因為他在談劇界是成了名的人物，無論北平、上海、南京、天津，隻要有辦戲曲刊物的，沒有不以得到他的一篇稿子為無上榮耀，而他所以能到這種地步的，又完全是有戲劇的學問所緻。
戲曲是一種文學，又是一種藝術，過去也有數百年的曆史，如果我們想要研究它，也非得多看書籍不可。
但這類書籍，是極少而又極為難得，所以我們第一步工作，就得先去搜輯采訪。
次溪因為看到這一點，所以在七八年前，便終日用心去作采訪，同時恐怕一人精力有限，又拉上方問溪先生幫他的忙。
北平市上各大小書鋪，甚而至于街上所擺列的書攤，無一處沒他們蹤迹，也無一處不認識他們。
就按這一層說，也足證明他們用力之勤了。
凡人作事，隻不辭勞瘁，有堅心毅志的幹下去，沒有不成功的。
就如編中的《燕蘭小譜》，在葉德輝先生尋找多少年，僅僅得到一部，後來翻刻之本，且又不甚清楚。
而次溪、問溪竟能購到一部原刻本，上邊并有吳太初氏的圖章。
可惜葉德輝死了，他要是活着的話，拿上叫他一閱，想他定有最大的驚歎罷。
又如《法嬰秘籍》一書，在作《菊部羣英》的時候，已認為不易得到。
《菊部羣英》是同治末年作的，《法嬰秘籍》是鹹豐四、五年作的，相差不過十餘年光景，已竟将該書視同珍物，歎為難以尋覓，而他們能于數十年後反可獲得，這其中恐怕有非人力所能企及者。
上自《燕蘭小譜》，下及清朝末年人的作品，輯到三十餘種，可說二百年來的梨園史料，完全都寄存在這裡了。
次溪腦筋中既然有爛熟的史料，這總可以算他有戲劇的學識了。
實至自然名歸，他所以能在中國談劇界裡占有重要位置的，也并非是僥幸所緻。
次溪先生既有充實的學識，高大的名望，現下出書找人作序，乃至使我也來一篇，這不是問道于愚嗎？我所謂愧不敢當的，便是為此。
但是若按我和這部史料關系方面說，卻又義不容辭。
所謂關系是什麼呢？就是除了原編輯人外，隻有我曾窺過全豹，并且也有我一點心血在内。
說這話已是一年前的事了。
我一向本在保定辦中等學校，近二三年，因受農村經濟破産影響，求學者減少，學校更沒發展希望，于是我毅然決然的脫離了教育界，來北平别謀出路。
到平以後，就住在次溪先生家裡，閑居無聊，便取出他所搜集的這一部梨園史料，來作解悶之物，随卽看出近來談劇者雖然不少，但實缺乏有系統的整理。
又常到問溪先生家裡閑談，問溪是深于戲曲音樂的人，對于音樂，并也有很好的成績，論他那點造詣，就在現在是很不易得的人才，可惜世人對于此道不知注意，所以使他就無用武之地，埋沒不傳。
此時問溪常常取其心得，述之于我，用作談話資料。
我因得到這兩方面的啟發，便對于戲曲也稍有所得，才寫成《腔調考原》一書。
那時我們三人，是每日必定聚晤一次，互相研讨，認為燕都為戲曲發源地，其中文物掌故極富，獨歎社會人士，多不去注重，好像礦産一般，在我國本有極好的礦産，但沈埋地下，尚無人加以開采，說起來真是汗顔。
因為我們自己棄貨于地，所以外國人便來越俎代庖。
日本青木正兒乃有《中國近代戲曲史》之作，鄭震君已為之翻譯刊行于世，在對于我國戲曲沒有深刻研究的人，乍一看他那部作品，一定認為不得了的東西，其實要實際考查，裡邊的錯誤不知道有多少。
我們思着為祖國争點光榮，乃愈努力于搜集史料，以期反駁彼之謬誤。
先是次溪從北平研究院中抄出幾個有梨園史料的碑文。
但隻碑面正文，無碑陰刻字。
我以為既立一碑，當然要把立碑人的姓名鑿上。
原碑文既缺，我們不妨給它補上，是後遂開始作訪碑工作。
首先是到崇文門外，找春台義園碑記，因找春台義園，借着又發現了安慶義園的兩塊碑。
精忠廟的碑記，本來隻有一塊，經我們不但把碑陰補上，又多抄寫出兩塊。
