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陶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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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嘉瑩一九九○年代重讀筆記，于陶詩一冊之前有題詞：“顧先生講書有時隻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隔此數十年重讀筆記，體會更深。
” 餘不敢說真正了解陶詩本體，所講隻是陶詩給餘之印象。
譬如人所知之粉筆，未必即為其本體，而隻為吾人自視覺所得之印象。
對人之認識亦然。
往古來今所謂文學批評者，蓋皆如此，皆是印象，而非本體。
餘讀陶集四十年，仍時時有新發現，自謂如盲人摸象。
陶詩之不好讀，即因其人之不好懂。
陶之前有曹，之後有杜，對曹、杜覺得沒什麼難懂，而陶則不然。
一、陶公之“調和” 陶公懂人生，愛談老子，明白主客（反客為主）。
陶公調和。
什麼是調和？我們覺得這世界還可以住，不是我們理想的那麼好，也不像我們所想的那樣壞。
陶公在心理一番矛盾之後，生活一番掙紮之後，才得到調和。
陶公的調和不是同流合污，不是和稀泥，不是投降，不是妥協。
鵝卵石之光圓，非天生，是在水中被水沖激又與石互相摩擦而成。
現在世上之老世故、機靈鬼，皆如此，他沒有個性思想了，這是可怕的，這并不是調和。
老杜也曾掙紮、矛盾，而始終沒得到調和，始終是一個不安定的靈魂。
所以在老杜詩中所表現的掙紮、奮鬥精神比陶公還要鮮明，但他的力量比陶并不充實，并不集中。
陶淵明與老杜不同。
佛教反對“昏散”。
“昏散”這兩字實在可怕。
“昏”，一點靈明之氣也沒有了；“散”，一點集中也沒有了。
身體勞動可治精神昏散。
老杜身體也許比陶淵明還健康，但他力量絕不如陶淵明集中。
如打拳之人，力量并不大，但他能集中。
我們精神、力量也許不太大，但要能集中便大了。
老杜即便不“昏”，也是“散”了。
“去昏散病，絕斷常坑”——佛教話頭。
佛教所謂“話頭”便是“格言”，惟句法與我們常用的不同。
去“昏”方有聰明，去“散”方能集中。
與“斷”相對的是“常”，此與句中“斷常”之“常”不同，乃長久之意，“斷常”之“常”乃“俗”之意。
世俗的情感是傳統的，傳統的便不是真的，自己沒有真知灼見，隻是人雲亦雲，故須“斷”。
自己運用自己思想，便是“非常”。
故學道之人要“去昏散病，絕斷常坑”。
道心、詩心、文心是一個，都不能“斷”，一“斷”便完了。
《論語》所說“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裡仁》），造次（造次便是倉促）、颠沛必于是，豈非“常”、“長久”、“恒”，那便“非斷”。
陶淵明對這八個字算做到了。
[1]但佛家如此是要成佛作祖，而陶公之如此并非要成佛作祖，是想做人。
其實要想做一個像樣的、不含糊的人，便須如此。
現代人有健康的嗎？餘自以為是病态。
人若常和瘋人在一起便瘋了，所以精神病院的看護要常換。
在現在的世界、國家、社會，我們身心都有點不正常。
某人說：“沒事别罵街，有什麼用呢？”這話倒對。
青年之慷慨激昂、标新立異是沒用的，而且傷腦筋，不衛生，結果除非自殺。
想找新鮮事，絕不會新鮮——晚上出太陽，不也就成白天了？太奇了，還怎麼和别人一起生活？ 要常常反省，自己有多少能力，盡其在我去努力。
與外界摩擦漸少，心中矛盾也漸少，但不是不摩擦，也不是苟安偷生，是要集中我們的力量去向理想發展。
時常與外界起沖突，那就減少自己努力的力量。
孟子說：“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孟子·離婁下》）這兩句講得很多，今借以為前說之證。
