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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浙江吳興），得好友二，其一即魏耕，又名魏璧。
另一當是錢纘曾。
加上竹垞、陳三島、祁班孫，“後先凡六人”。
他們往來吳越，爲國事奔走。
所謂“以詩古文相砥礪”，不過是個幌子，遮人耳目罷了。
這六人志同道合，密謀共圖大事，在共同鬥争中結成深厚情誼。
竹垞也坦率地承認，“當予與五人定交，意氣激揚”。
這，除了文字之交，顯然還有更牢固的精神紐帶在。
如今，“死者委之烏鳶狐兔而不可問，徙者遠處寒苦不毛之地”，隻剩下竹垞一人，爲了避禍，不得不奔走於道路，跑到浙江南部的永嘉去。
一般墓表之類，屬於應酬文字，語多泛泛，而竹垞此文卻大異於一般，寫得既沉痛，又真摯，可説是捶胸頓足，字字血淚。
若非並肩戰鬥的患難至交，斷難至此。
我們讀了這篇文章，再參照全祖望《雪竇山人墳版文》和其他有關資料，則於竹垞早年曾參預抗清活動一事，就看得比較清楚了。
遺憾的是，竹垞中年以後，竟一改初衷，應清王朝“博學鴻詞”之徵，與李因篤等同時以布衣除檢討，未幾罷歸。
竹垞以明顯宦之後，磨劍十年，結客五陵，聲華藉甚，終不免於輕出，論者惜之。
二 竹垞的文學作品，詩占了較大比重。
清詩與明代之偏於宗唐有異，受宋詩影響較深，清人宗唐而取得成就者很少。
而學宋，作爲一種風尚，幾乎與有清一代相終始。
尤其是清初幾位有影響的詩人，如錢謙益、黃宗羲、吳偉業、查慎行等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得益於宋詩。
稍後的首倡“神韻”説的王士禛，其中年爲“避熟求新”，也“越三唐而事兩宋”。
朱彜尊早年宗杜，認爲杜詩：“無一不關乎綱常倫紀之目，而寫時狀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
然則善學詩者，捨子美其誰師也？”可謂推崇備至。
他步武七子，追蹤唐音，強調：“明詩之盛，無過正德，而李獻吉、鄭繼之二子深得子美之旨。
”（均見《與高念祖論詩書》）并引西泠十子爲同調。
到了晚年，他一方面仍取法於唐，堅持明七子、西泠十子的宗風，一方面又在學唐人而具體之後言宋，博采宋人之長，標舉黃庭堅。
竹垞對明詩的評價與清初詩人不同。
當時，錢謙益等人曾對明七子獨尊盛唐的擬古之風深表不滿，他指責李夢陽曰：“必曰漢後無文，唐後無詩，此數百年之宇宙日月盡皆缺陷晦蒙，直待獻吉而洪荒開闢乎？”黃宗羲對七子之獨尊盛唐、貶抑宋元，也認爲是絶對化了。
他爲張心友詩作序時曾説：“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搆而出諸於外，若異域然。
即唐之時，亦非無蹈常襲故、充其膚廓而神理蔑如者。
”竹垞也察覺到一味宗唐者之失，從而指出：“自陳先生子龍倡爲華縟之體，海内稱焉。
二十年來，鄉曲效之者，往往模其形似而遺其神明。
善言詩者從而厭薄之，以爲不足傳，由其言之無情而非自得者也。
”（《錢舍人詩序》）他與黃宗羲都主張學唐應緻力於得其神理，反對模其形似，亦步亦趨。
同時，竹垞也批評過學宋者之失，謂：“今之言詩者，每厭棄唐音，轉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師法蘇、黃，下乃效及楊廷秀之體，叫囂以爲奇，俚鄙以爲正。