爾時次溪因公務所迫，無多閑暇，自後此項工作，就讓我和問溪辦的時候為多。
中如陶然亭一碑，又最費周折，因為研究院搨片上寫的是右安門内陶然亭，我們在陶然亭裡邊把碑找遍了，也找不到。
第二次又從陶然亭底下，經過荒田野冢間，一直找到右安門内，也是蹤迹毫無。
第三次偕上次溪，我們三人從龍爪槐找到毘廬庵，又找到黑龍潭，仍舊撲了一個空。
直到第四次，我和問溪又到陶然亭，才發現南房檐下，新立的那一塊刻着陶然亭三個大字的，就是取雍正十年梨園館碑記，磨去正面而改成的。
我們二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方始将碑陰字刻，摹寫出來。
此後又繼續到梨園新館、松柏庵、盆兒胡同、天甯寺等處，經過一年多的功夫，方完成了《梨園金石文字記》一書。
我既是與這部史料有這樣一段因緣，目下書要出版，讓我作一篇序，那我又焉能推诿不作。
但因時間問題，對于此書内容的特點，也不能細為介紹。
大略說來，可分三項：第一、人的問題，自雍正以來，燕都梨園中的名輩，其姓字十之八九，可以據此考出。
第二、戲出問題，我們可以知道，在那一個時期，所盛行的都是什麼戲，及其演進的變化如何。
第三、年月問題，我們可以确實某一個伶人，是某一個時代的人，這全都是關于作《清代戲曲史》最重要的地方。
我現在是整理升平署史料的，一俟稍能告一段落之後，尚拟與次溪合編《清代戲曲史》，同時若再為時間所允許，更拟幫助問溪，把關于戲劇的音樂方面，也加上一番整理工夫，使能歸于科學化、普遍化，這樣自可促中國戲曲使之有發展的希
愧不敢當的是，凡找人作序的，必定這個人名望學問全都能超過自己，那樣才去找他。
我自問我的名望學問，那一樣也比不上次溪先生。
因為他在談劇界是成了名的人物，無論北平、上海、南京、天津，隻要有辦戲曲刊物的，沒有不以得到他的一篇稿子為無上榮耀，而他所以能到這種地步的，又完全是有戲劇的學問所緻。
戲曲是一種文學，又是一種藝術，過去也有數百年的曆史，如果我們想要研究它，也非得多看書籍不可。
但這類書籍，是極少而又極為難得，所以我們第一步工作，就得先去搜輯采訪。
次溪因為看到這一點，所以在七八年前，便終日用心去作采訪，同時恐怕一人精力有限，又拉上方問溪先生幫他的忙。
北平市上各大小書鋪，甚而至于街上所擺列的書攤，無一處沒他們蹤迹，也無一處不認識他們。
就按這一層說，也足證明他們用力之勤了。
凡人作事，隻不辭勞瘁，有堅心毅志的幹下去，沒有不成功的。
就如編中的《燕蘭小譜》，在葉德輝先生尋找多少年，僅僅得到一部，後來翻刻之本，且又不甚清楚。
而次溪、問溪竟能購到一部原刻本，上邊并有吳太初氏的圖章。
可惜葉德輝死了，他要是活着的話，拿上叫他一閱，想他定有最大的驚歎罷。
又如《法嬰秘籍》一書，在作《菊部羣英》的時候，已認為不易得到。
《菊部羣英》是同治末年作的，《法嬰秘籍》是鹹豐四、五年作的，相差不過十餘年光景，已竟将該書視同珍物，歎為難以尋覓，而他們能于數十年後反可獲得，這其中恐怕有非人力所能企及者。
上自《燕蘭小譜》，下及清朝末年人的作品，輯到三十餘種，可說二百年來的梨園史料，完全都寄存在這裡了。
次溪腦筋中既然有爛熟的史料，這總可以算他有戲劇的學識了。
實至自然名歸，他所以能在中國談劇界裡占有重要位置的，也并非是僥幸所緻。
次溪先生既有充實的學識，高大的名望，現下出書找人作序，乃至使我也來一篇，這不是問道于愚嗎？我所謂愧不敢當的，便是為此。
但是若按我和這部史料關系方面說，卻又義不容辭。
