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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彜尊（一六二九—一七〇九），字錫鬯，號竹垞，晚號小長蘆釣師，又號金風亭長。
浙江秀水（今嘉興）人。
他是清初極負時譽的文學家，浙西詞派的創始人。
其詩與王士禛齊名，時稱“南朱北王”。
他學識淹博，出經入史，精於考覈，勤於著述。
輯有《經義考》三百卷，《日下舊聞》四十二卷，《詞綜》三十卷，《明詩綜》一百卷，均流傳於世。
又撰有《瀛洲道古録》、《吉金貞石記》、《粉墨春秋》、《禾録》、《鹺志》諸書。
晚年手自删定《曝書亭集》八十卷，收入一生主要作品，性質略近於全集，流行甚廣。
中年時，曾自編《南車草》、《竹垞文類》及《騰笑集》行世。
一 朱彜尊出生於浙西嘉興梅裡（今王店）一個破落的書香之家。
曾祖朱國祚，字兆隆，明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歷任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攝本部尚書事，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入東閣，後以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緻仕，卒贈太傅，謚文恪。
這是朱氏最顯赫的一代，也是竹垞經常提及而引以爲榮的。
祖父朱大競，國祚長子，由蔭生除授都察院照磨，擢工部主事，坐事獲譴，思宗即位後，出任雲南楚雄知府。
不久，奔母喪回籍，卒於家。
竹垞之父朱茂曙，未仕，學者稱“安度先生”。
撰有《兩京求舊録》。
竹垞係其長子。
竹垞早慧，有神童之目。
《國朝先正事略》及朱桂孫、稻孫所撰《祖考竹垞府君行述》都曾提及竹垞生有異禀，“書過眼不遺”。
後者還説到乃祖從小才思敏捷，出口成章，“於詩藝尤工”。
幼時，塾師舉“王瓜”命作對，竹垞應聲曰：“後稷”。
所叙或不無誇飾，亦可見竹垞聰穎和幼學根柢之一斑。
竹垞少時摒棄科舉仕進之路，其原因除了家道中落，貧寒無以自給，生活極不安定外，其叔父朱芾園的影響，也是因素之一。
《國朝先正事略》説他“年十七，棄舉子業，肆力於古學”。
而據《行述》，則應爲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即竹垞十二歲時事。
是歲，浙東西大饑，人相食，竹垞家亦至絶食。
當時，芾園語竹垞：“河北盜賊，中朝朋黨，亂將成矣！何以時文爲？不如舍之學古。
”“乃授《周官禮》、《春秋左氏傳》、《楚辭》、《文選》。
”這，從此決定了他從事學術著述和文學創作的生活道路。
表面上看來，朱芾園讓竹垞放棄舉業，改學古文，是由于時局混亂。
究其實，恐另有原因在。
若按《國朝先正事略》的説法，竹垞當時是十七歲，亦即公元一六四五年，恰好是順治二年，清朝定鼎之第二年。
這未必是偶然的巧合。
又據《行述》，芾園極其推崇黃淳耀文，曾以其稿授竹垞，囑研習之。
一六四五年，也正是黃淳耀抗清失敗、不屈殉難的一年。
這很值得玩索。
何況，芾園之兄，即竹垞的大伯父朱茂暉（死於康熙十四年即公元一六七五年，竹垞爲其繼子），晚明時曾爲復社領袖。
這中間的蛛絲馬跡，自更不容忽視。
