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詩選注 三

關燈
呂南公 呂南公(生年死年不詳)字次儒,南城人,有《灌園集》。

    是曾鞏的朋友,極推重韓愈。

    跟他同鄉李觏都是科舉不得意的,詩的風格也有點相近。

     老樵 何山老翁鬓垂雪,擔負樵蘇清曉發。

    城門在望來路長,樵重身羸如疲鼈。

    皮枯亦複汗淋瀝[1],步強[2]遙聞氣嗚咽。

    同行壯俊常後追,體倦心煩未容歇。

    街東少年殊傲岸,和袖高扉[3]厲聲喚。

    低眉索價退聽言,移刻才蒙酬與半。

    納樵收值不敢緩,病婦倚門待朝爨[4]。

     *** [1]枯皮也榨得汗出。

     [2]勉強趕路。

     [3]兩手籠在袖子裡,在大門口一站。

     [4]音“竄”,燒飯;意思說等米下鍋。

    “街東少年”和老樵家裡的“病婦”兩人各站在門口等他來,是個刺眼的對照。

     勿願壽 勿願壽,壽不利貧隻利富。

    君不見:生平龌龊南鄰翁,绮纨合雜歌鼓雄,子孫奢華百事便,死後祭葬如王公;西家老人曉稼穑,白發空多短衣食,兒孱妻病盆甑幹,靜卧藜床冷無席[1]。

     *** [1]從“龌龊”兩字看來,這首詩也是“賈客樂”的用意,而從《西遊記》第四十四回所謂不是“長壽”而是“長受罪”這個新角度去寫。

     晁端友 晁端友(生年死年不詳)字君成,巨野人。

    他的遺集共收了三百六十首詩,現在已經散失了。

    蘇轼和黃庭堅都很稱贊他[1],下面一首是宋代傳誦的。

     *** [1]《東坡集》卷二十四《晁君成詩集引》,《東坡續集》卷五《與晁君成簡》,《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三《晁君成墓志銘》。

     宿濟州西門外旅館[1] 寒林殘日欲栖烏,壁裡青燈乍有無[2]。

    小雨愔愔人假[3]寐,卧聽疲[4]馬齧殘刍。

     *** [1]見呂祖謙《皇朝文鑒》卷二十八。

    濟州就是巨野。

     [2]忽明忽滅。

     [3]晁端友的外孫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上引了這首詩,“假”字作“不”。

     [4]《石林詩話》卷上,“疲”字作“羸”。

     蘇轼 蘇轼(1037—1101)字子瞻,自号東坡居士,眉山人,有《東坡集》、《後集》、《續集》。

    他一向被推為宋代最偉大的文人,在散文、詩、詞各方面都有極高的成就。

    他批評吳道子的畫,曾經說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1]。

    從分散在他著作裡的詩文評看來,這兩句話也許可以現成的應用在他自己身上,概括他在詩歌裡的理論和實踐。

    後面一句說“豪放”要耐人尋味,并非發酒瘋似的胡鬧亂嚷[2]。

    前面一句算得“豪放”的定義,用蘇轼所能了解的話來說,就是:“從心所欲,不逾矩”;用近代術語來說,就是:自由是以規律性的認識為基礎,在藝術規律的容許之下,創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動[3]。

    這正是蘇轼所一再聲明的,作文該像“行雲流水”或“泉源湧地”那樣的自在活潑,可是同時候很謹嚴的“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4]。

    李白以後,古代大約沒有人趕得上蘇轼這種“豪放”。

     他在風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豐富、新鮮和貼切,而且在他的詩裡還看得到宋代講究散文的人所謂“博喻”[5]或者西洋人所稱道的沙士比亞式的比喻[6],一連串把五花八門的形象來表達一件事物的一個方面或一種狀态。

    這種描寫和襯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舊小說裡講的“車輪戰法”,連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應接不暇,本相畢現,降伏在詩人的筆下。

    在中國散文家裡,蘇轼所喜歡的莊周和韓愈就都用這個手法;例如莊周的《天運》篇連用“刍狗已陳”、“舟行陸、車行水”、“猿狙衣服”、“桔槔”、“柤梨橘柚”、“醜人學西施”六個比喻來說明不合時宜這一點,韓愈的《送石處士序》連用“河決下流”、“驷馬駕輕車就熟路”、“燭照”、“數計”、“龜蔔”五個比喻來表示議論和識見的明快這一點。

    在中國詩歌裡,《詩經》每每有這種寫法,像《國風》的《柏舟》連用鏡、石、席三個形象來跟心情參照,《小雅》的《斯幹》連說“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翚斯飛”來形容建築物線條的整齊挺聳。

    唐代算韓愈的詩裡這類比喻最多,例如《送無本師》先有“蛟龍弄角牙”等八句四個比喻來講詩膽的潑辣,又有“蜂蟬碎錦缬”等四句四個比喻來講詩才的秀拔,或像《岣嵝山》裡“科鬥拳身薤倒披”等兩句四個比喻來講字體的奇怪。

    但是我們試看蘇轼的《百步洪》第一首裡寫水波沖瀉的一段:“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四句裡七種形象,錯綜利落,襯得《詩經》和韓愈的例子都呆闆滞鈍了。

    其他像《石鼓歌》裡用六種形象來講“時得一二遺八九”,《讀孟郊詩》第一首裡用四種形象來講“佳處時一遭”,都是例證。

    詞裡像賀鑄《青玉案》的有名結句把“煙草”、“風絮”、“黃梅雨”三者來比“閑愁”,就是“博喻”的佳例,最突出的是嫁名謝逸的《花心動·閨情》用“風裡楊花”等九物來比好事不成(《全宋詞》652頁)。

    上古理論家早已著重詩歌語言的形象化,很注意比喻[7];在這一點上,蘇轼充分滿足了他們的要求。

     蘇轼的主要毛病是在詩裡鋪排古典成語,所以批評家嫌他“用事博”、“見學矣然似絕無才”、“事障”、“如積薪”、“窒、積、蕪”、“獺祭”[8],而袒護他的人就贊他對“故實小說”和“街談巷語”,都能夠“入手便用,似神仙點瓦礫為黃金”[9]。

    他批評過孟浩然的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無材料”[10],這句話恰恰透露出他自己的偏向和弱點。

    同時,這種批評,正像李清照對秦觀的詞的批評:“專主情緻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态”[11],都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在那種創作風氣裡古典成語的比重。

     不用說,箋注家紛紛給這種詩吸引。

    在北宋早有趙次公等五家注的蘇詩,南宋到清又陸續添了十多家的注本,王文诰的誇大噜而絕少新見的《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在清代中葉做了些總結工作;其他像沈欽韓的《蘇詩查注補正》和張道的《蘇亭詩話》卷五都算得規模比較大的增補。

    最可惜的是陸遊沒有肯替蘇轼的詩集作注[12],這跟杜甫和李白的“樽酒細論文”沒有記錄一樣[13],是文學史上的大憾事。

     *** [1]《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六十《書吳道子畫後》。

     [2]《津逮秘書》本《東坡題跋》卷三《評杜默