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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版《宋詩選注》前言
《宋詩選注》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1985年第五次重印後，我又作了些小小修訂，主要在注解裡。1987年出版社要第六次重印，但因舊版磨損，勢必全部新排，我就獲得機會，把修訂處補進書裡。同時，香港陳松齡先生建議由天地圖書公司也出版《宋詩選注》。多承負責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江秉祥先生慨然惠允，這本書得以在京港台三地分别印行。我很欣幸，并向江、陳兩位先生表示感謝。
陳先生還要我為港台版寫一篇序文。這本書在1958年出版，受到一些公開批判，還能繼續重印，已經曆了“三十年為一世”。它當初不夠趨時，但終免不了也付出趨時的代價——過時，隻能作為那個時期學術風氣的一種文獻了。假如文獻算得時代風貌和作者思想的鏡子，那末這本書比不上現在的清澈明亮的玻璃鏡，隻仿佛古代模糊黯淡的銅鏡，就像聖保羅的名言所謂：“鏡子裡看到的影像是昏暗的。”[1]它既沒有鮮明地反映當時學術界的“正确”指導思想，也不爽朗地顯露我個人在詩歌裡的衷心嗜好。也許這個晦昧朦胧的狀态本身正是某種處境的清楚不過的表現。恰巧七年前彥火先生訪問我時，談起這本書，記錄下一段話。我省力偷懶，就抄襲他寫的文字罷，因為他的也充得是我的，而我的何妨原是他的。
“這部選注是文學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已故鄭振铎先生要我幹的。因為我曾蒙他的同鄉前輩陳衍（石遺）先生等的過獎，（他）就有了一個印象，以為我喜歡宋詩。這部選本不很好；由于種種緣因，我以為可選的詩往往不能選進去，而我以為不必選的詩倒選進去了。隻有些評論和注解還算有價值[2]。不過，一切這類選本都帶些遷就和妥協。選詩很像有些學會之類選舉會長、理事等，有‘終身制’、‘分身制’。一首詩是曆來選本都選進的，你若不選，就惹起是非；一首詩是近年來其他選本都選的，要是你不選，人家也找岔子。正像上屆的會長和理事，這屆得保留名位；兄弟組織的會長和理事，本會也得拉上幾個作為裝點或‘統戰’。所以老是那幾首詩在曆代和同時各種選本裡出現。評選者的懶惰和懦怯或勢利，鞏固和擴大了作者的文名和詩名。這是構成文學史的一個小因素，也是文藝社會學裡一個有趣的問題”[3]。
當然，不論一個時代，或一個人，過去的形象經常适應現在的情況而被加工改造，曆史和回憶錄等有許多随時應變而改頭換面的好範例。我不想學搖身一變的魔術或自我整容的手術，所以這本書的“序”和選目一仍其舊，作為當時氣候的原來物證——更确切地說，作為當時我自己盡可能适應氣候的原來物證。
我隻補充幾句話。文學研究所成立時，我原是外國文學組的成員。鄭先生以所長而兼任中國古代文學組組長，把我“借調”過去，從此一“借”不複還，一“調”不再動。我選注宋詩，是單幹的，花了兩年工夫。在當時學術界的大氣壓力下，我企圖識時務，守規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聰明，稍微别出心裁。結果就像在兩個凳子的間隙裡坐了個落空，或宋代常語所謂“半間不架”。我個人學識上的缺陷和偏狹也産生了許多過錯，都不能歸咎于那時候意識形态的嚴峻戒律，我就不利用這個慣例的方便藉口了。
1988年1月于北京
***
[1]參看斯丹福《詩歌的各種敵人》（W.B.Stanford，EnemiesofPoetry）（倫敦：1980）63頁考論由于制造材料的局限，古代“鏡子”在希臘、羅馬著作裡往往成為錯誤糊塗觀感的比喻。
[2]最近看到胡頌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台灣：1984），20至21頁評及《宋詩選注》，對選目很不滿意，并認為迎合風氣，卻說：“注确實寫得不錯。”
[3]彥火《當代中國作家風貌續編》（香港：1982）64至65頁。