竹垞的曾祖父國祚爲明朝重臣，祖大競亦曾仕宦多年。
生長於這樣官宦人家，少年朱竹垞自然會受到薰陶和濡染，父祖輩對他灌輸過民族意識和綱常大義，亦所必然。
這就成爲他日後參預抗清活動的一個思想根源。
據《行述》：竹垞“乙未始遊山陰，過梅市，訪祁氏昆弟，留數月。
”乙未是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竹垞二十七歲。
祁氏昆仲，指曾任南明右僉都禦史、巡撫江南、在清軍破杭州時以身殉明的祁彪佳之子祁班孫、理孫兄弟。
梅市是個小地方，竹垞留連竟至數月之久，其過從之密，概可想見。
儘管由於竹垞晚年自編的《曝書亭集》，删去了記述與祁氏兄弟交遊的一部分有關礙的作品，對這一段經歷諱莫如深，似已變得撲朔迷離了。
但我們仍然能從他自己的或别人的作品中側面地窺見一些内情。
例如竹垞《題祁六班孫東書草堂》一詩中，有句：“東海賦垂釣，西山懷采薇，一爲歌白雪，高調和應稀。
”就不是一般的酬應之作，而是充分肯定了祁氏兄弟的明遺民的身份地位及其抗清意志，并寄托了竹垞深沉的故國之思。
又如竹垞另一首《梅市逢魏璧》，指出爲國事連年奔走西東的魏生，雖窮困潦倒，鬢髮盡白，仍不改初衷。
詩中還盛贊“山陰祁生賢地主，好奇往往相傾許”。
最後竹垞勸慰魏生：雖則所謀未成，“百年強半成蹉跎”，但不可灰心喪氣，“天生汝才豈牖下，何爲抱膝獨悲歌”？透過此詩，竹垞與祁氏兄弟、魏璧之間的親密關係，自不難概見。
此外，竹垞確曾參加過抗清活動，還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得到印證： 一、竹垞與明末抗清志士、遺民詩人，都保持着密切聯繫。
據《行述》所載，竹垞於一六五六年曾去嶺南，在那裏待了兩年，與屈翁山（大均）、陳元孝（恭尹）交遊甚密。
屈、陳與梁佩蘭并稱嶺南三家。
屈大均曾參加抗清隊伍，進行武裝鬥争，兵敗後，削髮爲僧，後又還俗，與顧炎武、李因篤等交往，以布衣終。
陳恭尹父因抗清犧牲，他自己曾被明桂王授爲錦衣衛指揮僉事。
桂王敗亡後，隱居不出。
竹垞留粵達二年，顯然是有活動的。
《曝書亭集》有關這方面的吟詠，多係流連光景、詩酒酬贈之作。
這是竹垞在有意迴避。
不過，就集中所收一部份涉及屈大均的作品，如《喜羅浮屈五過訪》、《寄屈五金陵》、《過筏公西谿精舍懷羅浮屈五留白下》聯句、《同杜濬、俞汝言、屈大均三處士放鶴洲探梅分韻》、《屈五來自白下期作山陰之遊》、《同王二猷定登種山懷古招屈五大均》、《寓山訪屈五》等這些早期作品，以及屈大均贈竹垞的詩來看，則兩人過從之密、交誼之篤、志趣之相投，灼然可見。
竹垞比翁山於屈原，以爲其所爲“皆合乎三閭之老”（見《九歌草堂詩集序》）。
又如竹垞《將歸留别粵中知己》一首，寫到“于役既有年，歸哉方自今”。
可見留粵二年，并未悠遊自在。
至于“于役”的内容，何以自今方歸的原因，都未細説。
全詩哀婉淒苦，所謂“行邁日靡靡，憂心亦欽欽”雲雲，就不是一般的離愁别恨了。
二、康熙七年（一六六八）二月，顧炎武曾因山東姜元衡的告發被捕入獄，竹垞與李因篤等曾盡力營救，始獲釋放（據《顧亭林詩文集·出版説明》）。
按《曝書亭集》未見有竹垞贈顧炎武或任何有關顧的詩，僅有一篇《與顧寧人書》，純係論文，不及其他。
而《亭林詩集》則還保存着一首五言長律《朱處士彜尊過餘於太原東郊贈之》，全詩二十四句，十二韻。
