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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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王靜安
一、“境界”說我見
詩之體裁有二重性格：一為文字表現，不限寫在紙上者，口語、歌謠并算文字；一為音聲表現。
上古兩者相合，漢以後有“徒詩”。
徒，但也，但為“詩言志”而不能“歌永言”（《尚書·堯典》）。
“徒詩”之外，尚有樂府，不在吾人讨論之列。
今所謂詩未嘗不包括樂府，而究以徒詩為主。
李太白《遠别離》等篇皆樂府題，而實亦徒詩。
唐以後詩分二種：一為古體詩，五七言或雜言；一為近體詩（成立于唐），隻限于五七言，又分律、絕。
一本萬殊，六朝、唐宋之詩體各不同。
近人作舊詩多受唐宋影響，前不能及六朝、漢魏，近不能以新詩入舊體裁。
詩以唐為盛。
于詩，論之者約可分為三種： 一興趣；二神韻；三境界 興趣：嚴羽《滄浪詩話》；神韻：王士禛《漁洋詩話》；境界：王國維（靜安）《人間詞話》。
靜安先生論詞可包括一切文學創作，餘謂“境界”二字高于“興趣”、“神韻”二名。
（一）認識“境界” 嚴羽所謂“興趣”：一是“無迹可求”；二是“言有盡而意無窮”。
天下事莫過于“日用而不知”（《易傳·系辭》）。
孔子曰：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論語·泰伯》） 或謂孔子為愚民政策。
不然，不然。
孔子意蓋亦“日用而不知”之意。
如中國之用“箸”取食，緊、狠、穩、準，正對夾菜之難——碎、硬、滑。
詩雖要講，而妙在“日用而不知”。
講是低能，而不得不爾。
詩本身即帶有一點“玄”，微妙，神秘。
死人什麼都不缺，隻是無生命、靈魂。
而什麼是生命？什麼是靈魂？六朝人以為“玄”乃刀之刃，然而尚病其非天然而有，仍為具體而非“玄”。
“玄”乃先天聰明、後天智慧達不到的，文字、語言說不出的，然而的确是有。
老子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道德經》廿一章），釋迦曰“有”（不無）、曰“一”（無二）、曰“如”（般若波羅蜜），不可譯。
“一”、“有”，日用為“常”，此“常”與“玄”并無二意。
詩原是“常”，惟吾人不體耳。
“日用而不知”裡有體認即——“玄”，如車夫休息時将“塵勞”一旦放下即詩。
然如此，則詩為享樂；而彼吟弄風月者絕非詩人，不合乎人生的意義。
古聖賢教訓，沒有許人白吃飯的，然工作完了之後亦須有一種休息享樂的心情，這樣生活才算完成，更豐富，更有意義、有力量。
詩之存在，即以此故。
有“玄”而無“常”，是精靈、鬼怪；有“常”而無“玄”，是苦人、罪人。
此乃以詩法與世法混合言之，然就“無迹可求”及“言有盡而意無窮”言之，非興趣。
如： 古人端未遠，一笑會吾心。
（陸遊《秋陰》） 此雖無甚了不得，而是詩。
“端”，端的，到底。
“一笑會吾心”，是頓悟氣象，與古人混合而并存，即水乳交融，即嚴羽所謂“無迹可求”、“言有盡而意無窮”。
然餘以為興趣乃詩之動機，但有興趣尚不能使詩成為“無迹可求”或“言有盡而意無窮”。
興趣（動機）在詩本體之前，而非詩。
若興趣為米，詩則為飯，是二非一，不過有關系。
王漁洋所謂神韻與嚴同意，亦玄。
興趣、神韻，名異而實同。
宋人詩皆是有迹可求，言盡意窮，意止于言。
