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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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畢極：全都到達。
110.昭質：顯眼的箭靶。
111.大侯：大幅的布制箭靶。
112.揖辭讓：古代射禮，射者執弓挾矢以相揖，又相辭讓，而後升射. 113.三王：楚三王，即《離騷》中的"三後",指句亶王、鄂王、越章王。
【賞析】 王逸說：“《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
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
”漢代既已不能明，則後世更是聚訟紛紛。
洪興祖認為“《大招》恐非屈原作”，朱熹則斬釘截鐵地說：“《大招》決為（景）差作無疑也。
”黃文煥、林雲銘、蔣骥、牟廷相等皆主屈原作。
梁啟超以其中有“小腰秀頸，若鮮卑隻”一語，定為漢人作，劉永濟、遊國恩從之，朱季海則更具體地說是淮南王或其門客所作。
我們認為，《大招》是屈原所作是可信的，但它不應當是王逸所說屈原放逐九年，精神煩亂，恐命将終，故自招其魂；也不是林雲銘、蔣骥所肯定的“原招懷王之詞”。
這篇作品語言古奧，形式上不及《招魂》有創造性，應當是反映了較早的楚宮招魂詞形式。
所以，不當産生在《招魂》之後，而隻能在它之前。
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卒，《大招》應是招威王之魂而作。
其時屈25歲（胡念贻）班究認為屈原生于前353年，在諸家推算屈原生年中最為可信）。
以“大招”名篇是相對于《招魂》而言，《招魂》是屈原招懷王之魂所作，《大招》是招懷王之父威王之魂所作，故按君王之輩份，名曰“大招”。
本篇開始按招魂詞的固定格式陳述四方險惡，呼喚魂不要向東、向南、向西、向北，然後即寫楚國宮廷的美味佳肴，音樂舞蹈美女之盛，宮室之富麗堂皇，苑圃禽鳥之珍異，最後誇飾楚國之地域遼闊、人民富庶、政治清明。
其中對楚國遵法守道、舉賢授能、步武三王一段的描寫，實際上是屈原理想化了的美政。
《離騷》中回顧年青時的政治理想，正由此而來，且一脈相承。
全篇末尾雲：“魂乎來歸，尚三王隻。
”這同《離騷》中稱述“三後之純粹”，《抽思》中“望三王（原誤作“五”）以為像”的情形一樣，都反映出屈原作為楚三王的後代，追念楚國最強盛的時代，既要尊稱國君先祖，又要光耀自己始祖的心情。
因此，《大招》已不是單一的招魂祝辭，而是于其中蘊含了一定的思想。
一方面，通過極言東南西北四方環境的險惡，極力鋪陳楚國飲食、樂舞、宮室的豐富多彩、壯偉華麗，來招喚楚威王的亡魂，表達了對楚君的無限忠心和眷戀之情；“自曼澤怡面以下，皆帝王緻治之事。
永宜厥身，則本身之治也。
室家盈庭（廷），則勸親之經也。
正始必自孤寡，文王治岐之所先也。
阜民必本田邑，周公《七月》之所詠也。
發政而禁苛暴，省刑薄斂之功。
舉傑而誅譏罷（疲），舉直錯枉之效也。
直赢者使近禹麾，所以承弼厥辟。
豪傑者使流澤施，所以阜成兆民也。
末章歸之射禮，則深厭兵争之禍，而武王散軍郊射之遺意也。
于此可以見原志意之遠，學術之醇，迥非管韓孫吳及蘇張莊惠遊談雜霸之士之所能及。
”（蔣骥《楚辭餘論》）這樣，作品的現實意義和戰鬥性便大大加強了。
本篇在結構上也具有特點。
采用開門見山的手法，直接點題，一氣而下。
環環相扣，所以諸家分章頗分歧。
由“青春受獻”而時光飛逝，春色盎然而萬物競相展現自己的生命力，點出招魂的具體時節。
下文“魂乎歸來，無東無西，無南無北”的呼喚，入題自然，幹淨利索。
在對四方險惡環境的誇張描述之後，以“魂魄歸徕，閑以靜隻。
自恣荊楚，安以定隻”轉入到對楚國故地的環境描寫，闡聯順當，一點也不顯得突兀。
并以“閑以靜隻”、“安以定隻”、“逞志究欲，心意安隻”、“年壽延隻”作為主題，給下文的大肆鋪叙作綱領。
在對楚國飲食、樂舞、美人、宮室等的鋪排和炫耀中，以“定空桑隻”、“安以舒隻”、“靜以安隻”、“恣所便隻”等與它們相呼應，前後照應，相互關聯。
下一層緊承“居室定隻”，由室内而擴展到室外的“接徑千裡”，由此聯想到“出若雲隻”的楚國人民，以此為出發點，很自然地引出作者對治理國家、造福人民的清明政治的向往，使文章在結構上渾然一體。
《大招》在語言描寫上雖然比不上《招魂》的浪漫奇詭，但仍以其華麗多采的語言，給我們展現出一幅幅奇谲詭異、絢麗多姿的畫面。
尤其是描寫美人的一段，不僅描繪她們的容貌、姿态、裝飾，而且深入展現其心靈性情，不同氣質、不同狀貌的美人紛紛登場亮相，具有濃郁的楚民族風範。
