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詩選注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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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子翚
劉子翚（1101—1147）字彥沖，自号病翁，崇安人，有《屏山全集》。
他也是位道學家或理學家，宋代最大的道學家朱熹就是他的門生。
批評家認為道學是“作詩第一對病”[1]，在講宋詩——還有明詩——的時候，也許應該提一下這個問題。
哲學家對詩歌的排斥和敵視在曆史上原是常事，西洋美學史一開頭就接觸到柏拉圖所謂“詩歌和哲學之間的舊仇宿怨”[2]，但是宋代道學家對詩歌的态度特别微妙。
程頤說：“作文害道”，文章是“俳優”；又說：“學詩用功甚妨事”，像杜甫的寫景名句都是“閑言語，道他做甚！”[3]輕輕兩句話變了成文的法律，吓得人家作不成詩文。
不但道學家像朱熹要說：“頃以多言害道，絕不作詩”[4]，甚至七十八天裡做一百首詩的陸遊也一再警告自己說：“文詞終與道相妨”，“文詞害道第一事，子能去之其庶幾！”[5]當然也有反駁的人[6]。
不過這種清規戒律根本上行不通。
詩依然一首又一首的作個無休無歇，妙的是歪詩惡詩反而因此增添，就出于反對作詩的道學家的手筆。
因為道學家還是手癢癢的要作幾首詩的，前門攆走的詩歌會從後窗裡爬進來，隻添了些狼狽的形狀。
就像程頤罷，他剛說完作詩“害事”，馬上引一首自己作的《謝王子真》七絕；又像朱熹罷，他剛說“絕不作詩”，忙忙“蓋不得已而言”的來了一首《讀〈大學〉〈誠意〉章有感》五古[7]。
也許這不算言行不符，因為道學家作的有時簡直不是詩。
形式上用功夫既然要“害道”，那末就可以粗制濫造，所謂：“自知無紀律，安得謂之詩？”[8]或者：“平生意思春風裡，信手題詩不用工。
”[9]内容抒情寫景既然是“閑言語”，那末就得借講道學的藉口來吟詩或者借吟詩的機會來講道學，遊玩的詩要根據《周禮》來肯定山水[10]，賞月的詩要發揮《易經》來否定月亮[11]，看海棠的詩要分析主觀嗜好和客觀事物[12]。
結果就像劉克莊所說：“近世貴理學而賤詩，間有篇詠，率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耳。
”[13]道學家要把宇宙和人生的一切現象安排總括起來，而在他的理論系統裡沒有文學的地位，那仿佛造屋千間，缺了一間；他排斥了文學而又去寫文學作品，那仿佛家裡有屋子千間而上鄰家去睡午覺；寫了文學作品而藉口說反正寫得不好，所以并沒有“害道”，那仿佛說自己隻在鄰居的屋檐下打個地鋪，并沒有升堂入室，所以還算得睡在家裡。
這樣，他自以為把矛盾統一了。
北宋中葉以後，道學家的聲勢愈來愈浩大；南宋前期雖然政府幾次三番下令禁止，并不能阻擋道學的流行和減削它的聲望。
不管道學家是無能力而寫不好詩或者是有原則的不寫好詩，他們那種迂腐粗糙的詩開了一個特殊風氣，影響到許多詩人。
有名的像黃庭堅、賀鑄、陸遊、辛棄疾還有劉克莊本人都寫了些“講義語錄之押韻者”，小家像吳錫疇、吳龍翰、陳傑、陳起、宋自适、毛珝、羅與之等等也是這樣[14]。
就像描摹道學家醜态的周密[15]也免不了寫這一類的詩[16]，甚至取個“草窗”的筆名，還是根據周敦頤和程颢等道學家不拔掉窗前野草的故事。
又像朱淑真這樣一位工愁善怨的女詩人，也有時候會在詩裡做出岸然道貌，放射出濃郁的“頭巾氣”[17]；有人講她是朱熹的侄女兒，那句查無實據的曆史傳說倒也不失為含有真理的文學批評。
假如一位道學家的詩集裡，“講義語錄”的比例還不大，肯容許些“閑言語”，他就算得道學家中間的大詩人，例如朱熹。
劉子翚卻是詩人裡的一位道學家，并非隻在道學家裡充個詩人。