是否即係竹垞《與顧寧人書》所説的“贈以長律二百言”，待考。
不過，從亭林詩中“吞聲同太息，吮筆一酸辛”、“自來賢達士，往往在風塵”等句看來，除了對竹垞備極推崇之外，兩人存在着不同尋常的情誼，也是毋庸置疑的。
至於李因篤，亭林曾作書與李湘北，促其準許李因篤歸養老母，并爲李父撰寫墓志銘（見《亭林文集》）。
凡此，也可以印證他們三人的關係。
另，竹垞與魏禧交誼甚厚，魏乃明末諸生，明亡後不食周粟，隱居翠微峰，也是有名的遺民文人。
三、竹垞爲朱士稚撰《貞毅先生墓表》一文中，也透露了此中消息。
朱士稚是明顯宦之後，父官雷州知府，祖曾爲明大學士，與竹垞家世極相似。
竹垞早期詩作中，有《梅市對雨遲朱士稚不至同呂師濂祁理孫、班孫分韻得泥字》，以及《山陰雨霽同楊大春華遊郊外飲朱廿二士稚墓下》、《梅市訪祁七明府熊佳留贈公子誠孫因憶亡友朱廿二士稚》。
後者寫得頗爲沉痛，但不具體。
而《墓表》則談到士稚“遭亂，散千金結客，坐繫獄論死。
宗觀號呼於所知，斂重貲賄獄吏，得不死”。
又説到士稚出獄後，“放蕩江湖間。
至歸安，得好友二人，其一，自慈谿遷於歸安者也。
自是，每出則三人俱。
至長洲，交陳三島，已，交予裡中，交祁班孫於梅市，後先凡六人”。
還説到士稚死後，“二人渡江，經濟其喪，視斂含”。
“予與祁子臨穴，視其封，慟哭而去”。
最後，説到死者之親屬“曾以狀至歸安，乞二人志其墓，而二人者，皆不果”。
又明年，“二人坐慘法死，祁子亦株繫戍極邊以去”。
這段話包含着許多隱情，儘管叙述時閃爍其詞，若細加尋繹，仍可知其大概。
此文係作於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或稍後。
其事全祖望《雪竇山人墳版文》等言之甚詳。
這裏所謂的朱士稚“散千金結客”，分明是一種抗清活動。
後來至歸安
浙江秀水（今嘉興）人。
他是清初極負時譽的文學家，浙西詞派的創始人。
其詩與王士禛齊名，時稱“南朱北王”。
他學識淹博，出經入史，精於考覈，勤於著述。
輯有《經義考》三百卷，《日下舊聞》四十二卷，《詞綜》三十卷，《明詩綜》一百卷，均流傳於世。
又撰有《瀛洲道古録》、《吉金貞石記》、《粉墨春秋》、《禾録》、《鹺志》諸書。
晚年手自删定《曝書亭集》八十卷，收入一生主要作品，性質略近於全集，流行甚廣。
中年時，曾自編《南車草》、《竹垞文類》及《騰笑集》行世。
一 朱彜尊出生於浙西嘉興梅裡（今王店）一個破落的書香之家。
曾祖朱國祚，字兆隆，明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歷任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攝本部尚書事，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入東閣，後以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緻仕，卒贈太傅，謚文恪。
這是朱氏最顯赫的一代，也是竹垞經常提及而引以爲榮的。
祖父朱大競，國祚長子，由蔭生除授都察院照磨，擢工部主事，坐事獲譴，思宗即位後，出任雲南楚雄知府。
不久，奔母喪回籍，卒於家。
竹垞之父朱茂曙，未仕，學者稱“安度先生”。
撰有《兩京求舊録》。
竹垞係其長子。
竹垞早慧，有神童之目。