世界是大的，事情是多的，我們又不是大天才，隻要找點小工作盡力去做，便也對得起這世界了。
擔糞的人不挑水，挑水的人不擔糞，專心自己工作，這便是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
挑水的便好好挑水，擔糞的便好好擔糞，不但視為職業，而且視為天職。
一件事便要做到理想地步，決不貪多再做别的。
吃飯尚要一口口吃，何況别的！ 中國詩一說便是病态的，寫愛情簡直把愛情糟蹋了。
外國人寫愛情寫得很神聖，或很嚴肅，或很平常。
陶公詩可以把它講神聖了，講嚴肅了，但絕非平常。
餘所講，是餘頭腦中之印象。
陶淵明把别的都擱下了，都算了，但這正是不擱下，不算了。
陶詩是健康的，陶公是正常的。
而别人都不正常：标新立異，感慨牢騷。
陶公不如此。
無論從縱的曆史還是從橫的社會看，但凡痛哭流涕、感慨牢騷的人，除非不真，若真，不是自殺，便是夭亡，或是瘋狂。
痛苦感慨是消耗，把精力都消耗了，還能做什麼？陶淵明不為此無益之事。
人生精力有限、時間不多，要騰出工夫做些有益之事。
“不作無益害有益”（《尚書·旅獒》），是俗話，也是真話。
“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歸去來兮辭》），陶公實際積極進取，惟在享受上隻“容膝”而已。
儒家說“天”，真好。
佛家所謂“三十三天”是帝釋，太平常，不及儒家所謂“天”。
《孟子·萬章上》雲：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天（天理），或用為名詞，或用為形容詞，其意一也，一方面包含科學家所謂自然，一方面包含宗教所謂上帝。
中國說“樂天知命”（《易傳·系辭》），這是好的，這便是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
現在國家破碎，該做的太多了，但能都做嗎？最好抓住一樣，這就行了，便是所謂不含糊的人。
陶淵明想做縣官就做，不想做就去，這便是陶公之偉大處，便是他不含糊之處。
陶公，樂天知命。
樂天知命固是消極，然能如此必須健康，無論心理、生理。
若有一點不健康，便不能樂天知命。
樂天知命不但要一點兒功夫，且要一點兒力量。
what、why、how（什麼、為什麼、怎麼辦）。
詩人隻有前兩個w，故詩人多是懦弱無能的。
後一個w，如何辦，是哲人的責任。
第三個w，非說理不可，此最是破壞詩之美。
如： 人生如歸雲，空行雜徐疾。
薄暮俱到山，各不見蹤迹。
（陳簡齋《晚晴》） 此在宋詩可為代表，而已不似詩矣，此近于哲人之說理。
現在我們所要的不是what、why，而是how，不必說食為民天，要的是食。
我們讀《離騷》，不要隻看其傷感，要看其煩懑。
此即因沒有辦法，找不到出路——how，故強者感到煩懑，而弱者則感到頹喪。
于此不得不說老杜偉大，其表現有在中國傳統詩人以外的東西（某種民族差精神。
詩人乃自然，不可全歸罪于詩人）：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
浮雲連陣沒，秋草遍山長。
聞說真龍種，仍殘老骕骦。
哀鳴思戰鬥，迥立向蒼蒼。
（《秦州雜詩二十首》其五） 此與“枯木無枝不受寒”（陳簡齋《十月》）不同。
曹操有詩雲： 老骥伏枥，志在千裡，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步出夏門行·龜雖壽》） 老杜蓋曾最受孟德影響，無論有意無意。
“老骥伏枥”不過壯心未已而已，至“哀鳴思戰鬥”簡直待不住了，真是發皇。
而古人詩多含蓄。
詩人不能想辦法，詩人之不行，其命定如此，詩人是又不能、又不行。