其無迹可求者猶推唐人，如孟浩然之“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可懂不可講，而是好，此即“無迹可求”、“言有盡而意無窮”。
興趣、神韻，是“無迹可求”、“言有盡而意無窮”，然非虛無境界，而是真實。
神韻雖是，而不便以之為口号，功到自然成。
然神韻亦非詩，神韻由詩生。
飯有飯香而飯香非飯。
“興趣”、“神韻”、“境界”，三者總名之為“詩心”。
嚴之興趣，乃詩之成因，在詩前；王漁洋之神韻，乃詩之結果，在詩後，皆非詩之本體。
王靜安之境界非前非後，是詩的本體。
詩之本體當以靜安所說為是。
且滄浪之所謂興趣，漁洋之所謂神韻，皆重在“言有盡而意無窮”、在“無迹可求”，故還是在有詩之後，二者所說一也。
吾輩學人欲求入門，還當以境界為先。
靜安所謂境界者，邊境、界限也。
（境者，如言竟也、止也；界者，疆也、限也。
）過則非是，然不可說。
“境界”二字最恰當，而等于沒說。
詩有境界，即有範圍。
其範圍所有之“合”（content，包藏、含蓄）謂之境界，如山東境界内有山、有水、有人……合言之為山東。
平常所謂境界有迹，而詩之境界無迹，大無不包，細無不舉。
靜安先生說： 境非獨謂景物也。
凡身所涉者皆景物，花之開、雲之變皆是，且景物亦即詩。
大詩人所寫亦不過景物，不能離物。
靜安先生又說： 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
内心之喜怒哀樂等情感（此與感情不同，情感應有思想感覺）亦謂之境界。
大詩人所寫亦不過此二境界。
如此言之，則人人皆可成詩人。
靜安先生又說：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
……有我之境，以我觀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
境界是“常”，即“常”即“玄”。
隻要有境界，則所謂興趣及神韻皆被包在内。
且興趣、神韻二字，“玄”而不“常”，境界二字則“常”而且“玄”，淺言之則“常”，深言之則“玄”，能令人抓住，可作為學詩之階石、入門。
體，體認。
讀文學作品或創作應先心有戥秤，然此仍為第一步功夫。
體認是感覺上的問題，第二步為體會，會是以心會。
會，除“了解”及“能”二義之外，尚作“會合”解。
第三步要體驗，必須親自經驗，非人雲亦雲。
體認是識，體會是學，體驗是行。
所謂學問、道理、生活皆須用此三功夫始不空虛。
三者實在是一個（壹）。
常之轉為玄，玄之轉為常，即看吾人用體之三者如何矣，須能掌其權。
以體認、體會、體驗為工具，以境界為對象（先不必管興趣、神韻），以工具治對象，功行圓滿，興趣、神韻自來。
認識一個人必須熟悉後認識其性格，非表面認識。
認識詩亦然。
因取二王及嚴氏之說，而抓住靜安“境界”二字，以其能同于興趣，通于神韻，而又較興趣、神韻為具體；且于靜安先生所說不完滿處加以補充。
（二）說“因”與“緣” 境界是詩的内容，境界以外的不是詩。
雖如此說，而詩并非孤立的，與境界以外的不能脫離關系。
西洋有所謂自我（唯我）主義，egoism（ego，我），“擺脫萬緣”，絕非可能。
我們可以吸收外界的知識，接受他人的教訓，而形成吾人自己的思想與精神，但絕不能脫離“萬緣”，否則便沒有詩存在，人便不能生存。
人言“欲窮千裡目，更上一層樓”（王之渙《登鹳雀樓》），然欲至樓頂必先求樓門。
王靜安所謂境界即方便之門，馀可以“因”、“緣”二字來說。
因：是種子（谷粒是米的種子），是内心； 緣：是扶助（下谷粒于土未必長稻，必假之雨露、人的耕種、土地的滋養，方能發生滋長。