譬之於樂，其變而不成方者歟？”（《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他既非盲目地宗唐，亦非無條件地學宋。
他不贊成錢謙益等一筆抹倒明七子的偏頗態度，也對七子持有一定的保留。
他在《王先生言遠詩序》中曾指出七子機械地界劃唐詩，“斤斤於格調聲律之高下，使出於一”，“以唐人之志爲志”，結果，“辭非己出”，而流爲“剽賊”。
他自稱“于詩學之四十年，自少壯迄今，體製數變”（《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
這種變，是“知正而言變”（《丁武選詩集序》），是像某些宋人作者那樣，“學唐人而變之”，并不是要“軼出唐人之上”，更不是“捨唐人而稱宋，又專取其不善變者效之”（均見《王學士西征草序》）。
稱宋的前提仍然是學唐，如果不曾目睹全唐人之詩而言宋，那是“不足師”的。
變，也要在這個基礎上變，這樣，才能“變而成方”，“臻古人之域”。
歸根到底，宗唐是正，言宋是變，本末不可倒置。
這正是竹垞經過多年探索，順應着年齡的增長，環境的變化，最後確定的詩歌主張。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爲竹垞詩“至其中歲以還，則學問愈博，風骨愈壯，長篇險韻，出奇無窮”。
趙執信論清詩，則以竹垞、漁洋爲大家，謂“王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之學博，而才足以運之”。
秋谷於清人，持論甚苛，少所首肯，故這一評價，亦足以概見竹垞詩自有其面目。
朱、王有共同處，他們都有鑒於“宋詩質直，流爲有韻之語録；元詩縟豔，流爲對句之小詞”的弊病，有志於力矯清初“談詩競尚宋元”的風氣。
故早年都標榜盛唐，又都是古體崇王、孟，律以杜甫爲法，二人亦各有所得。
朱功力不亞於王，惟爲詞名所掩，加上其他因素，以緻未能如王之理論上自成一家，創作上富有成果，領袖詩壇垂數十年之久，成爲一代正宗。
當明亡時，竹垞還是十幾歲的少年，清兵入浙，他親歷過國破家亡、顛沛流離的痛苦生活。
二十一歲客山陰，與祁彪佳之子理孫、班孫相過從，與抗清志士共同參預了鄭成功、張煌言進軍長江的密謀。
事敗後，他避禍溫州。
直至五十歲那年，出應清廷博學鴻詞試中式，以布衣被授予翰林院檢討，當了一名小小的七品官。
這是他一生的轉折。
經過長時期的深自韜晦和奔走逐食，青年時期的鋭氣早已消磨殆盡，如今走上了仕途，地位變了，就更加謹飭穩練了。
詩的風格自然也與早、中期有所不同。
他晚年手定的《曝書亭詩集》，其中大量保存的是應酬贈答、模山範水、花草蟲魚、詠懷古跡以及嘲風弄月、豔情、閑適之作，已很難找見早年鬥争生活的印跡。
而與祁氏兄弟、魏璧等的一段往事，尤極力隱諱，其有關詩篇，多被删削，所存者僅詩酒流連、飲宴唱酬之什。
能反映那個時代面貌的，有他十八歲時所作的《曉入郡城》和十九歲時所作的《舟經震澤》二首。
前者透過“壞籬”、“古道”、“孤城”、“兵氣”、“昏煙”等富有特徵的景物描寫，着重渲染了郡城嘉興兵燹之後的殘破景象和作者的悲苦惆悵（其《悲歌》所雲：“我欲悲歌，誰當和者，四顧無人，煢煢曠野。
”所表達的是同樣心情）。
後者則憑弔了太湖抗清義軍首領吳昜，通過象徵和比喻手法，寄托了作者對這位“節士”的景仰和懷念，頗有現實意義。
集中《捉人行》、《馬草行》正面揭露清兵和官府擾害平民的罪惡行徑，滿紙辛酸，深得杜詩、白居易樂府的遺意。