老杜“思戰鬥”、“哀鳴”也隻是“迥立向蒼蒼”而已，曹孟德是有辦法，如其詩中所表現的： 山不厭高，水不厭深。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短歌行》） 曹操臨死還給人想辦法；諸葛亮，死人替活人想辦法。
做領袖不難，難于得人；得人不難，難于知人；知人不難，難于任人。
王敦雖奸臣，意志甚強，不論事迹，精神可佩服。
特殊人有特殊辦法，非吾輩凡夫所可取法。
陶淵明是有辦法的。
淵明是平凡的偉大，其《閑情賦》所寫是陶之煩懑。
其文表面似頹喪，實非頹喪，連表面也不頹喪。
“采菊東籬下”（《飲酒二十首》其五），是陶之功行圓滿，好而不敢舉，不敢說真懂。
“種豆南山下”（《歸園田居五首》其三）一首：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學做人便當是此辦法，有一分心，專一分心；有一分力，盡一分力。
為全人類做事是對，而從何做起？先要自己的事盡力去做，就是替全世界做事了。
此是淵明積極精神，且有确實辦法。
故： 曹，英雄中的詩人； 杜，詩人中的英雄； 陶，詩人中的哲人。
英雄的辦法是特殊的，不可學。
哲人不然，哲人所想辦法，皆人人可行的辦法，其中無特殊，誰都會，而不易辦到。
将辦法寫入詩而還成為詩，即如“種豆南山下”。
此因淵明天才過人，學力亦不可及。
老杜學不甚深，精神可佩服，有力。
陳簡齋學問有，而近于佛，非儒家精神。
自《閑情賦》可看出陶用功、蛻化痕迹。
詩人誇大之妄語，乃學道所忌，佛教有“持不妄語戒”。
詩人覺得不如此說不美，不鮮明。
此為自來詩人之大病，即老杜亦有時未能免此，如： 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陶公沒有這個，他之飲酒實不得已，未見愛之深也。
而且陶公做不到的不說，說的都做到了，這一點便了不得。
一般人都是說了不做，陶淵明是言顧行、行顧言。
陶公并非有心言行相顧，而是自然相顧。
一般人是一上來先有心去做，後來便成為自然。
要好的人便時常感到自己說的辦不到，因此而痛苦。
老杜其實并不倔，隻是因别人太圓滑了，因此老杜成為“非常”。
他感情真，感覺真，他也有他的痛苦，便是說了不能做。
從他的詩中常看到他人格的分裂，不像淵明之統一。
杜詩： 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絕句漫興九首》其四） 此二句，普通看這太平常了，但我看這太不平常了。
現在一般人便是想得太多，所以反而什麼都做不出來了。
“莫思身外無窮事”是說“人必有所不為”，“且盡生前有限杯”是說“而後可以有為”。
老杜這兩句有力。
但如太白： 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
（《将進酒》） 便隻是直着脖子嚷。
詩人老離不開酒，尤其李白，老說酒，說得有點厭氣了；陶淵明飲酒實不得已。
一個人無論怎樣調和，即使是聖、是佛，也有其煩惱。
佛是煩惱，耶稣是苦痛。
他不煩惱、苦痛，便不慈悲了。
一個大思想家、宗教家之偉大，都有其苦痛，而與常人不同者，便是他不借外力來打破。
或問趙州和尚：“佛有煩惱麼？”曰：“有。
”曰：“如何免得？”曰：“用免作麼？”這真厲害。
平常人總想免。
人對煩惱苦痛，可分三等： 第一等人，不去苦痛，不免煩惱，“不斷煩惱而入菩提”（《維摩诘經》）。
煩惱是人的境界，菩提是佛的境界，惟佛能之。
煩惱、苦痛在這種人身上，不是一種負擔，而是一種力量、動機。
釋迦、基督、孔子皆然。
孔子說“吾已矣夫”（《論語·子罕》）、“吾衰也久矣”（《論語·述而》），其實他不“已”、不“衰”，他不認輸，臨死還幹呢！而孔子身上還有個“凡”與我們接近，釋迦、基督太偉大，令人可怕。
孔子還說“已”、說“衰”，而釋迦、基督便不說。
第二等人，能借外來事物減少或免除苦痛煩惱。