《宋詩選注》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1985年第五次重印後，我又作了些小小修訂，主要在注解裡。1987年出版社要第六次重印，但因舊版磨損，勢必全部新排，我就獲得機會，把修訂處補進書裡。同時，香港陳松齡先生建議由天地圖書公司也出版《宋詩選注》。多承負責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江秉祥先生慨然惠允，這本書得以在京港台三地分别印行。我很欣幸，并向江、陳兩位先生表示感謝。
陳先生還要我為港台版寫一篇序文。這本書在1958年出版，受到一些公開批判，還能繼續重印，已經曆了“三十年為一世”。它當初不夠趨時，但終免不了也付出趨時的代價——過時，隻能作為那個時期學術風氣的一種文獻了。假如文獻算得時代風貌和作者思想的鏡子，那末這本書比不上現在的清澈明亮的玻璃鏡，隻仿佛古代模糊黯淡的銅鏡，就像聖保羅的名言所謂：“鏡子裡看到的影像是昏暗的。”[1]它既沒有鮮明地反映當時學術界的“正确”指導思想，也不爽朗地顯露我個人在詩歌裡的衷心嗜好。也許這個晦昧朦胧的狀态本身正是某種處境的清楚不過的表現。恰巧七年前彥火先生訪問我時，談起這本書，記錄下一段話。我省力偷懶，就抄襲他寫的文字罷，因為他的也充得是我的，而我的何妨原是他的。
“這部選注是文學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已故鄭振铎先生要我幹的。因為我曾蒙他的同鄉前輩陳衍（石遺）先生等的過獎，（他）就有了一個印象，以為我喜歡宋詩。這部選本不很好；由于種種緣因，我以為可選的詩往往不能選進去，而我以為不必選的詩倒選進去了。隻有些評論和注解還算有價值[2]。不過，一切這類選本都帶些遷就和妥協。選詩很像有些學會之類選舉會長、理事等，有‘終身制’、‘分身制’。一首詩是曆來選本都選進的，你若不選，就惹起是非；一首詩是近年來其他選本都選的，要是你不選，人家也找岔子。正像上屆的會長和理事，這屆得保留名位；兄弟組織的會長和理事，本會也得拉上幾個作為裝點或‘統戰’。所以老是那幾首詩在曆代和同時各種選本裡出現。評選者的懶惰和懦怯或勢利，鞏固和擴大了作者的文名和詩名。這是構成文學史的一個小因素，也是文藝社會學裡一個有趣的問題”[3]。
當然，不論一個時代，或一個人，過去的形象經常适應現在的情況而被加工改造，曆史和回憶錄等有許多随時應變而改頭換面的好範例。我不想學搖身一變的魔術或自我整容的手術，所以這本書的“序”和選目一仍其舊，作為當時氣候的原來物證——更确切地說，作為當時我自己盡可能适應氣候的原來物證。
我隻補充幾句話。文學研究所成立時，我原是外國文學組的成員。鄭先生以所長而兼任中國古代文學組組長，把我“借調”過去，從此一“借”不複還，一“調”不再動。我選注宋詩，是單幹的，花了兩年工夫。在當時學術界的大氣壓力下，我企圖識時務，守規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聰明，稍微别出心裁。結果就像在兩個凳子的間隙裡坐了個落空，或宋代常語所謂“半間不架”。我個人學識上的缺陷和偏狹也産生了許多過錯，都不能歸咎于那時候意識形态的嚴峻戒律，我就不利用這個慣例的方便藉口了。
1988年1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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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看斯丹福《詩歌的各種敵人》（W.B.Stanford，EnemiesofPoetry）（倫敦：1980）63頁考論由于制造材料的局限，古代“鏡子”在希臘、羅馬著作裡往往成為錯誤糊塗觀感的比喻。
[2]最近看到胡頌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台灣：1984），20至21頁評及《宋詩選注》，對選目很不滿意，并認為迎合風氣，卻說：“注确實寫得不錯。”
[3]彥火《當代中國作家風貌續編》（香港：1982）64至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