全詩幾乎都用四言句，顯得簡潔整齊、古樸典雅，反映了屈原早年的創作風格。
110.昭質：顯眼的箭靶。
111.大侯：大幅的布制箭靶。
112.揖辭讓：古代射禮，射者執弓挾矢以相揖，又相辭讓，而後升射. 113.三王：楚三王，即《離騷》中的"三後",指句亶王、鄂王、越章王。
【賞析】 王逸說：“《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
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
”漢代既已不能明，則後世更是聚訟紛紛。
洪興祖認為“《大招》恐非屈原作”，朱熹則斬釘截鐵地說：“《大招》決為（景）差作無疑也。
”黃文煥、林雲銘、蔣骥、牟廷相等皆主屈原作。
梁啟超以其中有“小腰秀頸，若鮮卑隻”一語，定為漢人作，劉永濟、遊國恩從之，朱季海則更具體地說是淮南王或其門客所作。
我們認為，《大招》是屈原所作是可信的，但它不應當是王逸所說屈原放逐九年，精神煩亂，恐命将終，故自招其魂；也不是林雲銘、蔣骥所肯定的“原招懷王之詞”。
這篇作品語言古奧，形式上不及《招魂》有創造性，應當是反映了較早的楚宮招魂詞形式。
所以，不當産生在《招魂》之後，而隻能在它之前。
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卒，《大招》應是招威王之魂而作。
其時屈25歲（胡念贻）班究認為屈原生于前353年，在諸家推算屈原生年中最為可信）。
以“大招”名篇是相對于《招魂》而言，《招魂》是屈原招懷王之魂所作，《大招》是招懷王之父威王之魂所作，故按君王之輩份，名曰“大招”。
本篇開始按招魂詞的固定格式陳述四方險惡，呼喚魂不要向東、向南、向西、向北，然後即寫楚國宮廷的美味佳肴，音樂舞蹈美女之盛，宮室之富麗堂皇，苑圃禽鳥之珍異，最後誇飾楚國之地域遼闊、人民富庶、政治清明。
其中對楚國遵法守道、舉賢授能、步武三王一段的描寫，實際上是屈原理想化了的美政。
《離騷》中回顧年青時的政治理想，正由此而來，且一脈相承。
全篇末尾雲：“魂乎來歸，尚三王隻。
”這同《離騷》中稱述“三後之純粹”，《抽思》中“望三王（原誤作“五”）以為像”的情形一樣，都反映出屈原作為楚三王的後代，追念楚國最強盛的時代，既要尊稱國君先祖，又要光耀自己始祖的心情。
因此，《大招》已不是單一的招魂祝辭，而是于其中蘊含了一定的思想。
一方面，通過極言東南西北四方環境的險惡，極力鋪陳楚國飲食、樂舞、宮室的豐富多彩、壯偉華麗，來招喚楚威王的亡魂，表達了對楚君的無限忠心和眷戀之情；“自曼澤怡面以下，皆帝王緻治之事。
永宜厥身，則本身之治也。
室家盈庭（廷），則勸親之經也。
正始必自孤寡，文王治岐之所先也。
阜民必本田邑，周公《七月》之所詠也。
發政而禁苛暴，省刑薄斂之功。
舉傑而誅譏罷（疲），舉直錯枉之效也。
直赢者使近禹麾，所以承弼厥辟。
豪傑者使流澤施，所以阜成兆民也。
末章歸之射禮，則深厭兵争之禍，而武王散軍郊射之遺意也。
于此可以見原志意之遠，學術之醇，迥非管韓孫吳及蘇張莊惠遊談雜霸之士之所能及。
”（蔣骥《楚辭餘論》）這樣，作品的現實意義和戰鬥性便大大加強了。
本篇在結構上也具有特點。
采用開門見山的手法，直接點題，一氣而下。
環環相扣，所以諸家分章頗分歧。
由“青春受獻”而時光飛逝，春色盎然而萬物競相展現自己的生命力，點出招魂的具體時節。
下文“魂乎歸來，無東無西，無南無北”的呼喚，入題自然，幹淨利索。
在對四方險惡環境的誇張描述之後，以“魂魄歸徕，閑以靜隻。
自恣荊楚，安以定隻”轉入到對楚國故地的環境描寫，闡聯順當，一點也不顯得突兀。
并以“閑以靜隻”、“安以定隻”、“逞志究欲，心意安隻”、“年壽延隻”作為主題，給下文的大肆鋪叙作綱領。
在對楚國飲食、樂舞、美人、宮室等的鋪排和炫耀中，以“定空桑隻”、“安以舒隻”、“靜以安隻”、“恣所便隻”等與它們相呼應，前後照應，相互關聯。
下一層緊承“居室定隻”，由室内而擴展到室外的“接徑千裡”，由此聯想到“出若雲隻”的楚國人民，以此為出發點，很自然地引出作者對治理國家、造福人民的清明政治的向往，使文章在結構上渾然一體。
《大招》在語言描寫上雖然比不上《招魂》的浪漫奇詭，但仍以其華麗多采的語言，給我們展現出一幅幅奇谲詭異、絢麗多姿的畫面。
尤其是描寫美人的一段，不僅描繪她們的容貌、姿态、裝飾，而且深入展現其心靈性情，不同氣質、不同狀貌的美人紛紛登場亮相，具有濃郁的楚民族風範。
全詩幾乎都用四言句，顯得簡潔整齊、古樸典雅，反映了屈原早年的創作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