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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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祖國的詩歌，自《詩經》以來，綿歷二千數百年之久，不斷産生着豐富多彩的新形式。
這些新形式的産生，最初都是經過勞動人民的辛勤創作，和音樂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
但是發展到了相當時期，它就會脫離母體而獨立生存，開拓它的廣大園地，在詩歌史上特放異彩。
蘇軾在長短句歌詞上的偉大貢獻，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一般所説的詞，宋人也把它叫作樂府。
它是依附唐、宋以來新興曲調從而創作的新體詩，是音樂語言和文學語言緊密結合的特種藝術形式。
這種“倚聲填詞”的新形式，從唐、五代以迄北宋仁宗朝的作家柳永，積累了許多的經驗，把長短句的新體詩完全音樂化了。
五、七言近體詩進一步發展以後，由於不斷的音樂陶冶，不期然而然地會有“句讀不葺”（李清照説）的長短句的新體格律詩的出現。
蘇軾看準了這個發展規律，也就不妨“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胡寅《酒邊詞序》），從“曲子”中解放出來，在詞壇獨樹一幟，打開“以詩爲詞”（陳師道説）的新局面。
這正好表示他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確是能夠“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雞漫志》卷二）的。
在“橫放傑出”的東坡詞派尚未崛興之前，對長短句歌詞形式的建立有很大功績的，在晚唐則有溫庭筠，“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舊唐書》列傳卷一百四十下）；在北宋則有柳永，爲教坊樂工所得新腔創作歌曲（《避暑録話》卷三）。
這樣，把唐、宋以來新興歌曲的音樂語言和文學語言緊密結合起來了。
一般不懂音律的詩人，有了這個定型的新形式，如令、引、近、慢等，就可以照着它們的固定形式，體會每一詞牌的不同情調，“從心所欲”地來説作者自己所要説的話。
溫、柳二家的開創之功，是不容抹殺的。
南宋愛國詩人陸遊也曾説過：“飛卿《南鄉子》八闋，語意工妙，殆可追配劉夢得《竹枝》。
”（《渭南文集》卷二十七《跋金奩集》）。
蘇軾雖與柳永立於對立地位，但讀到他的《八聲甘州》“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還不免要贊美一聲：“此語於詩句，不減唐人高處。
”（《侯鯖録》卷七）蘇詞的作風，固然脫盡了溫、柳二家的羈絆；但對創調方面，如果沒有溫、柳在前爲詞壇廣闢園地，那他也就很難寫出這許多“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藝概》卷四）的好詞來。
飲水思源，不能不在這裏特提一下。
從九六〇年至一一二六年，就是所謂北宋時代。
五代以來長期割據的分裂局面，到了宋太祖趙匡胤定都汴京（開封）以後，中國復歸於統一。
人民經過長期的休養生息，社會經濟也漸漸繁榮了起來。
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序》談到當日汴京的繁盛情形，是：“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
”都市繁華達到這樣的程度，就爲新聲歌曲創造了發榮滋長的必要條件。
柳詞所以爲當時廣大人民所喜愛，是有它的社會基礎的。
可是統治階級的粉飾太平，掩蓋不了當時的階級矛盾。
宰相呂蒙正就曾説起：“都城，天子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至此。
臣嘗見都城外不數裡，飢寒而死者甚衆
這些新形式的産生，最初都是經過勞動人民的辛勤創作，和音樂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
但是發展到了相當時期，它就會脫離母體而獨立生存，開拓它的廣大園地，在詩歌史上特放異彩。
蘇軾在長短句歌詞上的偉大貢獻，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一般所説的詞，宋人也把它叫作樂府。
它是依附唐、宋以來新興曲調從而創作的新體詩，是音樂語言和文學語言緊密結合的特種藝術形式。
這種“倚聲填詞”的新形式，從唐、五代以迄北宋仁宗朝的作家柳永，積累了許多的經驗，把長短句的新體詩完全音樂化了。
五、七言近體詩進一步發展以後，由於不斷的音樂陶冶，不期然而然地會有“句讀不葺”（李清照説）的長短句的新體格律詩的出現。
蘇軾看準了這個發展規律，也就不妨“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胡寅《酒邊詞序》），從“曲子”中解放出來，在詞壇獨樹一幟，打開“以詩爲詞”（陳師道説）的新局面。
這正好表示他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確是能夠“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雞漫志》卷二）的。
在“橫放傑出”的東坡詞派尚未崛興之前，對長短句歌詞形式的建立有很大功績的，在晚唐則有溫庭筠，“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舊唐書》列傳卷一百四十下）；在北宋則有柳永，爲教坊樂工所得新腔創作歌曲（《避暑録話》卷三）。
這樣，把唐、宋以來新興歌曲的音樂語言和文學語言緊密結合起來了。
一般不懂音律的詩人，有了這個定型的新形式，如令、引、近、慢等，就可以照着它們的固定形式，體會每一詞牌的不同情調，“從心所欲”地來説作者自己所要説的話。
溫、柳二家的開創之功，是不容抹殺的。
南宋愛國詩人陸遊也曾説過：“飛卿《南鄉子》八闋，語意工妙，殆可追配劉夢得《竹枝》。
”（《渭南文集》卷二十七《跋金奩集》）。
蘇軾雖與柳永立於對立地位，但讀到他的《八聲甘州》“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還不免要贊美一聲：“此語於詩句，不減唐人高處。
”（《侯鯖録》卷七）蘇詞的作風，固然脫盡了溫、柳二家的羈絆；但對創調方面，如果沒有溫、柳在前爲詞壇廣闢園地，那他也就很難寫出這許多“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藝概》卷四）的好詞來。
飲水思源，不能不在這裏特提一下。
從九六〇年至一一二六年，就是所謂北宋時代。
五代以來長期割據的分裂局面，到了宋太祖趙匡胤定都汴京（開封）以後，中國復歸於統一。
人民經過長期的休養生息，社會經濟也漸漸繁榮了起來。
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序》談到當日汴京的繁盛情形，是：“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
”都市繁華達到這樣的程度，就爲新聲歌曲創造了發榮滋長的必要條件。
柳詞所以爲當時廣大人民所喜愛，是有它的社會基礎的。
可是統治階級的粉飾太平，掩蓋不了當時的階級矛盾。
宰相呂蒙正就曾説起：“都城，天子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至此。
臣嘗見都城外不數裡，飢寒而死者甚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