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講 閑叙《樵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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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且與偉人不同。
偉人是為人類做事的，英雄是為自己。
如拿破侖、希特勒可歸為一類，是英雄，不是偉人，是小我，隻是為增加自己的光榮，是小我擴張，并非真為人類。
這樣的英雄太多，真想為人類做點事的人很少。
大禹治水在外三十年，三過家門而不入，不是為自己名譽、地位或利益，這樣的人很少。
稼軒說偉人達到不了，然亦頗相近矣。
他在象牙之塔居住，但伸頭一看，外面人原來如此受苦，便待不住了。
你便是如來佛，也惱下了七寶樓台。
（《元曲選》） 便是活佛也忍不得。
（《水浒傳》）[37]稼軒詞一讀，真讓人待不住、受不了，而讀《樵歌》則不然。
《樵歌》所寫是小我，你們盡管受罪，我還要活着，而且要很舒服地活着。
有道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便是你享福，你看到别人受苦也該同情；但又道“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有有同情心者，便有無同情心者。
不過，像《樵歌》那樣活法很聰明。
對外界的黑暗，我們沒有積極挽回的本領，亦應有消極忍耐的态度，但不是隻管自己，麻木不仁。
餘想做一個書呆子，可是又不能做一個書呆子，同時也不甘心做一個書呆子。
果戈理（Gogol）[38]有中篇小說《外套》，小說中笑料很多，但意義很深刻，使人淚下。
這笑與哭恰似《水浒傳》中某人說的：“哭不得了，所以要笑也。
”《外套》中主人公為一抄書小職員，後轉以别職，反而不成。
[39]餘不甘心做個書呆子，總想伸出頭來往外看看，而結果還得重新埋下頭去做書呆子——“晝夜思量千條計，明朝依舊磨豆腐。
” 不甘心長久居于藝術之宮、象牙之塔，要進行為人生的藝術改革，必先在人生中達到理想境界。
中國舊詩多隻是“為藝術而藝術”，西洋有詩是“為人生而藝術”。
由“為藝術”轉向“為人生”，不容易。
一個人思想的變化若果真是由甲變到乙也好，而不能是思想上的分裂——技術上為藝術而藝術，内容上為人生而藝術。
這二者在詩人，往往前者（為藝術）是無意的，後者（為人生）是有意的。
如柳永《八聲甘州》（對潇潇暮雨）一首之： 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
柳三變何嘗不有身世之感？（身，身體；世，生路。
）讀者若真能了解其意，便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本是為人生而藝術，但他把人生一轉而為藝術，為藝術而藝術。
“霜風凄緊”之實景必為敗葉飄零，“關河冷落”之實景必為水陸行人稀少，“殘照當樓”之實景必為白日西沉，樓中或有人卧病。
實景難堪，而他寫的詞真美，将喜怒哀樂都融合了。
他的确是從喜怒哀樂出發，而最後去掉喜怒哀樂之行迹了，如做菜然，各種佐料，總合是好吃，而不見佐料之行迹。
再如易安詞《如夢令》之：“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 此亦不能算是為人生，仍是為藝術。
為藝術而藝術很近于唯美，“綠肥紅瘦”修辭真好，真美。
“綠肥紅瘦”是詞，而說“葉多花少”便不成了。
餘近得詩一句“天高素月流”，這是詩，而說“天上有月亮”便不成了：此與人之感覺有關。
西洋有言曰：“藝術損傷自然。
”又曰：“要做自然的兒子。
”而又有言曰：“藝術自有其價值。
”藝術不但是模仿，更有其自己的創造。
如“綠肥紅瘦”比“葉多花少”好。
胡适說：詞即宋人新詩。
[40]此語甚有眼光。
詩之好在于有力。
天地間除非不成東西，既成東西本身必定皆有一種力量，否則必滅亡，不能存在。
有“力”，然而一不可勉強，二不可計較。
一勉強，便成叫嚣；不計較，但不是糊塗。
不勉強不是沒力，不計較不是糊塗。
普通人都是算盤打得太清楚。
盡三分義務享一份權利，這樣還好；而近來人之計較都是想少盡義務，多享權利，這樣便壞了。
享權利唯恐其不多，盡義務唯恐其不少，大家庭中便多是如此。
所謂“九世同堂，張公百忍”[41]，一個“忍”字已是苦不堪言，何況“百忍”？要想不計較，非有“力”不可。
所謂不計較，不是胡來，隻是不計算權利、義務。
栽樹的人不是乘涼的人，而栽樹的人不計較這個。
一個人隻計較乘涼而不去栽樹，便失掉了他存在的意義。
一個民族若如此，便該滅亡了。
古人栽樹不計較乘涼，看似傻，但是偉大。
有力而不勉強、不計較，這樣不但是自我擴大，而且是自我消滅（與其說“擴大”，不如說“消滅”）。
文人是自我中心，由自我中心至自我擴大，再至自我消滅，這就是美，這就是詩。
否則但寫風花雪月，專用美麗字眼，仍也不是詩。
我們與其要幾個僞君子，不如要幾個真小人。
“月白風清夜”是僞君子，“月黑殺人地”是真小人。