凡此土地、人力、雨露皆“緣”也），是外物。
“因”是内在的，“緣”是外在的。
隻有外在的“緣”，是不能發生的；隻有内在的“因”而無外在的“緣”，也不能發生滋長。
詩人之自命風雅者，其“因”既不深，“緣”亦甚狹，故其發生滋長亦不會茂盛。
往古來今之大詩人，蓋其“因”甚深，其“緣”甚廣，其根基深，故能成就大。
試觀老杜，凡世界萬物萬事無不可入詩。
一般詩人既輕且單，輕則賤，單則弱，其何能成為詩？古稱“骨重神寒”，人要凝重、博大，詩亦如此。
一般所謂風雅，大都是單弱，猶之盆景，甚雅緻而單弱，不如山中楓林、松林之偉大也。
詩之境界不但不能擺脫外緣，恐怕一切有緣。
然而有緣無因則不可。
“因”是什麼？就是“詩心”。
人人有詩心，在智不增，在愚不減。
凡身心健康，除白癡、瘋癫之外，俱有詩心。
吾人日常喝不為解渴的茶，吃不為充饑的糖果，凡此多馀的、不必需的東西便是詩心。
人生到隻有必需沒有多馀，則距禽獸不遠矣，其可憐已極矣。
禽獸日謀食而歸栖，人亦如此，其不為禽獸也幾希？其為萬物之靈者安在？人要在必需之外有“敷馀”、“富裕”，才有詩；到了無“敷馀”、“富裕”的地步，吾輩凡人恐怕百分之百是沒有詩了。
否則除非聖人或非人。
孔子說： 行有馀力，則以學文。
（《論語·學而》） 吾人衣食除保護饑寒之外，尚求色味之美，美便是詩。
吾輩俱是凡夫，生活中皆有詩，在必需條件之外的便是詩心。
所謂“在智不增，在愚不減”，并非誇大之詞。
便是此詩心（種子），尚要雨露、土地之緣使之發生滋長；若平常灑落土地，摧殘之，閉锢之，則不能滋長。
因是本有，不能再說。
詩心是本有，本有不借緣，不能發生。
如眼是因，能見而無象（緣），則不能顯。
無緣則不顯因，詩心本有而要假之萬緣。
如此，則境界之由來： 因，本，種子；緣，扶助。
若沒有“因”、“緣”，境界根本不能成立。
靜安先生自己解釋：“境非獨謂景物也。
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
”所謂境界，包括外物、内心二者。
靜安先生語是，而少一“轉語”。
王先生似以外物、内心二者對舉（如甜苦、長短），既曰對舉，則非一而二。
今下二轉語：其一，心為主而物為輔，不是對舉。
《論語·為政》雲：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北辰為主（内心），是“因”；衆星為輔（外物），是“緣”。
所謂内心即詩心，簡稱曰心。
若此心健全、潔淨且旺盛之時，則“譬如北辰”，衆星自來“共之”。
俗語說：“太平天子當中坐，清慎官員四海分。
”既曰“主”、曰“輔”，自有輕重之分，而非對舉。
本因愈強，則外緣愈富（盛）。
老杜詩“緣”富即以其“因”強。
天地間萬物加以本心哀樂，無一非詩。
别人詩比老杜總顯貧弱，即以其對外物有“是詩”、“非詩”之主見，故範圍狹；老杜則無不可入詩，即以其本因（心）強。
餘先由因說到緣。
曰“本”、曰“本有”，根本、為主之意；一則本來之意，人人可有。
《大乘起信論》曰： 是心從本以來，自性清淨而有無明，為無明所染，有其染心。
《大乘起信論》乃馬鳴菩薩所作，今借其言以論詩。
佛經真見得明白，故說得透徹。
小兒詩心多，即因性清淨，興趣多；年歲長為物質牽扯則有染心，不是自性清淨之心。
小兒心常在活動（activity），是由興趣所發，不是由計較、打算而發。
由計較生出之活動是染心。
計較之對象即無明（不智慧），而人人自性清淨即有無明，為無明所染，有其染心，則本心、清淨之心喪。
無明及染心由物來，如此豈非應抹殺外物、專要内心？豈非但有因即可，何必緣？然而不然，吾人既承認心與物為主及輔，則内心與外物不能隔離。