如波特萊爾（Baudelaire）有一篇散文詩《你醉吧》，不隻是酒，或景緻，或道德，或詩，不論什麼，總之是醉。
中國說“醉心”于什麼，這便是波特萊爾所謂“醉”。
第三等人，終天生活于痛苦煩惱中，整個人被這種洪流所淹沒。
佛說“苦海”，真是苦海；說“奈何”，真是奈何。
他自己也不知是怎麼回事，這種人真是“無明”。
詩人不是宗教家，很難不斷煩惱入菩提；而又非凡人，苦惱實不可免。
于是要解除，所以多逃之于酒。
杜詩若按實際講，便是他把現在所有精力一并集中。
基督說，這杯雖是苦酒，但也喝下去了。
詩人、哲人是鄭重生活的人，他們追求的是美，而得到的也許是醜；所追求的是完整，而得到的也許是破碎；所求是調和，所得也許是矛盾。
人既非佛，如何能“二六時中雜念不生”！陶詩亦然。
餘勸同學如在實際生活或思想上得不到調和，則須注意“變化”。
人要對付實際生活，所說“變化”，就是要“轉”它而不為所“轉”，如趙州和尚所言“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
或問曰：“我嘗聞人言趙州橋，但來此隻見略彴。
”趙州曰：“你隻認得趙州橋，不認得略彴。
”問之，曰：“趙州橋度驢度馬，略彴度人。
”趙州和尚不但能說、能想，而且能行，此人言語犀利，見道甚明，自謂“老僧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别用心處”。
我輩生活是“被十二時辰使”，心為物使，不能使物。
心殺境則聖，境殺心則凡。
一個詩人該是不“被十二時辰使”，而要“使得十二時”。
譬如“變化”，我們就活在“變化”中，但我們要“使”它，不可為它所“使”，不要成為“變化”的奴隸。
但這隻有造時勢之英雄或能如此。
而吾輩為庸人（常人），聖賢仙佛，非常人也。
仙佛不說，要做一個造時勢的英雄，但世上有幾個這樣的人？這次大戰[2]也隻是幾個人支持着。
真是可怕，世界隻掌握在聖賢、仙佛、造時勢的英雄此三類人手中，吾輩既非此等人，如何能不為“變化”所使？而詩人能之。
詩人觀察變化、描寫變化。
生活變化摧殘了我們的生命，但我們仍要看你怎樣把它壓倒，怎樣把它摧殘。
孔子周遊列國歸而作《春秋》，亦此本領。
當你能看它、能寫它時，就是你心作得它主時；若不能作它的主，便不能看、不能寫了。
故要正眼看得它，作得它主。
人寫興奮感情隻能寫概念，便因沒正眼去看，故不能描寫。
吾人不能“二六時中不生雜念”，故亦不能得到調和，而且若一人先得到調和，恐怕倒可怕了。
老杜也沒有調和，他是變化。
陶亦然。
波瀾誓不起，妾心古井水。
（孟郊《烈女操》） “井水”隻能是“古井”，若為河，水流，自力起波；風來，外力起波。
井水，無自力、外力，但若有人打水呢？古井，沒人打。
“二六時中不生雜念”，這是個什麼人？處的是什麼境界？柳子厚遊記有一篇寫某小潭山川泉林之美，而結曰“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小石潭記》）。
這種境界真是可怕，你待得住嗎？（韓、柳無論詩文皆可抗衡，韓以奇偉勝，而精微處不及柳，韓之修養不夠。
柳也躁，但他倒黴，躁不起來了。
）我們在事業上不是英雄，我們在社會上不能做聖賢，在某種境界不能做仙佛。
我們凡人也是悲哀。
餘自以為講得不明白，但提出問題使人自己去想更好。
注釋 [1]葉嘉瑩此處有按語：“此言有真知。
” [2]這次大戰，指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情見與知解 情見、知解，情見就是情，知解就是知。
詩人有兩種：一為情見，二為知解。
中國詩人走的不是知解的路，而是情見的路。
然任何一偉大詩人即使作抒情詩時亦仍有其知解。
陶公之詩與衆不同，便因其有知解。
中國人講究吉祥，而吉祥文字難作。
向陽門第春常在，積善人家慶有馀。