他沾染“講義語錄”的習氣最少，就是講心理學倫理學的時候，也能夠用鮮明的比喻，使抽象的東西有了形象[18]。
極口鄙棄道學家作詩的人也不得不說：“臯比若道多陳腐，請誦屏山集裡詩。
”[19]他跟曾幾、呂本中、韓駒等人唱和，而并不學江西派，風格很明朗豪爽，尤其是那些憤慨國事的作品。
*** [1]鄭方坤《全閩詩話》卷四引謝肇淛《小草齋詩話》；參看胡應麟《詩薮》内編近體中論“儒生氣象一毫不得著詩，儒者語言一字不可入詩”。
[2]《理想國》第六百〇七乙。
[3]《二程遺書》卷十八《伊川語》四。
參看《伊川文集》卷五《答朱長文書》：“無用之贅言”；邵雍《擊壤集》卷十二《答人吟》：“林下閑言語，何須更問為？”卷十六《答甯秀才求詩吟》：“林下閑言語，何須要許多？”晁說之《晁氏客語》記石子殖說唐人詩是“無益語”；《皇朝文鑒》卷二十八呂大臨《送劉戶曹》：“文似相如反類俳”；楊簡《慈湖遺書》卷十五《家記》九批評杜甫韓愈“巧言”、“謬用其心”；又卷六《偶作》第二首：“咄哉韓子休污我！”第五首：“勿學唐人李杜癡！”（此數首亦誤入曹彥約《昌谷集》卷三《偶成》）李夢陽《空同子集》卷五十二《缶音序》、卷六十六《論學》上篇都有暗暗針對程頤批評杜甫的話而發的意見；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三申說《表記》裡“詞欲巧”的一節差不多針對楊簡的話而發，其實《文心雕龍·征聖》篇早引用《表記》那幾句話作為孔子“貴文之征”。
[4]《朱子大全》卷二《讀〈大學〉〈誠意〉章有感》；參看《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作詩間以數句适懷亦不妨”條、“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條等。
[5]《劍南詩稿》卷三十三《老學庵》、卷五十五《雜感》第四首。
陸遊那筆詩賬見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卷九十九《跋仲弟詩》；參看《劍南詩稿》卷三十九《五月初病體益輕偶書》：“三日無詩自怪衰”，又卷七十九《醉書》：“無詩三日卻堪憂”；陳著《本堂集》卷四十五《跋丁氏子詩後》：“近世陸放翁日課數詩，吾竊疑焉，姑置不敢議。
” [6]例如汪藻《浮溪集》卷十一《答吳知錄書》，林亦之《網山集》卷三《伊川子程子論》。
[7]參看《擊壤集》卷二十《首尾吟》解釋“堯夫非是愛吟詩”。
[8]《擊壤集》卷十二《答人吟》。
[9]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二引遊九言詩，《默齋遺稿》和《補遺》裡漏收。
[10]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遊鼓山》。
[11]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集》卷六《中秋有賦》。
[12]洪邁《夷堅三志》巳九《傅夢泉》條：“吾愛與吾惡，海棠自海棠。
” [13]《後村大全集》卷一百十一《吳恕齋詩稿跋》，參看卷九十四《竹溪詩序》，又吳泳《鶴林集》卷二十八《與魏鶴山第三書》。
[14]宋代金履祥的道學詩選《濂洛風雅》在道學家以外隻收了三位詩人：曾幾、呂本中、趙蕃；趙蕃就是朱熹《語類》卷一百零四所說“好作詩，與語道理如水投石”的趙昌父。
[15]《齊東野語》卷十一、《癸辛雜識》續集卷上；據陸心源《儀顧堂續跋》卷十一，反對道學是周密家裡祖孫相傳的門風，參看黃式三《儆居集·讀子集》卷二《讀周氏雅談·野語》。
[16]《草窗韻語》卷六《藏書示兒》。
[17]《斷腸詩集》卷十《自責》第一首、《後集》卷四《新冬》、卷六《賀人移學東軒》。