詩與外物有密切關系，僅有詩心尚不是詩；正如米之非飯，而稻之非米。
欲使米成飯，使詩心成詩，即須借外緣。
不有外緣，何顯心？
上古兩者相合，漢以後有“徒詩”。
徒，但也，但為“詩言志”而不能“歌永言”（《尚書·堯典》）。
“徒詩”之外，尚有樂府，不在吾人讨論之列。
今所謂詩未嘗不包括樂府，而究以徒詩為主。
李太白《遠别離》等篇皆樂府題，而實亦徒詩。
唐以後詩分二種：一為古體詩，五七言或雜言；一為近體詩（成立于唐），隻限于五七言，又分律、絕。
一本萬殊，六朝、唐宋之詩體各不同。
近人作舊詩多受唐宋影響，前不能及六朝、漢魏，近不能以新詩入舊體裁。
詩以唐為盛。
于詩，論之者約可分為三種： 一興趣；二神韻；三境界 興趣：嚴羽《滄浪詩話》；神韻：王士禛《漁洋詩話》；境界：王國維（靜安）《人間詞話》。
靜安先生論詞可包括一切文學創作，餘謂“境界”二字高于“興趣”、“神韻”二名。
（一）認識“境界” 嚴羽所謂“興趣”：一是“無迹可求”；二是“言有盡而意無窮”。
天下事莫過于“日用而不知”（《易傳·系辭》）。
孔子曰：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論語·泰伯》） 或謂孔子為愚民政策。
不然，不然。
孔子意蓋亦“日用而不知”之意。
如中國之用“箸”取食，緊、狠、穩、準，正對夾菜之難——碎、硬、滑。
詩雖要講，而妙在“日用而不知”。
講是低能，而不得不爾。
詩本身即帶有一點“玄”，微妙，神秘。
死人什麼都不缺，隻是無生命、靈魂。
而什麼是生命？什麼是靈魂？六朝人以為“玄”乃刀之刃，然而尚病其非天然而有，仍為具體而非“玄”。
“玄”乃先天聰明、後天智慧達不到的，文字、語言說不出的，然而的确是有。
老子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道德經》廿一章），釋迦曰“有”（不無）、曰“一”（無二）、曰“如”（般若波羅蜜），不可譯。
“一”、“有”，日用為“常”，此“常”與“玄”并無二意。
詩原是“常”，惟吾人不體耳。
“日用而不知”裡有體認即——“玄”，如車夫休息時将“塵勞”一旦放下即詩。
然如此，則詩為享樂；而彼吟弄風月者絕非詩人，不合乎人生的意義。
古聖賢教訓，沒有許人白吃飯的，然工作完了之後亦須有一種休息享樂的心情，這樣生活才算完成，更豐富，更有意義、有力量。
詩之存在，即以此故。
有“玄”而無“常”，是精靈、鬼怪；有“常”而無“玄”，是苦人、罪人。
此乃以詩法與世法混合言之，然就“無迹可求”及“言有盡而意無窮”言之，非興趣。
如： 古人端未遠，一笑會吾心。
（陸遊《秋陰》） 此雖無甚了不得，而是詩。
“端”，端的，到底。
“一笑會吾心”，是頓悟氣象，與古人混合而并存，即水乳交融，即嚴羽所謂“無迹可求”、“言有盡而意無窮”。
然餘以為興趣乃詩之動機，但有興趣尚不能使詩成為“無迹可求”或“言有盡而意無窮”。
興趣（動機）在詩本體之前，而非詩。
若興趣為米，詩則為飯，是二非一，不過有關系。
王漁洋所謂神韻與嚴同意，亦玄。
興趣、神韻，名異而實同。
宋人詩皆是有迹可求，言盡意窮，意止于言。
其無迹可求者猶推唐人，如孟浩然之“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可懂不可講，而是好，此即“無迹可求”、“言有盡而意無窮”。
興趣、神韻，是“無迹可求”、“言有盡而意無窮”，然非虛無境界，而是真實。
神韻雖是，而不便以之為口号，功到自然成。
然神韻亦非詩，神韻由詩生。