《玉帶生歌》取材于文天祥故物，寫來慷慨悲歌，音節蒼涼。
通過詠硯，作者以滿腔熱情謳歌了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氣節和謝翺的情操。
沈德潛曾評此詩雲：“小小一硯，傳出信國之忠，臯羽之義。
”又曰：“硯與信國雙收，是何神勇！”可見評價之高。
《鴛鴦湖櫂歌一百首》，規模宏大，格調清新，不失爲《竹枝》遺響，其描繪浙西水鄉風土人情，頗具特色，一時和者甚衆。
竹垞早年遊甌，所作甚夥，不乏可觀。
其中，如《永嘉除日述懷》、《東甌王廟》，皆五言長律，既饒性情，又極見功力。
北遊雁門諸作，風格沉雄蒼勁，寄托遙深，均屬上乘之作。
如《土木堡》： 平蕪一簣狼山下，九月驅車白霧昏。
到眼關河成故迹，傷心土木但空屯。
元戎苦戰翻迴蹕，諸將論功首奪門。
早遣金繒和社稷，祠官誰奉裕陵園？ 全詩痛于謙之死，譏英宗庸劣，斥諸將奪門之誤，結句尤饒餘味，愛憎十分鮮明。
又如《宣府鎮》、《雁門關》等亦屬此類，借詠懷古跡，寓故國之思，宛轉低回，一唱三嘆。
至如其他弔古之篇，如長律《謁大禹陵》、《嶽忠武王墓》、《于忠肅公祠》、《謁劉文成公祠》以及五律《文丞相祠》、《濰水弔韓淮陰》等，議論正大，感慨深沉，格律精嚴，堪稱力作。
餘如酬應諸篇，亦時有佳什。
如《逢姜給事埰》、《送林佳璣還莆田》、《太原客舍同方三孝廉育盛話舊二首》等，亦明心見性，絶少矯飾。
除此而外，在他後期作品中，感情真摯，手法新穎，較有個性的作品就一般不多了。
但既遭貶謫，政治上受到打擊，中心鬱結，遂不無怨憤之詞，間於時政有所譏刺，亦自難免，不過是手法更加含蓄隱蔽罷了。
總而言之，竹垞詩，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前期
另一當是錢纘曾。
加上竹垞、陳三島、祁班孫，“後先凡六人”。
他們往來吳越，爲國事奔走。
所謂“以詩古文相砥礪”，不過是個幌子，遮人耳目罷了。
這六人志同道合，密謀共圖大事，在共同鬥争中結成深厚情誼。
竹垞也坦率地承認，“當予與五人定交，意氣激揚”。
這，除了文字之交，顯然還有更牢固的精神紐帶在。
如今，“死者委之烏鳶狐兔而不可問，徙者遠處寒苦不毛之地”，隻剩下竹垞一人，爲了避禍，不得不奔走於道路，跑到浙江南部的永嘉去。
一般墓表之類，屬於應酬文字，語多泛泛，而竹垞此文卻大異於一般，寫得既沉痛，又真摯，可説是捶胸頓足，字字血淚。
若非並肩戰鬥的患難至交，斷難至此。
我們讀了這篇文章，再參照全祖望《雪竇山人墳版文》和其他有關資料，則於竹垞早年曾參預抗清活動一事，就看得比較清楚了。
遺憾的是，竹垞中年以後，竟一改初衷，應清王朝“博學鴻詞”之徵，與李因篤等同時以布衣除檢討，未幾罷歸。
竹垞以明顯宦之後，磨劍十年，結客五陵，聲華藉甚，終不免於輕出，論者惜之。
二 竹垞的文學作品，詩占了較大比重。
清詩與明代之偏於宗唐有異，受宋詩影響較深，清人宗唐而取得成就者很少。
而學宋，作爲一種風尚，幾乎與有清一代相終始。
尤其是清初幾位有影響的詩人，如錢謙益、黃宗羲、吳偉業、查慎行等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得益於宋詩。
稍後的首倡“神韻”説的王士禛，其中年爲“避熟求新”，也“越三唐而事兩宋”。
朱彜尊早年宗杜，認爲杜詩：“無一不關乎綱常倫紀之目，而寫時狀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