[18]例如《屏山全集》卷十三《讀〈平險銘〉寄李漢老》。
[19]焦袁熹《此木軒詩》卷十《閱宋人詩集》第十一首。
江上 江上潮來浪薄[1]天，隔江寒樹晚生煙。
北風三日無人渡，寂寞沙頭一簇船。
*** [1]逼近。
策杖 策杖農家去，蕭條絕四鄰。
空田依垅[1]峻，斷藁[2]布窠[3]勻。
地薄惟供稅，年豐尚苦貧。
平生飽官粟，愧爾力耕人。
*** [1]土墩子或者堤岸。
補注：戴鴻森同志指出，“垅”當解作田埂，“峻”謂“整修得斬齊”。
[2]稻草。
[3]“布”等于鋪，“窠”指矮小的住房。
汴京紀事[1] 帝城王氣雜妖氛，胡虜何知屢易君！猶有太平遺老在，時時灑淚向南雲[2]。
聯翩漕舸入神州，梁主經營授宋休；一自胡兒來飲馬，春波惟見斷冰流[3]。
内苑珍林蔚绛霄，圍城不複禁刍荛；舳舻歲歲銜清汴，才足都人幾炬燒[4]。
空嗟覆鼎誤前朝，骨朽人間罵未銷。
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風楊柳太師橋[5]。
辇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衣檀闆無顔色，一曲當時動帝王[6]。
*** [1]原有二十首，在南宋極為傳誦，《宣和遺事》前集裡就引了一首，後集裡引了三首。
從語氣看來，這是事過境遷，感慨靖康之變，而且設想汴梁在淪陷中的景象。
參看《屏山全集》卷十七《北風》：“淮山已隔胡塵斷，汴水猶穿故苑來。
”跟前面所選呂本中《兵亂後雜詩》的情緒和手法都不相同。
[2]這首慨歎宋高宗抛棄了“祖宗二百年基業”的汴京，而甘心在南方苟安；汴梁在建炎四年最後給金人占領，成為金國的南京。
第二、三、四句的意思是：“胡虜”不懂“忠君愛國”的道理，屢次“易君”也不在乎，而淪陷區的北宋“遺老”可就不同，還一心向往南宋。
補注：戴鴻森同志指出“易君”是說金人“無知”妄作，先後立張邦昌、劉豫為傀儡之“君”。
注〔4〕。
戴鴻森同志指出，“禦清汴”的“禦”字須補注；《禮記·王制》：“千裡之内以為禦”，《疏》：“進禦所須”。
[3]“神州”指汴京；梁太祖朱溫開平元年把原來的汴州升作東都，北宋繼承了作為首都東京。
北宋江淮一帶錢糧運解進京的主要水道是汴河。
[4]宋徽宗派官吏四面八方去搜采奇花異石，運到汴梁；程俱《采石賦》說：“山戶蟻集，篙師雲屯，輸萬金之重載，走千裡于通津”（《北山小集》卷十二），鄧肅《花石詩》自序說：“根莖之細，塊石之微，挽舟而來，動數千裡。
”（曹庭棟《宋百家詩存》卷八）這就是攪得人民破家喪命、雞犬不甯的“花石綱”，劉子翚《遊朱勔家園》詩所謂：“樓船載花石，裡巷無袴襦。
”（《屏山全集》卷十）參看龔明之《中吳紀聞》卷六“朱氏盛衰”條。
宋徽宗把這些花石聚集起來，造了個“窮極巧妙”的萬歲山，一名艮嶽，裡面最雄壯富麗的建築物叫绛霄樓。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汴梁被圍，人民從萬歲山上打下石塊來當炮石去抵擋敵兵；到十二月底，汴梁城破，天冷多雪，人民沒柴燒，就把萬歲山的房屋拆毀，竹木統統砍掉（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靖康中帙》卷四十一、卷四十七、卷四十八）。
“銜”是接二連三的意思。
當時人描寫艮嶽的景物以及遭亂後的破敗，可看宋徽宗所作《艮嶽記》、曹組和李質“奉敕”所作《艮嶽賦》和《百詠詩》（王明清《揮麈後錄》卷二載）、僧祖秀所作《華陽宮記》（王稱《東都事略》卷一百六載）。
[5]“覆鼎”出于《易經》裡《鼎》卦的爻辭，指誤事失職的大臣，這裡指官封“太傅楚國公”的王黼和官封“太師魯國公”的蔡京這兩個禍國殃民的權奸。
他們在汴梁都有周圍幾裡的大住宅，不過蔡京的住宅早在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八日燒掉（《三朝北盟會編·靖康中帙》卷六、卷四十七，周《清波别志》卷下），所以說“太師橋”，表示隻是個遺址。