“春常在”、“慶有馀”，真好。
若能如此，真是理想家庭；國家亦然，若能如此，真是大同。
孟子說：“獸相食，且人惡之。
”（《孟子·梁惠王上》）現在人相殺，現在所謂最偉大的人是殺人最多的人。
“向陽門第春常在，積善人家慶有馀”，這之中有哲理而不是詩，便因其知解太多。
“向陽門第”
” 餘不敢說真正了解陶詩本體，所講隻是陶詩給餘之印象。
譬如人所知之粉筆，未必即為其本體，而隻為吾人自視覺所得之印象。
對人之認識亦然。
往古來今所謂文學批評者，蓋皆如此，皆是印象，而非本體。
餘讀陶集四十年，仍時時有新發現，自謂如盲人摸象。
陶詩之不好讀，即因其人之不好懂。
陶之前有曹，之後有杜，對曹、杜覺得沒什麼難懂，而陶則不然。
一、陶公之“調和” 陶公懂人生，愛談老子，明白主客（反客為主）。
陶公調和。
什麼是調和？我們覺得這世界還可以住，不是我們理想的那麼好，也不像我們所想的那樣壞。
陶公在心理一番矛盾之後，生活一番掙紮之後，才得到調和。
陶公的調和不是同流合污，不是和稀泥，不是投降，不是妥協。
鵝卵石之光圓，非天生，是在水中被水沖激又與石互相摩擦而成。
現在世上之老世故、機靈鬼，皆如此，他沒有個性思想了，這是可怕的，這并不是調和。
老杜也曾掙紮、矛盾，而始終沒得到調和，始終是一個不安定的靈魂。
所以在老杜詩中所表現的掙紮、奮鬥精神比陶公還要鮮明，但他的力量比陶并不充實，并不集中。
陶淵明與老杜不同。
佛教反對“昏散”。
“昏散”這兩字實在可怕。
“昏”，一點靈明之氣也沒有了；“散”，一點集中也沒有了。
身體勞動可治精神昏散。
老杜身體也許比陶淵明還健康，但他力量絕不如陶淵明集中。
如打拳之人，力量并不大，但他能集中。
我們精神、力量也許不太大，但要能集中便大了。
老杜即便不“昏”，也是“散”了。
“去昏散病，絕斷常坑”——佛教話頭。
佛教所謂“話頭”便是“格言”，惟句法與我們常用的不同。
去“昏”方有聰明，去“散”方能集中。
與“斷”相對的是“常”，此與句中“斷常”之“常”不同，乃長久之意，“斷常”之“常”乃“俗”之意。
世俗的情感是傳統的，傳統的便不是真的，自己沒有真知灼見，隻是人雲亦雲，故須“斷”。
自己運用自己思想，便是“非常”。
故學道之人要“去昏散病，絕斷常坑”。
道心、詩心、文心是一個，都不能“斷”，一“斷”便完了。
《論語》所說“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裡仁》），造次（造次便是倉促）、颠沛必于是，豈非“常”、“長久”、“恒”，那便“非斷”。
陶淵明對這八個字算做到了。
[1]但佛家如此是要成佛作祖，而陶公之如此并非要成佛作祖，是想做人。
其實要想做一個像樣的、不含糊的人，便須如此。
現代人有健康的嗎？餘自以為是病态。
人若常和瘋人在一起便瘋了，所以精神病院的看護要常換。
在現在的世界、國家、社會，我們身心都有點不正常。
某人說：“沒事别罵街，有什麼用呢？”這話倒對。
青年之慷慨激昂、标新立異是沒用的，而且傷腦筋，不衛生，結果除非自殺。
想找新鮮事，絕不會新鮮——晚上出太陽，不也就成白天了？太奇了，還怎麼和别人一起生活？ 要常常反省，自己有多少能力，盡其在我去努力。
與外界摩擦漸少，心中矛盾也漸少，但不是不摩擦，也不是苟安偷生，是要集中我們的力量去向理想發展。
時常與外界起沖突，那就減少自己努力的力量。
孟子說：“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孟子·離婁下》）這兩句講得很多，今借以為前說之證。
世界是大的，事情是多的，我們又不是大天才，隻要找點小工作盡力去做，便也對得起這世界了。
擔糞的人不挑水，挑水的人不擔糞，專心自己工作，這便是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
挑水的便好好挑水，擔糞的便好好擔糞，不但視為職業，而且視為天職。