然則善學詩者，捨子美其誰師也？”可謂推崇備至。
他步武七子，追蹤唐音，強調：“明詩之盛，無過正德，而李獻吉、鄭繼之二子深得子美之旨。
”（均見《與高念祖論詩書》）并引西泠十子爲同調。
到了晚年，他一方面仍取法於唐，堅持明七子、西泠十子的宗風，一方面又在學唐人而具體之後言宋，博采宋人之長，標舉黃庭堅。
竹垞對明詩的評價與清初詩人不同。
當時，錢謙益等人曾對明七子獨尊盛唐的擬古之風深表不滿，他指責李夢陽曰：“必曰漢後無文，唐後無詩，此數百年之宇宙日月盡皆缺陷晦蒙，直待獻吉而洪荒開闢乎？”黃宗羲對七子之獨尊盛唐、貶抑宋元，也認爲是絶對化了。
他爲張心友詩作序時曾説：“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搆而出諸於外，若異域然。
即唐之時，亦非無蹈常襲故、充其膚廓而神理蔑如者。
”竹垞也察覺到一味宗唐者之失，從而指出：“自陳先生子龍倡爲華縟之體，海内稱焉。
二十年來，鄉曲效之者，往往模其形似而遺其神明。
善言詩者從而厭薄之，以爲不足傳，由其言之無情而非自得者也。
”（《錢舍人詩序》）他與黃宗羲都主張學唐應緻力於得其神理，反對模其形似，亦步亦趨。
同時，竹垞也批評過學宋者之失，謂：“今之言詩者，每厭棄唐音，轉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師法蘇、黃，下乃效及楊廷秀之體，叫囂以爲奇，俚鄙以爲正。
譬之於樂，其變而不成方者歟？”（《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他既非盲目地宗唐，亦非無條件地學宋。
他不贊成錢謙益等一筆抹倒明七子的偏頗態度，也對七子持有一定的保留。
他在《王先生言遠詩序》中曾指出七子機械地界劃唐詩，“斤斤於格調聲律之高下，使出於一”，“以唐人之志爲志”，結果，“辭非己出”，而流爲“剽賊”。
他自稱“于詩學之四十年，自少壯迄今，體製數變”（《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
這種變，是“知正而言變”（《丁武選詩集序》），是像某些宋人作者那樣，“學唐人而變之”，并不是要“軼出唐人之上”，更不是“捨唐人而稱宋，又專取其不善變者效之”（均見《王學士西征草序》）。
稱宋的前提仍然是學唐，如果不曾目睹全唐人之詩而言宋，那是“不足師”的。
變，也要在這個基礎上變，這樣，才能“變而成方”，“臻古人之域”。
歸根到底，宗唐是正，言宋是變，本末不可倒置。
這正是竹垞經過多年探索，順應着年齡的增長，環境的變化，最後確定的詩歌主張。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爲竹垞詩“至其中歲以還，則學問愈博，風骨愈壯，長篇險韻，出奇無窮”。
趙執信論清詩，則以竹垞、漁洋爲大家，謂“王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之學博，而才足以運之”。
秋谷於清人，持論甚苛，少所首肯，故這一評價，亦足以概見竹垞詩自有其面目。
朱、王有共同處，他們都有鑒於“宋詩質直，流爲有韻之語録；元詩縟豔，流爲對句之小詞”的弊病，有志於力矯清初“談詩競尚宋元”的風氣。
故早年都標榜盛唐，又都是古體崇王、孟，律以杜甫爲法，二人亦各有所得。