[6]這首講宋徽宗寵愛的妓女李師師（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四）。
她走紅的時候，是周邦彥、晁沖之等詩人詞人歌詠的對象（《片玉詞》卷上《少年遊感舊》，《具茨先生詩集》卷十三《都下追感往昔因成二首》；至于張先和秦觀所歌詠的師師，那是另一個人，參看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十七）。
宋無名氏的《李師師外傳》說汴梁城破以後，她不肯屈身金人，吞簪自殺。
不過據這首詩以及《三朝北盟會編·靖康中帙》卷五、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八等看來，靖康元年正月宋政府抄沒了她的家私以後，她就逃亡流落在湖南、浙江等地方。
楊萬裡 楊萬裡（1127—1206）字廷秀，自号誠齋，吉水人，有《誠齋集》。
南宋時所推重的“中興四大詩人”是尤袤、楊萬裡、範成大和陸遊四位互相佩服的朋友；楊和陸的聲名尤其大，俨然等于唐詩裡的李白和杜甫[1]。
不過，十個指頭也有長短，同時齊名的兩位作家像李白和杜甫、元稹和白居易慢慢的總會分出個高低。
宋代以後，楊萬裡的讀者不但遠少于陸遊的，而且比起範成大的來也數目上不如[2]。
在當時，楊萬裡卻是詩歌轉變的主要樞紐，創辟了一種新鮮潑辣的寫法，襯得陸和範的風格都保守或者穩健。
因此嚴羽《滄浪詩話》的《詩體》節裡隻舉出“楊誠齋體”，沒說起“陸放翁體”或“範石湖體”。
楊萬裡的創作經曆見于《江湖集》和《荊溪集》的自序[3]。
據他說，他最初學江西派，後來學王安石的絕句，又轉而學晚唐人的絕句，最後“忽若有悟”，誰也不學，“步後園，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萬象畢來，獻餘詩材”，從此作詩非常容易。
同時人也贊歎他的“活法”、他的“死蛇弄活”和“生擒活捉”的本領[4]。
這一段話可以分三方面來申說。
第一，楊萬裡和
他也是位道學家或理學家，宋代最大的道學家朱熹就是他的門生。
批評家認為道學是“作詩第一對病”[1]，在講宋詩——還有明詩——的時候，也許應該提一下這個問題。
哲學家對詩歌的排斥和敵視在曆史上原是常事，西洋美學史一開頭就接觸到柏拉圖所謂“詩歌和哲學之間的舊仇宿怨”[2]，但是宋代道學家對詩歌的态度特别微妙。
程頤說：“作文害道”，文章是“俳優”；又說：“學詩用功甚妨事”，像杜甫的寫景名句都是“閑言語，道他做甚！”[3]輕輕兩句話變了成文的法律，吓得人家作不成詩文。
不但道學家像朱熹要說：“頃以多言害道，絕不作詩”[4]，甚至七十八天裡做一百首詩的陸遊也一再警告自己說：“文詞終與道相妨”，“文詞害道第一事，子能去之其庶幾！”[5]當然也有反駁的人[6]。
不過這種清規戒律根本上行不通。
詩依然一首又一首的作個無休無歇，妙的是歪詩惡詩反而因此增添，就出于反對作詩的道學家的手筆。
因為道學家還是手癢癢的要作幾首詩的，前門攆走的詩歌會從後窗裡爬進來，隻添了些狼狽的形狀。
就像程頤罷，他剛說完作詩“害事”，馬上引一首自己作的《謝王子真》七絕；又像朱熹罷，他剛說“絕不作詩”，忙忙“蓋不得已而言”的來了一首《讀〈大學〉〈誠意〉章有感》五古[7]。
也許這不算言行不符，因為道學家作的有時簡直不是詩。
形式上用功夫既然要“害道”，那末就可以粗制濫造，所謂：“自知無紀律，安得謂之詩？”[8]或者：“平生意思春風裡，信手題詩不用工。
”[9]内容抒情寫景既然是“閑言語”，那末就得借講道學的藉口來吟詩或者借吟詩的機會來講道學，遊玩的詩要根據《周禮》來肯定山水[10]，賞月的詩要發揮《易經》來否定月亮[11]，看海棠的詩要分析主觀嗜好和客觀事物[12]。