一件事便要做到理想地步，決不貪多再做别的。
吃飯尚要一口口吃，何況别的！ 中國詩一說便是病态的，寫愛情簡直把愛情糟蹋了。
外國人寫愛情寫得很神聖，或很嚴肅，或很平常。
陶公詩可以把它講神聖了，講嚴肅了，但絕非平常。
餘所講，是餘頭腦中之印象。
陶淵明把别的都擱下了，都算了，但這正是不擱下，不算了。
陶詩是健康的，陶公是正常的。
而别人都不正常：标新立異，感慨牢騷。
陶公不如此。
無論從縱的曆史還是從橫的社會看，但凡痛哭流涕、感慨牢騷的人，除非不真，若真，不是自殺，便是夭亡，或是瘋狂。
痛苦感慨是消耗，把精力都消耗了，還能做什麼？陶淵明不為此無益之事。
人生精力有限、時間不多，要騰出工夫做些有益之事。
“不作無益害有益”（《尚書·旅獒》），是俗話，也是真話。
“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歸去來兮辭》），陶公實際積極進取，惟在享受上隻“容膝”而已。
儒家說“天”，真好。
佛家所謂“三十三天”是帝釋，太平常，不及儒家所謂“天”。
《孟子·萬章上》雲：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天（天理），或用為名詞，或用為形容詞，其意一也，一方面包含科學家所謂自然，一方面包含宗教所謂上帝。
中國說“樂天知命”（《易傳·系辭》），這是好的，這便是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
現在國家破碎，該做的太多了，但能都做嗎？最好抓住一樣，這就行了，便是所謂不含糊的人。
陶淵明想做縣官就做，不想做就去，這便是陶公之偉大處，便是他不含糊之處。
陶公，樂天知命。
樂天知命固是消極，然能如此必須健康，無論心理、生理。
若有一點不健康，便不能樂天知命。
樂天知命不但要一點兒功夫，且要一點兒力量。
what、why、how（什麼、為什麼、怎麼辦）。
詩人隻有前兩個w，故詩人多是懦弱無能的。
後一個w，如何辦，是哲人的責任。
第三個w，非說理不可，此最是破壞詩之美。
如： 人生如歸雲，空行雜徐疾。
薄暮俱到山，各不見蹤迹。
（陳簡齋《晚晴》） 此在宋詩可為代表，而已不似詩矣，此近于哲人之說理。
現在我們所要的不是what、why，而是how，不必說食為民天，要的是食。
我們讀《離騷》，不要隻看其傷感，要看其煩懑。
此即因沒有辦法，找不到出路——how，故強者感到煩懑，而弱者則感到頹喪。
于此不得不說老杜偉大，其表現有在中國傳統詩人以外的東西（某種民族差精神。
詩人乃自然，不可全歸罪于詩人）：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
浮雲連陣沒，秋草遍山長。
聞說真龍種，仍殘老骕骦。
哀鳴思戰鬥，迥立向蒼蒼。
（《秦州雜詩二十首》其五） 此與“枯木無枝不受寒”（陳簡齋《十月》）不同。
曹操有詩雲： 老骥伏枥，志在千裡，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步出夏門行·龜雖壽》） 老杜蓋曾最受孟德影響，無論有意無意。
“老骥伏枥”不過壯心未已而已，至“哀鳴思戰鬥”簡直待不住了，真是發皇。
而古人詩多含蓄。
詩人不能想辦法，詩人之不行，其命定如此，詩人是又不能、又不行。
老杜“思戰鬥”、“哀鳴”也隻是“迥立向蒼蒼”而已，曹孟德是有辦法，如其詩中所表現的： 山不厭高，水不厭深。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短歌行》） 曹操臨死還給人想辦法；諸葛亮，死人替活人想辦法。
做領袖不難，難于得人；得人不難，難于知人；知人不難，難于任人。
王敦雖奸臣，意志甚強，不論事迹，精神可佩服。
特殊人有特殊辦法，非吾輩凡夫所可取法。