《國朝先正事略》及朱桂孫、稻孫所撰《祖考竹垞府君行述》都曾提及竹垞生有異禀，“書過眼不遺”。
後者還説到乃祖從小才思敏捷，出口成章，“於詩藝尤工”。
幼時，塾師舉“王瓜”命作對，竹垞應聲曰：“後稷”。
所叙或不無誇飾，亦可見竹垞聰穎和幼學根柢之一斑。
竹垞少時摒棄科舉仕進之路，其原因除了家道中落，貧寒無以自給，生活極不安定外，其叔父朱芾園的影響，也是因素之一。
《國朝先正事略》説他“年十七，棄舉子業，肆力於古學”。
而據《行述》，則應爲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即竹垞十二歲時事。
是歲，浙東西大饑，人相食，竹垞家亦至絶食。
當時，芾園語竹垞：“河北盜賊，中朝朋黨，亂將成矣！何以時文爲？不如舍之學古。
”“乃授《周官禮》、《春秋左氏傳》、《楚辭》、《文選》。
”這，從此決定了他從事學術著述和文學創作的生活道路。
表面上看來，朱芾園讓竹垞放棄舉業，改學古文，是由于時局混亂。
究其實，恐另有原因在。
若按《國朝先正事略》的説法，竹垞當時是十七歲，亦即公元一六四五年，恰好是順治二年，清朝定鼎之第二年。
這未必是偶然的巧合。
又據《行述》，芾園極其推崇黃淳耀文，曾以其稿授竹垞，囑研習之。
一六四五年，也正是黃淳耀抗清失敗、不屈殉難的一年。
這很值得玩索。
何況，芾園之兄，即竹垞的大伯父朱茂暉（死於康熙十四年即公元一六七五年，竹垞爲其繼子），晚明時曾爲復社領袖。
這中間的蛛絲馬跡，自更不容忽視。
竹垞的曾祖父國祚爲明朝重臣，祖大競亦曾仕宦多年。
生長於這樣官宦人家，少年朱竹垞自然會受到薰陶和濡染，父祖輩對他灌輸過民族意識和綱常大義，亦所必然。
這就成爲他日後參預抗清活動的一個思想根源。
據《行述》：竹垞“乙未始遊山陰，過梅市，訪祁氏昆弟，留數月。
”乙未是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竹垞二十七歲。
祁氏昆仲，指曾任南明右僉都禦史、巡撫江南、在清軍破杭州時以身殉明的祁彪佳之子祁班孫、理孫兄弟。
梅市是個小地方，竹垞留連竟至數月之久，其過從之密，概可想見。
儘管由於竹垞晚年自編的《曝書亭集》，删去了記述與祁氏兄弟交遊的一部分有關礙的作品，對這一段經歷諱莫如深，似已變得撲朔迷離了。
但我們仍然能從他自己的或别人的作品中側面地窺見一些内情。
例如竹垞《題祁六班孫東書草堂》一詩中，有句：“東海賦垂釣，西山懷采薇，一爲歌白雪，高調和應稀。
”就不是一般的酬應之作，而是充分肯定了祁氏兄弟的明遺民的身份地位及其抗清意志，并寄托了竹垞深沉的故國之思。
又如竹垞另一首《梅市逢魏璧》，指出爲國事連年奔走西東的魏生，雖窮困潦倒，鬢髮盡白，仍不改初衷。
詩中還盛贊“山陰祁生賢地主，好奇往往相傾許”。
最後竹垞勸慰魏生：雖則所謀未成，“百年強半成蹉跎”，但不可灰心喪氣，“天生汝才豈牖下，何爲抱膝獨悲歌”？透過此詩，竹垞與祁氏兄弟、魏璧之間的親密關係，自不難概見。
此外，竹垞確曾參加過抗清活動，還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得到印證： 一、竹垞與明末抗清志士、遺民詩人，都保持着密切聯繫。
據《行述》所載，竹垞於一六五六年曾去嶺南，在那裏待了兩年，與屈翁山（大均）、陳元孝（恭尹）交遊甚密。
屈、陳與梁佩蘭并稱嶺南三家。