結果就像劉克莊所說：“近世貴理學而賤詩，間有篇詠，率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耳。
”[13]道學家要把宇宙和人生的一切現象安排總括起來，而在他的理論系統裡沒有文學的地位，那仿佛造屋千間，缺了一間；他排斥了文學而又去寫文學作品，那仿佛家裡有屋子千間而上鄰家去睡午覺；寫了文學作品而藉口說反正寫得不好，所以并沒有“害道”，那仿佛說自己隻在鄰居的屋檐下打個地鋪，并沒有升堂入室，所以還算得睡在家裡。
這樣，他自以為把矛盾統一了。
北宋中葉以後，道學家的聲勢愈來愈浩大；南宋前期雖然政府幾次三番下令禁止，并不能阻擋道學的流行和減削它的聲望。
不管道學家是無能力而寫不好詩或者是有原則的不寫好詩，他們那種迂腐粗糙的詩開了一個特殊風氣，影響到許多詩人。
有名的像黃庭堅、賀鑄、陸遊、辛棄疾還有劉克莊本人都寫了些“講義語錄之押韻者”，小家像吳錫疇、吳龍翰、陳傑、陳起、宋自适、毛珝、羅與之等等也是這樣[14]。
就像描摹道學家醜态的周密[15]也免不了寫這一類的詩[16]，甚至取個“草窗”的筆名，還是根據周敦頤和程颢等道學家不拔掉窗前野草的故事。
又像朱淑真這樣一位工愁善怨的女詩人，也有時候會在詩裡做出岸然道貌，放射出濃郁的“頭巾氣”[17]；有人講她是朱熹的侄女兒，那句查無實據的曆史傳說倒也不失為含有真理的文學批評。
假如一位道學家的詩集裡，“講義語錄”的比例還不大，肯容許些“閑言語”，他就算得道學家中間的大詩人，例如朱熹。
劉子翚卻是詩人裡的一位道學家，并非隻在道學家裡充個詩人。
他沾染“講義語錄”的習氣最少，就是講心理學倫理學的時候，也能夠用鮮明的比喻，使抽象的東西有了形象[18]。
極口鄙棄道學家作詩的人也不得不說：“臯比若道多陳腐，請誦屏山集裡詩。
”[19]他跟曾幾、呂本中、韓駒等人唱和，而并不學江西派，風格很明朗豪爽，尤其是那些憤慨國事的作品。
*** [1]鄭方坤《全閩詩話》卷四引謝肇淛《小草齋詩話》；參看胡應麟《詩薮》内編近體中論“儒生氣象一毫不得著詩，儒者語言一字不可入詩”。
[2]《理想國》第六百〇七乙。
[3]《二程遺書》卷十八《伊川語》四。
參看《伊川文集》卷五《答朱長文書》：“無用之贅言”；邵雍《擊壤集》卷十二《答人吟》：“林下閑言語，何須更問為？”卷十六《答甯秀才求詩吟》：“林下閑言語，何須要許多？”晁說之《晁氏客語》記石子殖說唐人詩是“無益語”；《皇朝文鑒》卷二十八呂大臨《送劉戶曹》：“文似相如反類俳”；楊簡《慈湖遺書》卷十五《家記》九批評杜甫韓愈“巧言”、“謬用其心”；又卷六《偶作》第二首：“咄哉韓子休污我！”第五首：“勿學唐人李杜癡！”（此數首亦誤入曹彥約《昌谷集》卷三《偶成》）李夢陽《空同子集》卷五十二《缶音序》、卷六十六《論學》上篇都有暗暗針對程頤批評杜甫的話而發的意見；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三申說《表記》裡“詞欲巧”的一節差不多針對楊簡的話而發，其實《文心雕龍·征聖》篇早引用《表記》那幾句話作為孔子“貴文之征”。
[4]《朱子大全》卷二《讀〈大學〉〈誠意〉章有感》；參看《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作詩間以數句适懷亦不妨”條、“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條等。
[5]《劍南詩稿》卷三十三《老學庵》、卷五十五《雜感》第四首。
陸遊那筆詩賬見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卷九十九《跋仲弟詩》；參看《劍南詩稿》卷三十九《五月初病體益輕偶書》：“三日無詩自怪衰”，又卷七十九《醉書》：“無詩三日卻堪憂”；陳著《本堂集》卷四十五《跋丁氏子詩後》：“近世陸放翁日課數詩，吾竊疑焉，姑置不敢議。