陶淵明是有辦法的。
淵明是平凡的偉大，其《閑情賦》所寫是陶之煩懑。
其文表面似頹喪，實非頹喪，連表面也不頹喪。
“采菊東籬下”（《飲酒二十首》其五），是陶之功行圓滿，好而不敢舉，不敢說真懂。
“種豆南山下”（《歸園田居五首》其三）一首：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學做人便當是此辦法，有一分心，專一分心；有一分力，盡一分力。
為全人類做事是對，而從何做起？先要自己的事盡力去做，就是替全世界做事了。
此是淵明積極精神，且有确實辦法。
故： 曹，英雄中的詩人； 杜，詩人中的英雄； 陶，詩人中的哲人。
英雄的辦法是特殊的，不可學。
哲人不然，哲人所想辦法，皆人人可行的辦法，其中無特殊，誰都會，而不易辦到。
将辦法寫入詩而還成為詩，即如“種豆南山下”。
此因淵明天才過人，學力亦不可及。
老杜學不甚深，精神可佩服，有力。
陳簡齋學問有，而近于佛，非儒家精神。
自《閑情賦》可看出陶用功、蛻化痕迹。
詩人誇大之妄語，乃學道所忌，佛教有“持不妄語戒”。
詩人覺得不如此說不美，不鮮明。
此為自來詩人之大病，即老杜亦有時未能免此，如： 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陶公沒有這個，他之飲酒實不得已，未見愛之深也。
而且陶公做不到的不說，說的都做到了，這一點便了不得。
一般人都是說了不做，陶淵明是言顧行、行顧言。
陶公并非有心言行相顧，而是自然相顧。
一般人是一上來先有心去做，後來便成為自然。
要好的人便時常感到自己說的辦不到，因此而痛苦。
老杜其實并不倔，隻是因别人太圓滑了，因此老杜成為“非常”。
他感情真，感覺真，他也有他的痛苦，便是說了不能做。
從他的詩中常看到他人格的分裂，不像淵明之統一。
杜詩： 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絕句漫興九首》其四） 此二句，普通看這太平常了，但我看這太不平常了。
現在一般人便是想得太多，所以反而什麼都做不出來了。
“莫思身外無窮事”是說“人必有所不為”，“且盡生前有限杯”是說“而後可以有為”。
老杜這兩句有力。
但如太白： 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
（《将進酒》） 便隻是直着脖子嚷。
詩人老離不開酒，尤其李白，老說酒，說得有點厭氣了；陶淵明飲酒實不得已。
一個人無論怎樣調和，即使是聖、是佛，也有其煩惱。
佛是煩惱，耶稣是苦痛。
他不煩惱、苦痛，便不慈悲了。
一個大思想家、宗教家之偉大，都有其苦痛，而與常人不同者，便是他不借外力來打破。
或問趙州和尚：“佛有煩惱麼？”曰：“有。
”曰：“如何免得？”曰：“用免作麼？”這真厲害。
平常人總想免。
人對煩惱苦痛，可分三等： 第一等人，不去苦痛，不免煩惱，“不斷煩惱而入菩提”（《維摩诘經》）。
煩惱是人的境界，菩提是佛的境界，惟佛能之。
煩惱、苦痛在這種人身上，不是一種負擔，而是一種力量、動機。
釋迦、基督、孔子皆然。
孔子說“吾已矣夫”（《論語·子罕》）、“吾衰也久矣”（《論語·述而》），其實他不“已”、不“衰”，他不認輸，臨死還幹呢！而孔子身上還有個“凡”與我們接近，釋迦、基督太偉大，令人可怕。
孔子還說“已”、說“衰”，而釋迦、基督便不說。
第二等人，能借外來事物減少或免除苦痛煩惱。
如波特萊爾（Baudelaire）有一篇散文詩《你醉吧》，不隻是酒，或景緻，或道德，或詩，不論什麼，總之是醉。
中國說“醉心”于什麼，這便是波特萊爾所謂“醉”。
第三等人，終天生活于痛苦煩惱中，整個人被這種洪流所淹沒。
佛說“苦海”，真是苦海；說“奈何”，真是奈何。
他自己也不知是怎麼回事，這種人真是“無明”。
詩人不是宗教家，很難不斷煩惱入菩提；而又非凡人，苦惱實不可免。