朱功力不亞於王，惟爲詞名所掩，加上其他因素，以緻未能如王之理論上自成一家，創作上富有成果，領袖詩壇垂數十年之久，成爲一代正宗。
當明亡時，竹垞還是十幾歲的少年，清兵入浙，他親歷過國破家亡、顛沛流離的痛苦生活。
二十一歲客山陰，與祁彪佳之子理孫、班孫相過從，與抗清志士共同參預了鄭成功、張煌言進軍長江的密謀。
事敗後，他避禍溫州。
直至五十歲那年，出應清廷博學鴻詞試中式，以布衣被授予翰林院檢討，當了一名小小的七品官。
這是他一生的轉折。
經過長時期的深自韜晦和奔走逐食，青年時期的鋭氣早已消磨殆盡，如今走上了仕途，地位變了，就更加謹飭穩練了。
詩的風格自然也與早、中期有所不同。
他晚年手定的《曝書亭詩集》，其中大量保存的是應酬贈答、模山範水、花草蟲魚、詠懷古跡以及嘲風弄月、豔情、閑適之作，已很難找見早年鬥争生活的印跡。
而與祁氏兄弟、魏璧等的一段往事，尤極力隱諱，其有關詩篇，多被删削，所存者僅詩酒流連、飲宴唱酬之什。
能反映那個時代面貌的，有他十八歲時所作的《曉入郡城》和十九歲時所作的《舟經震澤》二首。
前者透過“壞籬”、“古道”、“孤城”、“兵氣”、“昏煙”等富有特徵的景物描寫，着重渲染了郡城嘉興兵燹之後的殘破景象和作者的悲苦惆悵（其《悲歌》所雲：“我欲悲歌，誰當和者，四顧無人，煢煢曠野。
”所表達的是同樣心情）。
後者則憑弔了太湖抗清義軍首領吳昜，通過象徵和比喻手法，寄托了作者對這位“節士”的景仰和懷念，頗有現實意義。
集中《捉人行》、《馬草行》正面揭露清兵和官府擾害平民的罪惡行徑，滿紙辛酸，深得杜詩、白居易樂府的遺意。
《玉帶生歌》取材于文天祥故物，寫來慷慨悲歌，音節蒼涼。
通過詠硯，作者以滿腔熱情謳歌了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氣節和謝翺的情操。
沈德潛曾評此詩雲：“小小一硯，傳出信國之忠，臯羽之義。
”又曰：“硯與信國雙收，是何神勇！”可見評價之高。
《鴛鴦湖櫂歌一百首》，規模宏大，格調清新，不失爲《竹枝》遺響，其描繪浙西水鄉風土人情，頗具特色，一時和者甚衆。
竹垞早年遊甌，所作甚夥，不乏可觀。
其中，如《永嘉除日述懷》、《東甌王廟》，皆五言長律，既饒性情，又極見功力。
北遊雁門諸作，風格沉雄蒼勁，寄托遙深，均屬上乘之作。
如《土木堡》： 平蕪一簣狼山下，九月驅車白霧昏。
到眼關河成故迹，傷心土木但空屯。
元戎苦戰翻迴蹕，諸將論功首奪門。
早遣金繒和社稷，祠官誰奉裕陵園？ 全詩痛于謙之死，譏英宗庸劣，斥諸將奪門之誤，結句尤饒餘味，愛憎十分鮮明。
又如《宣府鎮》、《雁門關》等亦屬此類，借詠懷古跡，寓故國之思，宛轉低回，一唱三嘆。
至如其他弔古之篇，如長律《謁大禹陵》、《嶽忠武王墓》、《于忠肅公祠》、《謁劉文成公祠》以及五律《文丞相祠》、《濰水弔韓淮陰》等，議論正大，感慨深沉，格律精嚴，堪稱力作。
餘如酬應諸篇，亦時有佳什。
如《逢姜給事埰》、《送林佳璣還莆田》、《太原客舍同方三孝廉育盛話舊二首》等，亦明心見性，絶少矯飾。
除此而外，在他後期作品中，感情真摯，手法新穎，較有個性的作品就一般不多了。
但既遭貶謫，政治上受到打擊，中心鬱結，遂不無怨憤之詞，間於時政有所譏刺，亦自難免，不過是手法更加含蓄隱蔽罷了。
總而言之，竹垞詩，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前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