屈大均曾參加抗清隊伍，進行武裝鬥争，兵敗後，削髮爲僧，後又還俗，與顧炎武、李因篤等交往，以布衣終。
陳恭尹父因抗清犧牲，他自己曾被明桂王授爲錦衣衛指揮僉事。
桂王敗亡後，隱居不出。
竹垞留粵達二年，顯然是有活動的。
《曝書亭集》有關這方面的吟詠，多係流連光景、詩酒酬贈之作。
這是竹垞在有意迴避。
不過，就集中所收一部份涉及屈大均的作品，如《喜羅浮屈五過訪》、《寄屈五金陵》、《過筏公西谿精舍懷羅浮屈五留白下》聯句、《同杜濬、俞汝言、屈大均三處士放鶴洲探梅分韻》、《屈五來自白下期作山陰之遊》、《同王二猷定登種山懷古招屈五大均》、《寓山訪屈五》等這些早期作品，以及屈大均贈竹垞的詩來看，則兩人過從之密、交誼之篤、志趣之相投，灼然可見。
竹垞比翁山於屈原，以爲其所爲“皆合乎三閭之老”（見《九歌草堂詩集序》）。
又如竹垞《將歸留别粵中知己》一首，寫到“于役既有年，歸哉方自今”。
可見留粵二年，并未悠遊自在。
至于“于役”的内容，何以自今方歸的原因，都未細説。
全詩哀婉淒苦，所謂“行邁日靡靡，憂心亦欽欽”雲雲，就不是一般的離愁别恨了。
二、康熙七年（一六六八）二月，顧炎武曾因山東姜元衡的告發被捕入獄，竹垞與李因篤等曾盡力營救，始獲釋放（據《顧亭林詩文集·出版説明》）。
按《曝書亭集》未見有竹垞贈顧炎武或任何有關顧的詩，僅有一篇《與顧寧人書》，純係論文，不及其他。
而《亭林詩集》則還保存着一首五言長律《朱處士彜尊過餘於太原東郊贈之》，全詩二十四句，十二韻。
是否即係竹垞《與顧寧人書》所説的“贈以長律二百言”，待考。
不過，從亭林詩中“吞聲同太息，吮筆一酸辛”、“自來賢達士，往往在風塵”等句看來，除了對竹垞備極推崇之外，兩人存在着不同尋常的情誼，也是毋庸置疑的。
至於李因篤，亭林曾作書與李湘北，促其準許李因篤歸養老母，并爲李父撰寫墓志銘（見《亭林文集》）。
凡此，也可以印證他們三人的關係。
另，竹垞與魏禧交誼甚厚，魏乃明末諸生，明亡後不食周粟，隱居翠微峰，也是有名的遺民文人。
三、竹垞爲朱士稚撰《貞毅先生墓表》一文中，也透露了此中消息。
朱士稚是明顯宦之後，父官雷州知府，祖曾爲明大學士，與竹垞家世極相似。
竹垞早期詩作中，有《梅市對雨遲朱士稚不至同呂師濂祁理孫、班孫分韻得泥字》，以及《山陰雨霽同楊大春華遊郊外飲朱廿二士稚墓下》、《梅市訪祁七明府熊佳留贈公子誠孫因憶亡友朱廿二士稚》。
後者寫得頗爲沉痛，但不具體。
而《墓表》則談到士稚“遭亂，散千金結客，坐繫獄論死。
宗觀號呼於所知，斂重貲賄獄吏，得不死”。
又説到士稚出獄後，“放蕩江湖間。
至歸安，得好友二人，其一，自慈谿遷於歸安者也。
自是，每出則三人俱。
至長洲，交陳三島，已，交予裡中，交祁班孫於梅市，後先凡六人”。
還説到士稚死後，“二人渡江，經濟其喪，視斂含”。
“予與祁子臨穴，視其封，慟哭而去”。
最後，説到死者之親屬“曾以狀至歸安，乞二人志其墓，而二人者，皆不果”。
又明年，“二人坐慘法死，祁子亦株繫戍極邊以去”。
這段話包含着許多隱情，儘管叙述時閃爍其詞，若細加尋繹，仍可知其大概。
此文係作於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或稍後。
其事全祖望《雪竇山人墳版文》等言之甚詳。
這裏所謂的朱士稚“散千金結客”，分明是一種抗清活動。
後來至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