僞君子必滅亡，還不如真小人，真有點力量。
官兵比土匪人數多、兵器好，而官兵與土匪交戰多是官兵敗，便因官兵多是僞君子，怕死；土匪是真小人，真拼。
人既為人，便要做個真人。
偉人是為人類做事的，英雄是為自己。
如拿破侖、希特勒可歸為一類，是英雄，不是偉人，是小我，隻是為增加自己的光榮，是小我擴張，并非真為人類。
這樣的英雄太多，真想為人類做點事的人很少。
大禹治水在外三十年，三過家門而不入，不是為自己名譽、地位或利益，這樣的人很少。
稼軒說偉人達到不了，然亦頗相近矣。
他在象牙之塔居住，但伸頭一看，外面人原來如此受苦，便待不住了。
你便是如來佛，也惱下了七寶樓台。
（《元曲選》） 便是活佛也忍不得。
（《水浒傳》）[37]稼軒詞一讀，真讓人待不住、受不了，而讀《樵歌》則不然。
《樵歌》所寫是小我，你們盡管受罪，我還要活着，而且要很舒服地活着。
有道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便是你享福，你看到别人受苦也該同情；但又道“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有有同情心者，便有無同情心者。
不過，像《樵歌》那樣活法很聰明。
對外界的黑暗，我們沒有積極挽回的本領，亦應有消極忍耐的态度，但不是隻管自己，麻木不仁。
餘想做一個書呆子，可是又不能做一個書呆子，同時也不甘心做一個書呆子。
果戈理（Gogol）[38]有中篇小說《外套》，小說中笑料很多，但意義很深刻，使人淚下。
這笑與哭恰似《水浒傳》中某人說的：“哭不得了，所以要笑也。
”《外套》中主人公為一抄書小職員，後轉以别職，反而不成。
[39]餘不甘心做個書呆子，總想伸出頭來往外看看，而結果還得重新埋下頭去做書呆子——“晝夜思量千條計，明朝依舊磨豆腐。
” 不甘心長久居于藝術之宮、象牙之塔，要進行為人生的藝術改革，必先在人生中達到理想境界。
中國舊詩多隻是“為藝術而藝術”，西洋有詩是“為人生而藝術”。
由“為藝術”轉向“為人生”，不容易。
一個人思想的變化若果真是由甲變到乙也好，而不能是思想上的分裂——技術上為藝術而藝術，内容上為人生而藝術。
這二者在詩人，往往前者（為藝術）是無意的，後者（為人生）是有意的。
如柳永《八聲甘州》（對潇潇暮雨）一首之： 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
柳三變何嘗不有身世之感？（身，身體；世，生路。
）讀者若真能了解其意，便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本是為人生而藝術，但他把人生一轉而為藝術，為藝術而藝術。
“霜風凄緊”之實景必為敗葉飄零，“關河冷落”之實景必為水陸行人稀少，“殘照當樓”之實景必為白日西沉，樓中或有人卧病。
實景難堪，而他寫的詞真美，将喜怒哀樂都融合了。
他的确是從喜怒哀樂出發，而最後去掉喜怒哀樂之行迹了，如做菜然，各種佐料，總合是好吃，而不見佐料之行迹。
再如易安詞《如夢令》之：“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 此亦不能算是為人生，仍是為藝術。
為藝術而藝術很近于唯美，“綠肥紅瘦”修辭真好，真美。
“綠肥紅瘦”是詞，而說“葉多花少”便不成了。
餘近得詩一句“天高素月流”，這是詩，而說“天上有月亮”便不成了：此與人之感覺有關。
西洋有言曰：“藝術損傷自然。
”又曰：“要做自然的兒子。
”而又有言曰：“藝術自有其價值。
”藝術不但是模仿，更有其自己的創造。
如“綠肥紅瘦”比“葉多花少”好。
胡适說：詞即宋人新詩。
[40]此語甚有眼光。
詩之好在于有力。
天地間除非不成東西，既成東西本身必定皆有一種力量，否則必滅亡，不能存在。
有“力”，然而一不可勉強，二不可計較。
一勉強，便成叫嚣；不計較，但不是糊塗。
不勉強不是沒力，不計較不是糊塗。
普通人都是算盤打得太清楚。
盡三分義務享一份權利，這樣還好；而近來人之計較都是想少盡義務，多享權利，這樣便壞了。
享權利唯恐其不多，盡義務唯恐其不少，大家庭中便多是如此。
所謂“九世同堂，張公百忍”[41]，一個“忍”字已是苦不堪言，何況“百忍”？要想不計較，非有“力”不可。
所謂不計較，不是胡來，隻是不計算權利、義務。
栽樹的人不是乘涼的人，而栽樹的人不計較這個。
一個人隻計較乘涼而不去栽樹，便失掉了他存在的意義。
一個民族若如此，便該滅亡了。
古人栽樹不計較乘涼，看似傻，但是偉大。
有力而不勉強、不計較，這樣不但是自我擴大，而且是自我消滅（與其說“擴大”，不如說“消滅”）。
文人是自我中心，由自我中心至自我擴大，再至自我消滅，這就是美，這就是詩。
否則但寫風花雪月，專用美麗字眼，仍也不是詩。
我們與其要幾個僞君子，不如要幾個真小人。
“月白風清夜”是僞君子，“月黑殺人地”是真小人。
僞君子必滅亡，還不如真小人，真有點力量。
官兵比土匪人數多、兵器好，而官兵與土匪交戰多是官兵敗，便因官兵多是僞君子，怕死；土匪是真小人，真拼。
人既為人，便要做個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