飯有飯香而飯香非飯。
“興趣”、“神韻”、“境界”，三者總名之為“詩心”。
嚴之興趣，乃詩之成因，在詩前；王漁洋之神韻，乃詩之結果，在詩後，皆非詩之本體。
王靜安之境界非前非後，是詩的本體。
詩之本體當以靜安所說為是。
且滄浪之所謂興趣，漁洋之所謂神韻，皆重在“言有盡而意無窮”、在“無迹可求”，故還是在有詩之後，二者所說一也。
吾輩學人欲求入門，還當以境界為先。
靜安所謂境界者，邊境、界限也。
（境者，如言竟也、止也；界者，疆也、限也。
）過則非是，然不可說。
“境界”二字最恰當，而等于沒說。
詩有境界，即有範圍。
其範圍所有之“合”（content，包藏、含蓄）謂之境界，如山東境界内有山、有水、有人……合言之為山東。
平常所謂境界有迹，而詩之境界無迹，大無不包，細無不舉。
靜安先生說： 境非獨謂景物也。
凡身所涉者皆景物，花之開、雲之變皆是，且景物亦即詩。
大詩人所寫亦不過景物，不能離物。
靜安先生又說： 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
内心之喜怒哀樂等情感（此與感情不同，情感應有思想感覺）亦謂之境界。
大詩人所寫亦不過此二境界。
如此言之，則人人皆可成詩人。
靜安先生又說：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
……有我之境，以我觀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
境界是“常”，即“常”即“玄”。
隻要有境界，則所謂興趣及神韻皆被包在内。
且興趣、神韻二字，“玄”而不“常”，境界二字則“常”而且“玄”，淺言之則“常”，深言之則“玄”，能令人抓住，可作為學詩之階石、入門。
體，體認。
讀文學作品或創作應先心有戥秤，然此仍為第一步功夫。
體認是感覺上的問題，第二步為體會，會是以心會。
會，除“了解”及“能”二義之外，尚作“會合”解。
第三步要體驗，必須親自經驗，非人雲亦雲。
體認是識，體會是學，體驗是行。
所謂學問、道理、生活皆須用此三功夫始不空虛。
三者實在是一個（壹）。
常之轉為玄，玄之轉為常，即看吾人用體之三者如何矣，須能掌其權。
以體認、體會、體驗為工具，以境界為對象（先不必管興趣、神韻），以工具治對象，功行圓滿，興趣、神韻自來。
認識一個人必須熟悉後認識其性格，非表面認識。
認識詩亦然。
因取二王及嚴氏之說，而抓住靜安“境界”二字，以其能同于興趣，通于神韻，而又較興趣、神韻為具體；且于靜安先生所說不完滿處加以補充。
（二）說“因”與“緣” 境界是詩的内容，境界以外的不是詩。
雖如此說，而詩并非孤立的，與境界以外的不能脫離關系。
西洋有所謂自我（唯我）主義，egoism（ego，我），“擺脫萬緣”，絕非可能。
我們可以吸收外界的知識，接受他人的教訓，而形成吾人自己的思想與精神，但絕不能脫離“萬緣”，否則便沒有詩存在，人便不能生存。
人言“欲窮千裡目，更上一層樓”（王之渙《登鹳雀樓》），然欲至樓頂必先求樓門。
王靜安所謂境界即方便之門，馀可以“因”、“緣”二字來說。
因：是種子（谷粒是米的種子），是内心； 緣：是扶助（下谷粒于土未必長稻，必假之雨露、人的耕種、土地的滋養，方能發生滋長。
凡此土地、人力、雨露皆“緣”也），是外物。
“因”是内在的，“緣”是外在的。
隻有外在的“緣”，是不能發生的；隻有内在的“因”而無外在的“緣”，也不能發生滋長。
詩人之自命風雅者，其“因”既不深，“緣”亦甚狹，故其發生滋長亦不會茂盛。
往古來今之大詩人，蓋其“因”甚深，其“緣”甚廣，其根基深，故能成就大。