所謂關系是什麼呢？就是除了原編輯人外，隻有我曾窺過全豹，并且也有我一點心血在内。
說這話已是一年前的事了。
我一向本在保定辦中等學校，近二三年，因受農村經濟破産影響，求學者減少，學校更沒發展希望，于是我毅然決然的脫離了教育界，來北平别謀出路。
到平以後，就住在次溪先生家裡，閑居無聊，便取出他所搜集的這一部梨園史料，來作解悶之物，随卽看出近來談劇者雖然不少，但實缺乏有系統的整理。
又常到問溪先生家裡閑談，問溪是深于戲曲音樂的人，對于音樂，并也有很好的成績，論他那點造詣，就在現在是很不易得的人才，可惜世人對于此道不知注意，所以使他就無用武之地，埋沒不傳。
此時問溪常常取其心得，述之于我，用作談話資料。
我因得到這兩方面的啟發，便對于戲曲也稍有所得，才寫成《腔調考原》一書。
那時我們三人，是每日必定聚晤一次，互相研讨，認為燕都為戲曲發源地，其中文物掌故極富，獨歎社會人士，多不去注重，好像礦産一般，在我國本有極好的礦産，但沈埋地下，尚無人加以開采，說起來真是汗顔。
因為我們自己棄貨于地，所以外國人便來越俎代庖。
日本青木正兒乃有《中國近代戲曲史》之作，鄭震君已為之翻譯刊行于世，在對于我國戲曲沒有深刻研究的人，乍一看他那部作品，一定認為不得了的東西，其實要實際考查，裡邊的錯誤不知道有多少。
我們思着為祖國争點光榮，乃愈努力于搜集史料，以期反駁彼之謬誤。
先是次溪從北平研究院中抄出幾個有梨園史料的碑文。
但隻碑面正文，無碑陰刻字。
我以為既立一碑，當然要把立碑人的姓名鑿上。
原碑文既缺，我們不妨給它補上，是後遂開始作訪碑工作。
首先是到崇文門外，找春台義園碑記，因找春台義園，借着又發現了安慶義園的兩塊碑。
精忠廟的碑記，本來隻有一塊，經我們不但把碑陰補上，又多抄寫出兩塊。
爾時次溪因公務所迫，無多閑暇，自後此項工作，就讓我和問溪辦的時候為多。
中如陶然亭一碑，又最費周折，因為研究院搨片上寫的是右安門内陶然亭，我們在陶然亭裡邊把碑找遍了，也找不到。
第二次又從陶然亭底下，經過荒田野冢間，一直找到右安門内，也是蹤迹毫無。
第三次偕上次溪，我們三人從龍爪槐找到毘廬庵，又找到黑龍潭，仍舊撲了一個空。
直到第四次，我和問溪又到陶然亭，才發現南房檐下，新立的那一塊刻着陶然亭三個大字的，就是取雍正十年梨園館碑記，磨去正面而改成的。
我們二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方始将碑陰字刻，摹寫出來。
此後又繼續到梨園新館、松柏庵、盆兒胡同、天甯寺等處，經過一年多的功夫，方完成了《梨園金石文字記》一書。
我既是與這部史料有這樣一段因緣，目下書要出版，讓我作一篇序，那我又焉能推诿不作。
但因時間問題，對于此書内容的特點，也不能細為介紹。
大略說來，可分三項：第一、人的問題，自雍正以來，燕都梨園中的名輩，其姓字十之八九，可以據此考出。
第二、戲出問題，我們可以知道，在那一個時期，所盛行的都是什麼戲，及其演進的變化如何。
第三、年月問題，我們可以确實某一個伶人，是某一個時代的人，這全都是關于作《清代戲曲史》最重要的地方。
我現在是整理升平署史料的，一俟稍能告一段落之後，尚拟與次溪合編《清代戲曲史》，同時若再為時間所允許，更拟幫助問溪，把關于戲劇的音樂方面，也加上一番整理工夫，使能歸于科學化、普遍化，這樣自可促中國戲曲使之有發展的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