” [6]例如汪藻《浮溪集》卷十一《答吳知錄書》，林亦之《網山集》卷三《伊川子程子論》。
[7]參看《擊壤集》卷二十《首尾吟》解釋“堯夫非是愛吟詩”。
[8]《擊壤集》卷十二《答人吟》。
[9]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二引遊九言詩，《默齋遺稿》和《補遺》裡漏收。
[10]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卷一《遊鼓山》。
[11]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集》卷六《中秋有賦》。
[12]洪邁《夷堅三志》巳九《傅夢泉》條：“吾愛與吾惡，海棠自海棠。
” [13]《後村大全集》卷一百十一《吳恕齋詩稿跋》，參看卷九十四《竹溪詩序》，又吳泳《鶴林集》卷二十八《與魏鶴山第三書》。
[14]宋代金履祥的道學詩選《濂洛風雅》在道學家以外隻收了三位詩人：曾幾、呂本中、趙蕃；趙蕃就是朱熹《語類》卷一百零四所說“好作詩，與語道理如水投石”的趙昌父。
[15]《齊東野語》卷十一、《癸辛雜識》續集卷上；據陸心源《儀顧堂續跋》卷十一，反對道學是周密家裡祖孫相傳的門風，參看黃式三《儆居集·讀子集》卷二《讀周氏雅談·野語》。
[16]《草窗韻語》卷六《藏書示兒》。
[17]《斷腸詩集》卷十《自責》第一首、《後集》卷四《新冬》、卷六《賀人移學東軒》。
[18]例如《屏山全集》卷十三《讀〈平險銘〉寄李漢老》。
[19]焦袁熹《此木軒詩》卷十《閱宋人詩集》第十一首。
江上 江上潮來浪薄[1]天，隔江寒樹晚生煙。
北風三日無人渡，寂寞沙頭一簇船。
*** [1]逼近。
策杖 策杖農家去，蕭條絕四鄰。
空田依垅[1]峻，斷藁[2]布窠[3]勻。
地薄惟供稅，年豐尚苦貧。
平生飽官粟，愧爾力耕人。
*** [1]土墩子或者堤岸。
補注：戴鴻森同志指出，“垅”當解作田埂，“峻”謂“整修得斬齊”。
[2]稻草。
[3]“布”等于鋪，“窠”指矮小的住房。
汴京紀事[1] 帝城王氣雜妖氛，胡虜何知屢易君！猶有太平遺老在，時時灑淚向南雲[2]。
聯翩漕舸入神州，梁主經營授宋休；一自胡兒來飲馬，春波惟見斷冰流[3]。
内苑珍林蔚绛霄，圍城不複禁刍荛；舳舻歲歲銜清汴，才足都人幾炬燒[4]。
空嗟覆鼎誤前朝，骨朽人間罵未銷。
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風楊柳太師橋[5]。
辇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衣檀闆無顔色，一曲當時動帝王[6]。
*** [1]原有二十首，在南宋極為傳誦，《宣和遺事》前集裡就引了一首，後集裡引了三首。
從語氣看來，這是事過境遷，感慨靖康之變，而且設想汴梁在淪陷中的景象。
參看《屏山全集》卷十七《北風》：“淮山已隔胡塵斷，汴水猶穿故苑來。
”跟前面所選呂本中《兵亂後雜詩》的情緒和手法都不相同。
[2]這首慨歎宋高宗抛棄了“祖宗二百年基業”的汴京，而甘心在南方苟安；汴梁在建炎四年最後給金人占領，成為金國的南京。
第二、三、四句的意思是：“胡虜”不懂“忠君愛國”的道理，屢次“易君”也不在乎，而淪陷區的北宋“遺老”可就不同，還一心向往南宋。
補注：戴鴻森同志指出“易君”是說金人“無知”妄作，先後立張邦昌、劉豫為傀儡之“君”。
注〔4〕。
戴鴻森同志指出，“禦清汴”的“禦”字須補注；《禮記·王制》：“千裡之内以為禦”，《疏》：“進禦所須”。
[3]“神州”指汴京；梁太祖朱溫開平元年把原來的汴州升作東都，北宋繼承了作為首都東京。
北宋江淮一帶錢糧運解進京的主要水道是汴河。