試觀老杜，凡世界萬物萬事無不可入詩。
一般詩人既輕且單，輕則賤，單則弱，其何能成為詩？古稱“骨重神寒”，人要凝重、博大，詩亦如此。
一般所謂風雅，大都是單弱，猶之盆景，甚雅緻而單弱，不如山中楓林、松林之偉大也。
詩之境界不但不能擺脫外緣，恐怕一切有緣。
然而有緣無因則不可。
“因”是什麼？就是“詩心”。
人人有詩心，在智不增，在愚不減。
凡身心健康，除白癡、瘋癫之外，俱有詩心。
吾人日常喝不為解渴的茶，吃不為充饑的糖果，凡此多馀的、不必需的東西便是詩心。
人生到隻有必需沒有多馀，則距禽獸不遠矣，其可憐已極矣。
禽獸日謀食而歸栖，人亦如此，其不為禽獸也幾希？其為萬物之靈者安在？人要在必需之外有“敷馀”、“富裕”，才有詩；到了無“敷馀”、“富裕”的地步，吾輩凡人恐怕百分之百是沒有詩了。
否則除非聖人或非人。
孔子說： 行有馀力，則以學文。
（《論語·學而》） 吾人衣食除保護饑寒之外，尚求色味之美，美便是詩。
吾輩俱是凡夫，生活中皆有詩，在必需條件之外的便是詩心。
所謂“在智不增，在愚不減”，并非誇大之詞。
便是此詩心（種子），尚要雨露、土地之緣使之發生滋長；若平常灑落土地，摧殘之，閉锢之，則不能滋長。
因是本有，不能再說。
詩心是本有，本有不借緣，不能發生。
如眼是因，能見而無象（緣），則不能顯。
無緣則不顯因，詩心本有而要假之萬緣。
如此，則境界之由來： 因，本，種子；緣，扶助。
若沒有“因”、“緣”，境界根本不能成立。
靜安先生自己解釋：“境非獨謂景物也。
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
”所謂境界，包括外物、内心二者。
靜安先生語是，而少一“轉語”。
王先生似以外物、内心二者對舉（如甜苦、長短），既曰對舉，則非一而二。
今下二轉語：其一，心為主而物為輔，不是對舉。
《論語·為政》雲：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北辰為主（内心），是“因”；衆星為輔（外物），是“緣”。
所謂内心即詩心，簡稱曰心。
若此心健全、潔淨且旺盛之時，則“譬如北辰”，衆星自來“共之”。
俗語說：“太平天子當中坐，清慎官員四海分。
”既曰“主”、曰“輔”，自有輕重之分，而非對舉。
本因愈強，則外緣愈富（盛）。
老杜詩“緣”富即以其“因”強。
天地間萬物加以本心哀樂，無一非詩。
别人詩比老杜總顯貧弱，即以其對外物有“是詩”、“非詩”之主見，故範圍狹；老杜則無不可入詩，即以其本因（心）強。
餘先由因說到緣。
曰“本”、曰“本有”，根本、為主之意；一則本來之意，人人可有。
《大乘起信論》曰： 是心從本以來，自性清淨而有無明，為無明所染，有其染心。
《大乘起信論》乃馬鳴菩薩所作，今借其言以論詩。
佛經真見得明白，故說得透徹。
小兒詩心多，即因性清淨，興趣多；年歲長為物質牽扯則有染心，不是自性清淨之心。
小兒心常在活動（activity），是由興趣所發，不是由計較、打算而發。
由計較生出之活動是染心。
計較之對象即無明（不智慧），而人人自性清淨即有無明，為無明所染，有其染心，則本心、清淨之心喪。
無明及染心由物來，如此豈非應抹殺外物、專要内心？豈非但有因即可，何必緣？然而不然，吾人既承認心與物為主及輔，則内心與外物不能隔離。
詩與外物有密切關系，僅有詩心尚不是詩；正如米之非飯，而稻之非米。
欲使米成飯，使詩心成詩，即須借外緣。
不有外緣，何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