于是要解除，所以多逃之于酒。
杜詩若按實際講，便是他把現在所有精力一并集中。
基督說，這杯雖是苦酒，但也喝下去了。
詩人、哲人是鄭重生活的人，他們追求的是美，而得到的也許是醜；所追求的是完整，而得到的也許是破碎；所求是調和，所得也許是矛盾。
人既非佛，如何能“二六時中雜念不生”！陶詩亦然。
餘勸同學如在實際生活或思想上得不到調和，則須注意“變化”。
人要對付實際生活，所說“變化”，就是要“轉”它而不為所“轉”，如趙州和尚所言“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
或問曰：“我嘗聞人言趙州橋，但來此隻見略彴。
”趙州曰：“你隻認得趙州橋，不認得略彴。
”問之，曰：“趙州橋度驢度馬，略彴度人。
”趙州和尚不但能說、能想，而且能行，此人言語犀利，見道甚明，自謂“老僧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别用心處”。
我輩生活是“被十二時辰使”，心為物使，不能使物。
心殺境則聖，境殺心則凡。
一個詩人該是不“被十二時辰使”，而要“使得十二時”。
譬如“變化”，我們就活在“變化”中，但我們要“使”它，不可為它所“使”，不要成為“變化”的奴隸。
但這隻有造時勢之英雄或能如此。
而吾輩為庸人（常人），聖賢仙佛，非常人也。
仙佛不說，要做一個造時勢的英雄，但世上有幾個這樣的人？這次大戰[2]也隻是幾個人支持着。
真是可怕，世界隻掌握在聖賢、仙佛、造時勢的英雄此三類人手中，吾輩既非此等人，如何能不為“變化”所使？而詩人能之。
詩人觀察變化、描寫變化。
生活變化摧殘了我們的生命，但我們仍要看你怎樣把它壓倒，怎樣把它摧殘。
孔子周遊列國歸而作《春秋》，亦此本領。
當你能看它、能寫它時，就是你心作得它主時；若不能作它的主，便不能看、不能寫了。
故要正眼看得它，作得它主。
人寫興奮感情隻能寫概念，便因沒正眼去看，故不能描寫。
吾人不能“二六時中不生雜念”，故亦不能得到調和，而且若一人先得到調和，恐怕倒可怕了。
老杜也沒有調和，他是變化。
陶亦然。
波瀾誓不起，妾心古井水。
（孟郊《烈女操》） “井水”隻能是“古井”，若為河，水流，自力起波；風來，外力起波。
井水，無自力、外力，但若有人打水呢？古井，沒人打。
“二六時中不生雜念”，這是個什麼人？處的是什麼境界？柳子厚遊記有一篇寫某小潭山川泉林之美，而結曰“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小石潭記》）。
這種境界真是可怕，你待得住嗎？（韓、柳無論詩文皆可抗衡，韓以奇偉勝，而精微處不及柳，韓之修養不夠。
柳也躁，但他倒黴，躁不起來了。
）我們在事業上不是英雄，我們在社會上不能做聖賢，在某種境界不能做仙佛。
我們凡人也是悲哀。
餘自以為講得不明白，但提出問題使人自己去想更好。
注釋 [1]葉嘉瑩此處有按語：“此言有真知。
” [2]這次大戰，指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情見與知解 情見、知解，情見就是情，知解就是知。
詩人有兩種：一為情見，二為知解。
中國詩人走的不是知解的路，而是情見的路。
然任何一偉大詩人即使作抒情詩時亦仍有其知解。
陶公之詩與衆不同，便因其有知解。
中國人講究吉祥，而吉祥文字難作。
向陽門第春常在，積善人家慶有馀。
“春常在”、“慶有馀”，真好。
若能如此，真是理想家庭；國家亦然，若能如此，真是大同。
孟子說：“獸相食，且人惡之。
”（《孟子·梁惠王上》）現在人相殺，現在所謂最偉大的人是殺人最多的人。
“向陽門第春常在，積善人家慶有馀”，這之中有哲理而不是詩，便因其知解太多。
“向陽門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