[4]宋徽宗派官吏四面八方去搜采奇花異石，運到汴梁；程俱《采石賦》說：“山戶蟻集，篙師雲屯，輸萬金之重載，走千裡于通津”（《北山小集》卷十二），鄧肅《花石詩》自序說：“根莖之細，塊石之微，挽舟而來，動數千裡。
”（曹庭棟《宋百家詩存》卷八）這就是攪得人民破家喪命、雞犬不甯的“花石綱”，劉子翚《遊朱勔家園》詩所謂：“樓船載花石，裡巷無袴襦。
”（《屏山全集》卷十）參看龔明之《中吳紀聞》卷六“朱氏盛衰”條。
宋徽宗把這些花石聚集起來，造了個“窮極巧妙”的萬歲山，一名艮嶽，裡面最雄壯富麗的建築物叫绛霄樓。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汴梁被圍，人民從萬歲山上打下石塊來當炮石去抵擋敵兵；到十二月底，汴梁城破，天冷多雪，人民沒柴燒，就把萬歲山的房屋拆毀，竹木統統砍掉（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靖康中帙》卷四十一、卷四十七、卷四十八）。
“銜”是接二連三的意思。
當時人描寫艮嶽的景物以及遭亂後的破敗，可看宋徽宗所作《艮嶽記》、曹組和李質“奉敕”所作《艮嶽賦》和《百詠詩》（王明清《揮麈後錄》卷二載）、僧祖秀所作《華陽宮記》（王稱《東都事略》卷一百六載）。
[5]“覆鼎”出于《易經》裡《鼎》卦的爻辭，指誤事失職的大臣，這裡指官封“太傅楚國公”的王黼和官封“太師魯國公”的蔡京這兩個禍國殃民的權奸。
他們在汴梁都有周圍幾裡的大住宅，不過蔡京的住宅早在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八日燒掉（《三朝北盟會編·靖康中帙》卷六、卷四十七，周《清波别志》卷下），所以說“太師橋”，表示隻是個遺址。
[6]這首講宋徽宗寵愛的妓女李師師（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四）。
她走紅的時候，是周邦彥、晁沖之等詩人詞人歌詠的對象（《片玉詞》卷上《少年遊感舊》，《具茨先生詩集》卷十三《都下追感往昔因成二首》；至于張先和秦觀所歌詠的師師，那是另一個人，參看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十七）。
宋無名氏的《李師師外傳》說汴梁城破以後，她不肯屈身金人，吞簪自殺。
不過據這首詩以及《三朝北盟會編·靖康中帙》卷五、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八等看來，靖康元年正月宋政府抄沒了她的家私以後，她就逃亡流落在湖南、浙江等地方。
楊萬裡 楊萬裡（1127—1206）字廷秀，自号誠齋，吉水人，有《誠齋集》。
南宋時所推重的“中興四大詩人”是尤袤、楊萬裡、範成大和陸遊四位互相佩服的朋友；楊和陸的聲名尤其大，俨然等于唐詩裡的李白和杜甫[1]。
不過，十個指頭也有長短，同時齊名的兩位作家像李白和杜甫、元稹和白居易慢慢的總會分出個高低。
宋代以後，楊萬裡的讀者不但遠少于陸遊的，而且比起範成大的來也數目上不如[2]。
在當時，楊萬裡卻是詩歌轉變的主要樞紐，創辟了一種新鮮潑辣的寫法，襯得陸和範的風格都保守或者穩健。
因此嚴羽《滄浪詩話》的《詩體》節裡隻舉出“楊誠齋體”，沒說起“陸放翁體”或“範石湖體”。
楊萬裡的創作經曆見于《江湖集》和《荊溪集》的自序[3]。
據他說，他最初學江西派，後來學王安石的絕句，又轉而學晚唐人的絕句，最後“忽若有悟”，誰也不學，“步後園，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萬象畢來，獻餘詩材”，從此作詩非常容易。
同時人也贊歎他的“活法”、他的“死蛇弄活”和“生擒活捉”的本領[4]。
這一段話可以分三方面來申說。
第一，楊萬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